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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写作。高考之前，写过一个长篇小说，记录我对班花的意淫，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意淫出来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真实的。十三万字，四百字一张的稿纸写了三百多页，然后寄给一个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然后那家杂志就倒闭了。之后，把码字这件事忘记了十年，在第二次连续十四天梦见班花之后，在班花说早孕试纸测试阳性之后，我的手指开始跳动。我打开电脑，文字像小鱼和小虾米一样，顺着水流，沿着手臂到手指，在从手指蹦跳到键盘和屏幕，于是天暗下来，屏幕的池塘里雨打残荷。我想，忘不掉的，就是命吧，必需写出来的，就是责任和使命。
穆罕默德和信徒说，他能让山走到他面前，喊了三次，山他妈的不过来，默罕默德就走了过去。老婆是命，写作是命，他们如果不走到我的面前，我就带着鲜花，戒指和手提电脑走过去，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认命？
食色
冯唐
2500年前，孔丘讲：食，色，性也。中国人伦理观念的基调就定了。
第一，作为探讨人和人之间以及天和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主要两个内容：食和色。食，讲工作，如何看待搵食，如何协调同事以及上下级的关系。色，讲生活，如何看待上床，如何保证生殖成功，子嗣繁衍。
第二，伦理学的基调是，食色性也。不肮脏，不可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百姓需要的，皇上不禁。2500年前孔丘的理论和今天的生物学理论一致。对于生物体，生存是最大道理，吃饭，是为了个体生存，上床，是为了种群的基因生存。百年后，老张的血肉筋骨归于尘土，基因还在市面上流转，基因编码蛋白，蛋白聚合成眼珠子，小张眼珠子里的瞳孔看到大奶和大钞而放大，和上辈子老流氓的瞳孔并无不同，这就是常人实现不朽的形式和佛经说的转世。老天爷编写人性操作系统的时候，认定人性的最终驱动力是让个体基因存在下去的概率最大化。为了生存，可以六亲不认，无法无天，有奶就是娘，大奶是大娘。
中国人的工作观，比较简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事要讲规矩，年轻人要学会等待。但是对于到底规矩是什么，2500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直接总结过一二三四。只是明确了做事的态度：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明确了做事需要达到的效果：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只是明确了做事过程中要把握的两个原则：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500年了，中国人一直在用这一套工作伦理，不清晰，但是实用。理论太清楚了，流氓的种类太多，混账事情的种类太多，不能套用，不实用。2500年过去，即使现在中组部选拔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把上千亿的国有资产交给某个五十来岁一百多斤的胖子，仿佛两千年前，秦王把全国一半的精壮男子交给王翦去灭楚国，用的不是平衡计分表（Balanced Score Card）或者关键业绩指标（KPI），用的还是大拇指原则：这个人可不可以托三尺之孤，寄千里之命。
中国人的性爱观，比较矛盾。宋明以前，乐生，人活天地间，顺应自然，尊重人欲。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影院，天黑了，农民们喝几杯自酿的米酒，院子里和自己身体里的虫子都在鸣叫，于是彼此娱乐各自的身体，缓解一天的疲劳，制造新的劳动力量。城市里的文人和官员到青楼和寺院，做诗饮酒，商议国家治理边防漕运。歌妓和女道士比花还香艳，穿戴着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制造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钻，吟唱着“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水平。在自然规律面前，孔丘自己也无可奈何，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孔丘本身也是这种性爱伦理的产物，《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野合而生。到了宋明，国力狭促，理学盛行，讲究灭人欲，存天理。不是你老婆，看一眼都是不道德的，想一下都是罪过。有个笑话讲，一个理学信徒一辈子不上街，因为人上街则淫具上街，带着淫具在街上溜达，天理何在？文革时候，情况类似，衣服只有绿色和蓝色两种，偶像只有毛主席一个，男女手拉手，就是耍流氓。改革开放之后的性爱观，介于宋明之前和宋明之后的中间。白天在街上手拉手的还是很少，CEO们也基本都有老婆，但是中国二线城市以上，汇总起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色情业，这些服务产值由于没有包含在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国的GDP被严重低估。一天中最有效率的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最重要的业务是在这些地方谈成，一个CEO教导我：“在中国做生意也复杂也简单，复杂到拜佛不知道庙门，简单到ABC，烈酒（Alcohol）、美女（Beauty）和回扣（mission）。”
CEO们最近的潮流是每年去寺庙里上上香，吃几顿斋饭，住几天斋房，忘掉ABC，养肝固肾，想想公司未来三五年的战略和组织结构。有个老总上完香之后，问过我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应该用一生去明白欲望就是虚幻呢，还是用一生来追求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满足？”
文章千古事，70尚不知
冯唐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心如城市，到处是挖坑刨路、暴土扬烟地奔向小康和现代化。普遍而言，浮躁时代中最浮躁的是媒体和评论。电视和电脑，两只老虎一样吞噬闲散时间，做评论的全然不占有资料，闭着眼睛一拍脑袋，就开始像北京出租车的哥一样，指点江山，说谁谁谁是朵莲花谁谁谁是摊狗屎。
真正的文学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是用来对抗时间的千古事，总体属阴，大道窄门，需要沉着冷静，甚至一点点没落。文章再红，写字的人上街不需要戴黑墨镜，书再好卖，写字的人进不了《财富》杂志的富人榜。浮躁的媒体和评论中，最没想像力的就是文学媒体和文学评论。雌性写字的，眼睛和鼻子基本分得开，就是美女作家，胸比B罩杯大些，就是胸口写作。雄性写字的，裤带不紧风纪扣不系，就是下半身写作，有房有车有口踏实饭吃，就是富人写作。进一步演化到近两三年，这些名词都懒得想了，1960至1969年生的，就是60后，1970至1979年生的，就是70后，1980至1989年生的，就是80后。
文学其实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
科学讲实证，宗教讲信不信。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哲学，在脑子里在逻辑里讨论时间和空间。科学、宗教、哲学的侧面是文学，在角落里记录人类经验，在记录的过程中抚摸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巫师，身心像底片一样摊在时间和空间里，等待对人类经验的感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有写字的，二十岁前就写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后再如何喝大酒睡文学女青年，身心也变不出另一卷底片，于是用漫长的后半生混吃等死。也有写字的，度过了漫长的吃喝嫖赌抽的青春期，四十岁之后，发稀肚鼓，妻肥子壮，忽然感到人生虚无，岁月流逝，心中的感动如果不挤出来变成文字，留在身体里一定会很快从正常组织变成肿瘤，再由肿瘤变成癌。按十年一代这么分作家，还不如按其伟大作品的数量分，同样简单，但是更加深刻，比如分为一本书作家，两本书作家，和多本书作家（也就是大师）三类。一个作家一定有一个最令他困扰最令他兴奋的东西，和年纪无关，他第一二次写作，所挖掘的一定是这个点。这个点，在王朔是世俗智慧，在余华是变态男童，在劳伦斯是恋母情结。所以一个作家的第一二本书，可能不代表他最成熟的技巧，但是基本代表了他百分之五十的文学成就，王朔飞不过《动物凶猛》，余华飞不过《在细雨中呼喊》。在从一本书两本书作家向大师过渡的过程中，王朔用《我是你爸爸》窥见了一下所谓不朽的“窄门”，然后就办影视公司去了，余华在十年努力无法通关之后，转过身，以《兄弟》头也不回地向速朽的“宽门”狂奔。D。H。劳伦斯肺痨缠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说，他自己的一生是个异常残酷的朝圣之旅，我想起《虹》，想起《恋爱中的妇人》，黯然神伤，鼻泪管通畅，泪腺开始分泌。
如果硬扯文学和年纪的关系，文学是“老流氓”的事业。不可否认天才少年的存在，偶尔嗑药间或高潮，被上帝摸了一把，写出半打好诗半本好小说。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尽管作家的气质一直在，理解时间，培养见识，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接触一个美女，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是你倒霉，总结不出什么。接触第二个美女，又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还是你倒霉，这两个美女是亲戚。接触第三个美女，第三次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样本量有了一定统计意义，你可以归纳说，美女都是貌如天仙心如毒蝎。时候不到，胡子还没长出来，自然不需要刮，自然不知道刮完后的那种肿胀，也无从比较那种肿胀和早晨醒来下体的肿胀有什么异同。还没到四十多岁，胡子还没有一夜之间变得花白，秋风不起，自然很难体会岁月流逝。文章憎命达，等待劫数，等待倒霉，婚外恋，宫外孕，老婆被泡，孩子被拐，自杀未遂等等，安排这些国破家亡生离死别，需要上帝腾出功夫，也需要一个作家耐心等待。文字有传承，汉语有文脉，先秦散文汉赋唐诗正史野史，最基本的阅读，最基本的感动，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提80后，即使是70后，还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不论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70后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史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化用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公安干警的严打吓没了。
70后基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
70后作家，作为整体，在文学上还没有声音。先是卫慧等人在网上和书的封面上贴失真美人照片，打出“身体写作”的旗号，羞涩地说“我湿了”，然后是九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妓女文学”，“我占领机场卖给六七十年代白领精英”，然后是木子美另扛“液体写作”的旗号，坦然地说“我就是露阴癖”，“再废话我露出你来”，最近的进展是有女作家直接在网上贴裸体照片。羞耻啊，写枕头的，没出个李渔，写拳头的，没出个古龙。我们这一代最好使的头脑在华尔街构建金融计量学模型，在硅谷改进Oracle数据库结构，在深圳毒施美人计搞定电信老总销售程控数字交换机。
但是70代还有机会，气数还远远没有穷尽。
从经历上看，70代独一无二，跨在东西方之间，跨在古今之间，用张颐武的话说：“这一代，是在大陆物质匮乏时代出生和度过青春期的最后一代。他们在匮乏中长大，却意外地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丰裕最繁华的时代。他们还有那单调刻板却充满天真的童年，却又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中心、价值错位的新时代。他们有过去的记忆，却已经非常模糊；有对于今日的沉迷，又没办法完全拥抱今天；容易满足，却并不甘心满足。”从知识上看，70代受过纯正的科学训练，顶尖的脑子在《科学》和《自然》发表论文，独立思考已经成了习惯，比如遥想最完善的人类社会制度，按需分配当然好，如果人民都想自己占有Tahiti的Bora Bora岛，如何分配啊？如果男人都想睡朱莉…安吉丽娜（Jolie Angelina），如何分配啊？从时间上看，70后还有大把的光阴。这个岁数，亨利米勒的文学实践还停留在嘴上和阳具上，这个岁数，王小波站在人民大学门口，望着车来人往，还是一脸迷茫。
出名不怕晚。北大植物学老教授的话还在耳边，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句空。我最近看到的趋势是，60后个别人开始掉转身，亲市场求销量，顺应时代一起浮躁，70后在有了自己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后，个别人突发奇想，认为真正的牛逼来自虚无的不朽，开始逆潮流而动，抛开现世的名利，一点一点，试着触摸那扇千古文章的窄门。
有肉体，还有思想
冯唐
我基本上只看写字人写的博客，什么东西落到文人手里就复杂了，这种复杂，我喜欢。好的文人博客，如唐宋野史、明清小品文。内容上，讲真话，不掩饰，夜雨春酒，深巷杏花，记录发生在当下的新鲜。形式上，直截了当，去繁就简，一个词想不起来，造一个或者标注拼音，不查成语字典。唯一的例外是高晓松的博客。一个字，牛。两个字，牛逼。四个字，就是牛逼。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睥睨笑傲或者谦和恬退，真实就好，不装就好。见过一次，在故宫午门外，夜里两点，在他新改装的大篷车里，喝酒，听他放新专辑《万物生长》中的彼得堡遗书，听他讲如何谈大恋爱大绿帽子如何纷飞，看车窗外十米红蓝的警灯闪烁，看车窗三十米外冤鬼们肩并肩开会的午门。
胡赳赳的博客是典型的文人博客，比我的强多了，基本都是专门为博客写的，淋漓不尽，不动大手术，上不了平面媒体。在电脑的液晶显示屏上看，仿佛一页页沾着脑浆子的涂鸦，有肉体，还有思想。
有肉体。
比如：“海儿素喜制服女，口头禅是‘制服诱惑’，每次见到都会狂拍不止，此次打飞的过安检时，女制服安检摸他全身，他一如既往的吐出两个字：欧耶！”我在国内过安检，每次都是提前半小时就把裤腰带脱了、假牙摘了放在旅行箱里，每次警报还是照样响起。我高度怀疑机场部门担心女制服安检们实在无聊，故意提高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