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确非易事。
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
、“何必曰利”
；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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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Ｑ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
①。
不过，孔子把人还给社会，先人而后神，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又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
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仁”
，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①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６—３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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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１４
令不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
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的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中国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多少吸收儒家学说，而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
“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
①
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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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①这里所说的许多“家”
和“英雄”
、“领袖”
，同鲁迅所说的“脊梁”自是同一意义。毛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问题就在所有这些丰富遗产和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无不同孔孟学说或大有关系或小有关系的。因此，精华与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会单一的纯而又纯。无论学说、人物、事业或历史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华或糟粕。因此，对这些历史上的人事，切不可采取或一笔抹煞或全盘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态度。
孔子的入世态度和儒家的实用理性，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是相通的。前面提到了“实事求是”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也是孔子儒家的东西。
“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
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他们讲求‘实事求是’，主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６２—６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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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３４
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
①曾国藩沟通讲求考据的汉学与讲求义理的宋学，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有其独到的见解：“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
②曾国藩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相通的：“事”与“物”等同，即客观事物；“是”与“理”等同，即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求”就是“穷”
，即去研究穷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深受其父教泽，他在所作《文法举隅序》中强调：“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
，必须“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他干脆把西学称为“实事求是之学”。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实事求是”四个字，“事即物”
，“是即理”
，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学习批判“左”倾教条主义时，借用了这
①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２３页，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②《书学案小识后》，《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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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四个字的含意，不仅用来解释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三个方面，对“实事求是”
作了崭新的科学解释，使这四个字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内涵与外延的意义，从而为全党树立了新的学风与新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种“古为今用”
，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所载：进北京后，根据他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
１９５２年买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
《四部备要》于古籍收得较全，恐怕绝大部分他都读过了。除此之外，他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包括诗词曲赋和小说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包括《智囊》、《笑林广记》之类。
中国史书他读得最多，４００万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
（据毛岸青、邵华回忆：“直到１９７５年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手都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１９７５。
８再阅，‘１９７５。
９再阅‘的记载。“）
外国的文学名著只读过《茶花女》等数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很少看。
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
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后，回到北京，一个夜晚笔者奉召去到他的住所。宽大的木床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书，主人则靠坐在另半边。房中有一边墙被书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忆旧时曾有七绝记此印象，头两句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
这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长期执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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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５４
浸沉在国学的嗜好与熏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时代则要求国家必须迅速摆脱长期文化经济落后的局面，国家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心任务，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逆向的主客观情势，即大量不得清除的封建落后的思想与先进的社会主义之间（何况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都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确有难以调和难以并存的矛盾；长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道路和不断的政治（反右）运动，又反而掩盖了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传统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要广泛深厚得多。因此，这种逆向情势，恐怕也是促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的一个原因。
否则，“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求助于“土法上马”
，砍树木“大炼钢铁”
；不会向《张鲁传》、《大同书》求教，“吃饭不要钱”
，办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后来也不会“深挖洞、广积粮”
，搞大三线。至于“文革”十年动乱中的“破四旧”
、“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早请示、晚汇报”
，跳“忠字舞”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直到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赞许秦始皇的暴政，吹捧吕后那更不是什么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是将封建主义、帝王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林彪、“四人帮”借机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对五四运动与延安精神的反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动。
国学和孔子学说中的珍贵遗产要继承，但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一定要肃清。这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教训。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进行了２８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
但是，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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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①
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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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很多，几乎都是“五四”
以后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于１９１８年６月发起，１９１９年７月才正式成立）。只有新民学会是在“五四”前一年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７日成立的，而酝酿成立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这个团体开始成立时，主要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
，以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
随着五四时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个团体在革命的大风浪中扬帆疾进，宗旨也就有了变化，很快就变成一个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职志的革命团体了。
“既要革命，就得有一个革命团体”
，是这个团体的创始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较快形成的指导思想。虽然在后来的革命发展过程中，这个团体的分子，同其他进步社团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左中右的分化，但在成立之初，这个团体的成员尤其是主要成员，是比较志同道合、互相了解的。在五四时期，这个团体的旗帜鲜明，战斗力强，组织坚固，发挥的作用也大。
它在湖南，起了全省革命领导核心的作用，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一部分组织准备。它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中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这个团体的主导精神和主干分子就自然融合于党，团体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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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民学会能够做到这样，推究其原委，是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高明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就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在创建这个团体时的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进一步弄清楚他当时的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以及政治观点。
毛泽东没有来到长沙即１８岁以前，他只接触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主张；已经反对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还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知道同盟会，便马上为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参加了革命的新军。在感觉到了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退出新军继续自学生活时，他才比较系统地接触到曾经影响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包括最具吸引力的进化论思想。
《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受到这个刊物极大的影响，热烈地拥护新文化运动，从而游泳于近代那些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中，后来更醉心于哲学的研究，为自己、为中国寻找一条达到理想彼岸的通道。可以说，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的这五六年之中，他走完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世界上许多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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