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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进步团体;成立时的21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师赞赏,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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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德智体三个方面综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识水平,当年就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问题是,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竟如此密不可分,结成一体。
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
终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
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
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
;极力主张“身心并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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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
;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
他这种探究大本大源思想的另一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
,而得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认为宇宙间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
“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①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这所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
毕业之后,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去向问题,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
必须走出湖南,到
①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6页、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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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外发展成为事实。
毛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
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
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
;“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
①
他带着这些新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回的主观与客观形势,就同八年之前的辛亥革命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领导的核心,自己成为学生运动随后成为驱张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克服抵抗”的革命活动,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思想。这时,
①《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1919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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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那些纯粹思辨的东西,冥思苦想的抽象问题,“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等等,统统不见了,而让位于当前现实的斗争和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
《湘江评论》开始克服唯心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
;那时候的出版物,“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办学堂”
、“办自治”
、“请开议会”成风,“多半凑热闹而已”
;“人入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事实和真理”
,“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
《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
“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
,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
从而对“大本大源”
的认识,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时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杀,一连写了十篇文章。
这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经历:博士论文充满黑格尔唯心主义,毕业时主要想当大学教授,遇上政府反动议会的阻挠后,他转到报刊工作,从而接触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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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际问题。投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洪流后,唯心主义就随之克服了。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
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400多个“救国十人团”
,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只要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
“小人”
,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
,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
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
、“贫富阶级”
、“强弱阶级”
;“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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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
,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
,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
,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藐视张敬尧的专横残暴,不为几万“北兵”所慑服;他们手无寸铁,敢于“秀才造反”。
三个驱张代表团成员秘密离开长沙,北上南下东去,毛为首的学会20个左右会员是三个团的骨干力量,他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隔一年多,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图书馆小职员,而是为民请命的湖南30万人民的代表;不仅出入新华门,还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
“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湖南败走。
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
、“最重大”的问题。
这反映在1921年学会新年会议时提出的三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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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当前从何着手。
1920年初,他同学会会员通信中虽然谈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
,但在《湘江评论》已达到的基础上,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进中。
驱张运动进行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
(随后迁到长沙)
,着手研究驱张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纲,而重点在“废督”
,即如何避免政权继续被军阀控制。毛泽东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相同的看法:当前中国形势,总的解决无望,“不能由总处下手”
,但可以“由分处下手”。
如湖南、广东这类地方,利用“地方自治”这种口号,脱离北京政府管辖,推行真正的“民治”
,可望造成较好的环境。在上海停留时,他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①上,认为这是湖南“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绝好机会。
关于地方自治,当年孙中山、梁启超和不少地方军阀都曾热衷宣传,不过由谁领导,靠谁来办,要达到何种目的,则各持所见。张敬尧败走之后,湖南一时呈现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辏У摹八秤γ袂椤�
,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运动”
,这是同以上三种“地方自治”绝然不同的新的民主运
①两文题名《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前者刊1920年1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前内容提要为“废督的绝好机会”
、“湖南人努力”。后者刊1月18日该报,此文又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为题刊5月16日出版的《天问》第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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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此为题,他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纵论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且提出“门罗主义”和“湖南共和国”这样极端的口号,以示脱离北京政府的决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显出作者当时存有的某种愿望,推动这种运动,不失为促进“全国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
另一方面,则从国情出发,认为中国还远不具备俄国“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
他透彻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尔什维主义,有战败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有列宁百万党员”)
,十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起而响应。因此,中国要求得“根本解决”
,首先要造主义,造党,从而唤起劳农群众。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同头一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对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