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大重要不重要？”
“你认为重要就重要，你认为奶大有意思，奶大就有意思。”
“奶大的跟了别人，怎么办啊？”
“抢啊。”
“要是奶大的跟的是我爸，怎么抢啊？”
“找你妈啊。”
“要是抢不过呢？”
“哭啊。”
“抢了之后要是发现，奶大没意思呢？”
“海南凤凰饭。”
“我将来该做什么啊？”
“不知道。”
“算命的不能说不知道。”
“你要得太多，有能力，没特点，所以不知道。”
“大师用天眼再看。”
“三步之外，看不清楚。下一步，比较明确，去美国。”
“嗯。怎么去啊？”
“考试、做实验发文章、申请学校、办签证、买机票。”
“做什么实验容易发文章？”
“妇科肿瘤，肿瘤发生。生长调控通路上找两三个基因，找五六十例卵巢癌患者，在RNA水平、DNA水平、肿瘤细胞水平、肿瘤组织水平、大体临床特征水平上（什么腹水啊、淋巴转移啊、复发啊、预后啊、手术后生存年数啊），用原位杂交、免疫组化、流式细胞仪之类分别收集资料，不同排列组合，分别比较，发表五六篇中华系列文章，没有问题。”
“做什么实验能产生实际作用？让人类更接近真理？”
“医学到现在，感冒都不知道如何治呢。分开鸡和凤凰容易，分开生死，你试试看。知道我的医学三大定律吗？”
“不知道。我不问，你会不会也一定要我听呢？”
“是的。第一，不要怪病人为什么得病。第二，绝大多数病能自己好。第三，那些自己好不了的通常非常难治。”
我坐在妇科肿瘤实验室里，思考生和死，沿着EGF…EGFR…C…myc这条通路，越看，越觉得生和死本来就是一件事儿。
肿瘤实验室在仁和医院老楼。老楼和B大一样，纽约设计师设计的中式洋楼，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原址是豫王府，洛克菲勒投钱翻盖，绿琉璃瓦、汉白玉台阶、歇山顶、四合成院，十九世纪以来，北京唯一一个比例合适的大屋顶。屋顶下是现代化的西式医院，宽楼道，顶子高，躺着病人的平车迎面对跑，周围站满医生护士，挂满输液瓶子，不用减速躲闪。老楼八十多年了，比五年前盖的新楼还新。屋外下雨的时候，新楼楼道里渗水，屋顶掉皮，需要打伞。最近有个小护士在新楼楼道里摔倒，半面墙的墙皮掉下来，砸伤了脖子。实验室在老楼的三楼，两间房子，外间放实验台、办公桌、和试剂柜子，里间放恒温箱、冰箱、液氮瓶、各种光学显微镜和荧光显微镜、细胞操作间、PCR等等仪器。每间房都有巨大的窗户，上下推拉的木窗户，黄铜配件，经历北京八十年的倒霉天气，毫无变形，黄铜更亮。从窗户望出去，是图书馆的大屋顶，飞檐上绿琉璃的仙人后面，五个绿琉璃的走兽，龙、凤、狮子、天马、海马，再后面是绿琉璃的垂兽头，一共七个。
小红和小白在七楼上自习，或者说小红在上自习，小白在小红的香气和头发光泽里睡觉，辛荑在做英文试题，我女友在给国外教授发电子邮件谈人生谈理想或者和清华男友吃宵夜，我长时间地泡在实验室。
我在四楼手术室等切下来的卵巢癌标本，跑下三楼实验室，切成牛肉丁一样的小块，处理后，放到液氮里保存，液氮瓶打开的时候，白气弥漫，好冷啊。我在等DNA电泳结果的同时，电脑上拨号上网，查Medline数据库上和这些特定生死相关的文章，真多啊，同样是纯文本，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难看多了，上帝有病啊，把人造得如此复杂，要是象火腿肠一样简单，多好，最多象收音机一样复杂，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懂得，天天幸福，没有那么多选择，到处都是天堂。上网查文献的同时，我尝试微软视窗系统的多窗口，看看美国的毛照片有多么腐朽，日本的毛照片有多么变态，先下载到硬盘，凑够2兆，给辛荑压缩进一张三寸软盘，当吃他实验兔子的饭票。下载了那么多，没有一张长得象小红的，没有一张比小红奶大的。偶尔打两个不激烈的小游戏，美女麻将基本通关了，我已经被尊为传说中的麻将之神了，任何美女想上我牌桌必须穿得很少，但是在最后一关总被一个法国二百五美女灭掉，然后还用蹩脚的台湾国语很气人地说：“噢，这就是传说中的麻将之神吗？”这个法国二百五美女在我心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激情比北京所有的历史博物馆和所有关于八国联军的电影还多。另一个游戏是疯狂医生，也是台湾编的，我用来巩固基础知识，特别是内科，免得毕业出去别人总说我是兽医，砸尽仁和的牌子。通关了，开始理解辛荑为什么对小护士常常浮现性幻想。我在实验台上做免疫组化原位杂交，认定做生物医学实验是简单体力劳动，会洗衣服会做饭，一定会做。德国人认死理，认死真，德国产的多孔eppendorf移液器死贵。国产的完全不能用，象中医一样模糊，象《随园食单》一样“放微微盐水”，用了之后，鬼也不知道加进去的是多少微升。没钱买德国产的，我右手大拇指反复按压单孔eppendorf，得了腱鞘炎，得了大拇指指掌关节炎。有个在外科乳腺组的师兄，乳房触诊做得太辛苦，也得了腱鞘炎，人和人的境遇为什么这么不同呢？累极困极，到老楼拐角一个厕所，我反锁上门，冲个澡。有龙头，有热水，有窗户看得见月亮，有时会联想到小红的脸，想着她在直线距离五百米之外的自习室穿着印花连裤袜，想着她摸头发的手从上到下，想着她不留手的光滑的头发，阳具象一簇小火把一样在两腿间燃起，发出蓝白色的光芒，我关掉热水，用完全的冷水浇灭它。
窗户里也看得见新楼的病房，有一个夜晚，我看见一个人影从新楼楼顶飘落，甚至象树叶一样中途随风摇晃了一下，然后一声闷响。第二天听说，是个肿瘤晚期的病人受不了绝望和疼痛。上楼顶前，他写了个纸条，问，幸福的构成是什么？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从那以后，通向新楼楼顶的门就被锁死了。
第十四章 王七雄，牛角面包
傍晚，我一个人坐在东单三条和东单北大街交汇处的马路牙子上，抽一种叫金桥的香烟。我不明白，小红和小白是如何手拉上手的。
东单三条以南，长安街以北，从东单北大街到王府井大街，全是建筑工地，一个巨大的坑。这个坑原来是东单菜市场、儿童剧院、假山公园、好些卖劣质工艺品给外地人和外国人的小商小贩、和一个据说是铁道部的大院。铁道部的大院里有个高瘦的铁塔，比天安门高多了，我们一直怀疑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有坏人躲在上面，拿杆带望远镜的狙击步枪，向在长安街上的领导车队射击，岂不是非常危险？一个夏利司机曾经指着这个大坑告诉我，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就是因为它下了台。当时北京市政府下了狠手，说北京除了原始人放火肏屄的山洞、清朝故宫和外国使馆，也应该有点不傻屄的本朝本国建筑，再和上海比，不至于脸面全无。这个司机还说，江泽民给陈希同因为这件事挂过一个电话，大意是，如果下次要卖中南海，事先和他说一声。现在，陈希同下台了，坑里还挖出了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什么厕所啊、墓地啊、澡堂子啊、祭坛啊等等值得保护的建筑，这个坑还在挖，毫不动摇。我想象两千年前被剁了阳具的司马迁，收集资料的时候一定也访谈了大量当时的夏利司机们，询问项羽垓下之战的最后一夜，是否反抓着虞美人及腰的头发从背后刺入做了七次，是否想不清楚要不要垂着阳具喝着人唾沐浴着白眼做次勾践，是否忽然记起了年少时曾经是个长发诗人于是当场唱了一首流传千古的悲壮的革命浪漫歌曲。如果不是这样，《史记》不会这样怪力乱神，喝多了的大动物在书里时常出没。
东单北大街上，多小铺面的时装店，都没牌子，都说是出口转内销，比大商场款式好看，比进口名牌便宜百分之八十。常看见觉得自己有气质的白领，打着一把伞，一家一家，捋着马路逛，雨天打雨伞，非雨天打阳伞，挑选配合自己气质的衣服，让气质更浓郁。辛荑常逼我和他一块儿猜想，这些气质白领的前身都是什么样的女生、她们会家都和谁睡觉、她们最大的追求是什么？我说，军训的时候，你戴一号帽子，直径比脸盆还大，我戴四号帽子，直径比漱口缸子还小，也就是说，我脑容量非常有限，没有富裕的计算能力想这些没有答案无法判断正确与否的片儿汤事儿。我建议他去找小红，小红戴二号帽子，直径比尿盆还大，军校历史上没有女的戴过一号帽子。大街上还有些港台品牌店，大幅招贴上男女明星穿着这些牌子的衣服傻笑傻忧郁。这些牌子通常两三年就换，撤退清场的时候，站在我们宿舍窗前，常看到小姑娘们抢购的场面，红着脸，白着胳膊，流着暗黄的汗水。柳青说，港台到处是奸诈的小商人。无商不奸，但是体会深了，她觉得比大陆的土财主更不是人。这些小商人从来不想长远，两三年换一个品牌是因为避税，牌子换了之后，找同样的明星照些照片，明星加港台一定能再卖。靠近灯市口大街东口，多婚纱影楼，都说摄影师化妆师来自港台，表达欧陆风韵，橱窗里的样片真好看，女的好看，男的也好看，女的都长得一样，男的也都长得一样，一样的妆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构图一样的灯光一样的背景一样的相框，估计小白和小红，这样打扮，吹这样的头，穿这样的衣服，也长得这个样子。在仁和医院产科实习的时候，看到长得一样的一屋子小孩，担心家长会不会抱错，看着这些婚纱摄影，我担心新郎会不会抱错新娘。灯市东口正对着的一家食品店，门口一只石兽，是我的最爱，每次路过都打招呼。就一只，不是一对，分不清是狗还是狮子，因为脖子以上、耳朵以前都没了，听食品店的河南姑娘说，打儿清朝就呆在那儿了，段祺瑞执政的时候，脸没了。灯市东口往北一点，东四南大街上，一家老大的中国书店，夏天夕晒，冬天没钱生火，伙计永远戴着套袖。看着千年的文字垃圾，五颜六色、沾着尘土沾着汗水沾着手油、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站在屋子当中，还想写东西，心里要多大一团火，胯下要多肥一只鸡鸡啊。没了阳具的司马迁，心里一定是一团巨大的对汉武帝的仇恨之火或者是对时间的困惑之火或者是对声名不朽的贪婪之火，或者三者都有。
我坐着的马路牙子对面，是一个交通银行的营业部。我认识里面一个叫王世雄的营业员。第一次见他是在仁和医院的保卫处，王世雄蹲在暖气片旁边，保卫处高处长对他喊：“你不要喊，会放你出去的。”我看见王世雄巨大的眼睛，水塘一样，荡漾在屋子中间。高处长说，这个人是个号贩子，还有偷东西的嫌疑。我再见王世雄是在呼吸内科门诊，我陪着罗老教授出诊。罗老教授七十多了，每天七点之前，必到病房，雪白的白大衣里面雪白的白衬衣，雪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得一丝不乱，领带鲜艳饱满。“这么多年的习惯了，不管好坏，要改都难。”罗老教授说。所有抽烟成瘾的大官们，肺用了五十年以上，就算是烟筒也堵了，都要排队找罗老教授诊治。罗老教授每周只有一次能出公共门诊，所以那个下午总是人山人海。病人山病人海中间的山谷就是一张漆成土黄的桌子、坐着正被诊断的一个病人、两个我这样跟着学习的实习大夫，山谷最底部是罗老教授。一年四季，罗老教授都是雪白的白大衣，里面雪白的白衬衣，领带鲜艳饱满。冬天还好，夏天，没有空调，窗户开着，屋外也是热风，周围的病人山病人海挡住所有外来的空气，山谷里盘旋的全是呼吸内科病人喷出的和体温接近的气体，仔细听，不同病人，由于病变位置、年份和病因的不同，从病变了的肺泡、支气管、气管发出不同的声音，总和的效果近似苏格兰高地的长笛和中山音乐厅的管风琴。罗老教授的汗水顺着鬓角和脖子往白衬衣里灌流，“这么多年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就好。”柳青告诉过我，在距离仁和门诊楼五百米的王府饭店，洗一件这样的衬衫，要九十块，加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罗老教授的专家号一个十块。罗老教授问得仔细，看得慢，一个下午，也就看十来个病人。我在病人山病人海里，又看到王世雄巨大的眼睛，门诊结束了，他还在。我问他，你不是倒号的吗，怎么自己还到门诊来？看看你的号有多紧俏，好调整价钱？王世雄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本来就是给自己挂号的，肺结核，好久了。挂了几次都没挂上专家号，那天晚上我就和票贩子去得一样早，晚上不到十二点就到了，和票贩子一起站着。后来高处长带人来，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心慌，就跑，真正票贩子反而没有一个跑的，看着高处长，微笑。我从小跑得快，百米十二秒，要不是肺结核，我就进北京市田径队了。我跑到你们老楼地下室，到处是岔路和各种管道，迷了路才被高处长的人抓到。当时楼道周围堆满了冰箱什么的，高处长穿的是皮鞋，跑的时候扭了脚，一边喊痛一边硬说我是票贩子还跑还想偷东西。我问王世雄，为什么不给单位挂电话。王世雄说，他是交通银行的，如果领导知道，他被怀疑是小偷，即使只是嫌疑犯，他如何再混啊？我从罗老教授那里给王世雄要了个专家号，第三次见他，他已经住进呼吸科病房了。
第四次莫名其妙见到王世雄，是在外科病房。
自从被厚朴培养了挤脸上粉刺的毛病之后，我爱上了外科，每当想到从一个机体里将一块坏了的或者不需要的组织切除，然后肿胀消失了、疼痛消失了、炎症消失了、癌症被抑制了，我就感到巨大而莫名的兴奋，比拉紧窗帘、熄灯、放映黄片，更加巨大而莫名。厚朴也喜欢外科，尤其是心脏和乳腺之类和上半身有关的专科。厚朴总是反复纠缠这些专科的典型病人，总住院大夫已经把思想工作做好了：“希望你们能配合教学。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典型心音，你们让听得听，不让听也得听，这就象献血一样，是义务，献血是公民的义务，让听是病人的义务。凉？造影也会凉你们半个小时，你们怎么不叫啊？不让？我们是肩负着医疗和教学双重任务。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不为将来的病人想想？”
心外科来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生，长得好，面带桃红，风湿性心脏病的典型面容。总住院大夫说她的心音很典型，在左乳房附近很容易听清楚。厚朴至少去了三次：“我能听听你的心音吗？”
“你难道没听过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没有。即使有过，印象也不深刻。”
“好吧。”
“你帮我把听诊器放到你乳房上，好吗？”
“你自己来吧，别客气，没事儿的。”
我是在心外病房的一个加床上第四次看见王世雄的。查房的时候，教授掀开他的被子，王世雄下半身什么都没穿，阳具的位置上罩了一个空的塑料酸奶杯子。教授将杯子掀开一半，看了看，又全罩上，看了眼王世雄的桌子，一杯当早饭的黑芝麻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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