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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经过他的认可，更宣称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了。
早在１９２１年１月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他是为探索解决国家、社会和人生问题去寻找思想武器，从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
１９２０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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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０３
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和最后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研究社会和改造世界，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行的，办不好事的。问题在“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
，而且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执著于这四个字，他的伟大功绩和晚年悲剧，都同这四个字分不开。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
有一些曾被认为是无可非议或很少怀疑的命题，如“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
，“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等等。究竟对不对？
是绝对正确、基本正确还是部分正确，在什么范围之内说才正确，甚至并不正确？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内容是无比丰富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技术、宗教、民族，等等，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发展的规律，也各有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阶级斗争决不能将之全部包括或替代。
如自然科学的创造和发展，同激烈的阶级斗争恐怕基本是成反比的，战争年代就严重影响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如此，它们都有赖于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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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社会的稳定。何况有些问题，并不能用阶级斗争就能完全解释清楚，如民族、氏族、家族问题，宗教、宗派、教派问题，整个国家利益、国家联盟利益等问题（包括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
，就是如此。毛泽东善于抓事物的要害和本质，但是也往往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顾或轻视事物的丰富性、多样性。我们过去理解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是局限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我们自己经历的历史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基本上只在革命时期起主导作用，和平时期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但决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来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前进。今后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在和平与发展的范围内，在和平竞争范围内，在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过去长达２０年的“左”
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说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夸大了革命年代的经验，也曲解了马克思、列宁的有关理论或者将它当作了教条。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观点，在马恩列的原著中，也并不是前后一致或无可探讨之处的。
回顾这２０年来发生的事变，理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者密不可分。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外壳。两个理论构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主体内容。围绕这两个理论，毛泽东晚年还有其他一系列有关的观点和思想，可举出如下各项：１。
关于政治同经济、精神同物质、革命同生产、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长期艰苦的物质环境与战争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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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起来的一个主要经验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依靠政治觉悟、思想教育，引发高昂的革命热情、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江西如此，长征如此，延安如此，从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力量、精神力量被认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林彪手摇红宝书，称为精神原子弹）。这种思维习惯化成理论认识，当然也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１９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深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土壤实际上还存在，并没有随着土改完成而消失，毛泽东却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民内外敌人只剩下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将一切他认为同社会主义相抗衡的不利的因素，都归入这个范畴。因此，５０年代以来，一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脱离历史与时代的具体情况，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等等的对立，统统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上阶级烙印”。这样一来，百家争鸣实际上不过是两家争鸣。而且总是认为，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似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而是政治，是大公无私，是一心为革命。认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斗私批修”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作用在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服务、促进各项工作的，因而也是无所不在的，不可或缺的。可是，片面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甚至无限夸大，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
比起发展生产力来，毛泽东对改变生产关系有更大的兴趣。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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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①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他总是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经常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他认为，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他号召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他还肯定了林彪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说法；１９６６年初，在全军政工会议文件中全面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整套意见：“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
中央随即发出这个文件，说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等等荒谬口号，他都赞许过。他把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个体副业、长途贩运等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打击；经济利益、物质力量、经济规律，乃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奖金制度等作用，被一再贬斥，完全不重视用经济手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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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去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如此过分夸大政治对经济、神精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样用精神转化物质，用政治代替经济，用革命贬低科学，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唯意志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可以用人的意志来创造的，而不认为主观能动性是对客观规律、客观可能性的认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和被客观环境决定的。
２。
关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平衡和不平衡、破与立、乱与治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它的核心——“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这是须作专门研究的学术问题；这里只是就其在实践中造成重大影响的这几个观点，作些粗浅论述。
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动”与“斗”
，是毛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直言不讳：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无所不在。这可说是其斗争哲学的核心。他认为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这样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从而导致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认为世界事物无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
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之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以致最后实际否认同一性，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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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性了。毛晚年常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不斗则修，不斗则垮”
；８０高龄仍在说：“斗则进，不斗则退”
；“八亿人口，不斗行么？”。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这也是产生于中国——封建主义历史悠久的农民大国的独特经验）
，为实践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只要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人多势众，力量大，见效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而且认为政治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灭个人（小我）
、重集体（大我）的最好途径。从而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洗脑筋，换思想，受教育。这也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理论：唯有实践出真知。从除四害到反右派，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无不通过搞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来实行。
所选择的这种最佳方式，从理论到实践，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大独创，既顺乎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开国以后，为什么运动一个一个接连不断。在对“无冲突论”等进行批判时，往往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了。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理论著作中，作者并没有论述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何在。如果说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则应当是非对抗性的，以同一性为主。
人类社会发展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不论何种社会、何种年代，斗争性与同一性总是共存的，不过随实际情况主次轻重不同而已。固然，所有的统一体内部都包含着斗争，没有毫无斗争性的同一性；可是从逻辑的先后来说，却是同一性先于斗争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也就不会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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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我们在同内外不同政治主张打交道时，不是还常说“求同存异”吗。在斗争哲学的统治下，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平衡与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不可分。平衡反映一种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质的稳定性，否认相对静止和相对平衡，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生命运动，天体运动，无不如此，都必须保持平衡，都是平衡中的不断运动。
社会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企业内部之间，都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同其他部分脱离和独立发展，都必须平衡地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发展中的平衡称之为“经常趋势”
、甚至“自然规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平衡，不是不平衡，必须力求经常达到平衡，否则经济活动就会不正常乃至遭到破坏。对待平衡与不平衡矛盾，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①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以此来说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不平衡的，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曲解。经济活动的规律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循环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如新技术、新产业等不断产生，旧的平衡不断突破，自要求建立新的平衡，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正常发展，甚至会遭到破坏。不顾客观实际，人为地破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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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只能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大跃进”的深刻教训。在“大跃进”时期，就曾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为指导思想，主观造出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说成是积极的平衡，以为缺口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大鼓干劲。于是，一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
在８０年代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这种人为地破坏平衡规律有密切关系，都同处理发展速度、各种比例关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生产、基建与生活等）中没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不平衡，靠价值规律（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在破与立和乱与治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
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而引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说。不仅用这种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也以此指导”大跃进“这样的经济活动。而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统统持这种观点。总之，一切都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斗则进，不斗则退“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这些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