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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学校里各个班级都在忙着选举大中小队长，即大队长三道杠，中队长两道杠，小队长一道杠。对我们班来说，选举大中小队长跟选举少先队员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按理说选举少先队员是每年一次的惯例，而选举所谓的大中小队长在以前好像从未有过，这让我们感到很突然也很茫然。至于大中小队长跟班级里的那些班干部有什么区别，以及要做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问曹老师，曹老师的回答也有些模棱两可。结果曹老师为图个省事，把大队长的头衔给了正班长，中队长的头衔给了其他几个班干部，不用说小队长的头衔只能给小组长了，到头来还不是跟不选一个样，好在我也混了个小队长的肩章，每天上下午放学后负责带领一个十来个人的小分队，整齐地排成一排回家去。如外，还要收缴本组的作业本，然后交给学习委员。但不管怎么说，当了小队长后我比以前精神多了，肩膀上整天别着一道杠，舍不得摘下，惟恐把它弄丢了。
可在选举少先队员时我没被选上，其实也没什么选不选，曹老师无非是以我们刚刚考过不久的期中考试成绩为准，从高分往下排。这样一来，我定是少先队员无疑，可也不知怎么回事，曹老师念着念着就把我的名字给漏掉了。我没敢去找她也没心思去找她，平时见了她大老远就躲开，加上花花被二表姐抱走，前几天刚挨过爸爸的揍，心情一直不好。不知为什么，我走到哪都觉得很孤独，见了曹老师那苦瓜似的脸又十分局促不安。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跟二姥爷家又吵架了，二姥爷说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有辆拉砖的车蹭伤了他家门口的那棵杨树，他说他憋了一肚子的气早就忍不住了，站在院子里什么脏话都骂。二奶奶怎么劝他都没用。我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希望别把事情闹大了。
中午放学后我跟宋棵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回到家家里面没个人影，院子里空荡荡的，地面上铺了一层零碎的碗片和玻璃片，在阳光的照射下亮晃晃的。窗户上新安装不久的玻璃几乎碎了个精光。这时黑黑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隔壁的叔叔家的话匣子嗡嗡地响着，声音听上去很模糊。马儿在空槽边兜圈子，前蹄不停地刨地，不时嘶鸣两声。堂屋门口歪歪斜斜地摆着张床，床上好像还躺着个人，正蒙头大睡。我正想走过去看看躺在床上的那人是谁，却被一只大手抓住，什么话也没说，拉着我就往外走。我愣了半响才低低地喊了声：大奶！大奶说走吧，到俺家吃饭去。我问我们家怎么啦？大奶说你们两家又吵架了。她走出很远仍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好像背后有人正盯着她似的。
爸爸和妹妹也在大奶家。妹妹跟霞姑，还有霞姑的两个弟弟正围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爸爸的右手上缠了厚厚一层白纱布，蹲在一旁一声不吭。大奶和大姥爷招呼了他几次，要他过来吃点饭他都没动，他说你们吃吧，我不饿。后来霞姑跟我说我们两家吵架的时候，不知是谁，妈妈后来一口咬定是桂兰姑，扔了块石头，砸在妈妈的额头上，把妈妈当场砸昏在地，可桂兰姑死不承认，我心想石头该不会自个儿飞过来砸伤妈妈吧。
妈妈现在还在医院，奶奶幸好不在家，爷爷倒背着双手在庄里面转来转去，一口一句呀呀呸。爸爸一气之下，伸手从粪池里抓了把臭烘烘的屎上来，想堵住大婶子的那张臭嘴，谁知结果反被大婶子狠狠咬了一口。我心想爸爸真没出息，打人家女人传出去不怕被人家笑话，还有那个该死的桂兰姑，长相跟曹老师差不多，一副凶神恶煞的苦瓜脸，好端端帮她找了个婆家嫁出去了，不在那边好好过日子，反倒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来了就他妈惹事，脾气跟二姥爷几乎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又倔强又不讨人喜欢。小叔跟大叔二叔也是这样，平时一声不吭，吵起架来凶得要命。不过二叔不在家，只他的小女儿小翠从小就在这边长大。他老婆老早就死掉了，不知是喝农药还是生病，反正他丈母娘家的人不相信他的这些鬼话，认定是他把他们的女儿给活活折磨死的，苦于拿不出什么证据，只好忍气吞声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二叔自从十八岁参军到新疆就再没回来过，他老婆死后给他撇下三个女儿，最大的也不过比我大那么一两岁。他生就一副懒骨头，做什么事都是一没耐性二没头绪，生活得一团糟，老从三姥爷那里蹭些钱来混日子过。听说三姥爷，也就是二姥爷的亲弟弟，现在是新疆某农场兵团的连长，所以人家都说要不是三姥爷给他罩着，他连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我在大奶家吃过饭就准备跟霞姑一起去上学，刚走出家门，见小叔在我们家的猪圈跟前瞎转悠，贼一样东瞅瞅西看看，看没什么动静转身走开了。小叔这人表面上老实巴交，很少跟谁打交道，可心肠狠着哩，后来二叔的小女儿小翠的右腿活活被他给踢断了，在医院里住了好多天。下午放学回来时，我们家门口围满了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二奶奶坐在我家门口哭得死去活来，猫蛋他奶奶守在她身边哪儿也不敢去，惟恐她哭死过去，要是没人帮她抠喉咙把她抠醒，怕是神仙也救不活了。偌大一个庄，就数猫蛋他奶奶一个人对这最在行。谁家的老太太要是哭死了过去都来找她帮忙。围在一旁看热闹的那些女人们可能觉得老这样一声不吭地呆站在这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不免你一句我一句地安慰满面泪流的二奶奶。待到天快黑了，人们才七手八脚地把她扶回家。听说大姑二姑他们都来过了，从中好言好语调解了大半天，这场争吵才算终止下来。但爷爷仍咽不下这口气，呆在自己的房子里一边喝酒一边骂骂咧咧，待那哑巴老头来了，爷爷才住了口，忍气吞声。他们在屋子里不知都说了些什么，我也不敢进去，怕爷爷发火会拿我当出气筒。
这事传得可真快，第二天我刚到学校就听孙洋喊我，我说干嘛？他嬉皮笑脸地说，昨天你爷爷是不是满庄跑，见了谁都说呀呀呸？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吭声。嘿嘿，呀呀呸，呀呀呸！他越说越带劲，惹得很多人都回过头来看着我哈哈大笑。我说孙洋你敢再说一遍，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这回他不笑了，但仍硬得要命，他说呀呀呸，怎么着，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关你屁事。我疯狗似的冲到他跟前，一拳打在他鼻子上。他疼得哇哇大叫，连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左手捂住鼻子右手伸过来还想打我，被我一把拽住，然后一脚把他扫倒在地。这下，没人敢笑了，坐在附近几排的男生忙跑过来拉架。李想把孙洋从地上扶了起来，孙洋已经咧开嘴巴哭得不像样子。血从他的两个鼻孔里哗哗直往下流，有些已流到了他的嘴里。坐在前面的李慧赶紧跑出教室，想必是到曹老师那里去告状。宋棵站在我跟前说，你别怕，曹老师不敢怎么你，又不是你找的茬，我这就去叫我妈来评理。我激动地点了点头。
曹老师和胡老师差不多是一前一后走进教室的，曹老师拿起教杆走到我跟前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她扬起教杆正想打我，胡老师进了教室。宋棵见我要挨打忙喊了声：曹老师。曹老师的手臂自觉不自觉地向后抽了抽，教杆落在我面前的课桌上，仿佛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干嘛打孙洋？我没吭声。曹老师见胡老师来了忙跟胡老师打招呼。曹老师叹了口气说，我看这孩子是没得救了，整天打架骂人，跟他爹他姥爷一个样，个头不大脾气倒不小。胡老师说，到底还是小孩子嘛，不懂事，刚才的事宋棵都跟我说了，其实也不能把错都怪哪一个人身上，我看也没必要惩罚他们，说说他们算了。曹老师迎合道，算了算了，我还得回去备课呢！
家门口那棵桑树上的桑椹已经红了，只是颜色还浅。我爬上树摘了两颗，放在嘴里尝尝，感觉有点酸，忙又吐了出来。我正准备从树上滑下来，一只狗拖着扫帚似的尾巴在我们家门口停住了。我立刻意识到：是花花，一定是花花！我站在树上大声喊着：花花，花花。我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站在枝杈间差点掉了下来。它回过头向这边张望。我这才注意到现在呆在我面前的花花已不是以往那个活泼可爱的花花了。他的个头已经长得很结实高大，但是很瘦，浑身去掉骨头几乎没了肉。而且毛发稀松蓬乱，看上去很脏，目光呆滞，脖子上的毛发脱落了许多，上面沾满了血迹，估计是挣断了绳索拼命逃出来的，有一条腿上也破了一块。
妈妈推开门想把它唤回家，可唤了半天它任何反应都没有，只是抬起头看着妈妈。我说妈，花花肯定饿了，你扔块馍馍给它吃吧。妈妈走进屋，拿了块馍馍扔给了它。花花先是愣愣地看了妈妈一会，然后走过去一口咬起那块馍馍，头也不回地走了。急得我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大喊：花花，你回来！花花，别走啊，花花花花到底还是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没过几天，二表姐找上门来，第一句话就是：花花回你们家了吗？它挣断了绳子，不知跑哪儿去了。我们找了它好几天也没找到。妈妈说它很听话，怎么会跑呢？你们打它了吗？我前几天还见了它一次，它好像连我们都不认识了。二表姐说没有啊，只是它自从到我们家，给它什么饭它都不吃，老想跑。妈妈说你要是早些把它抱走就好了。我走到二表姐跟前恨恨地说：你快还我的花花！二表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爸爸见状一把抓抓住我，照着我的屁股就打。二表姐忙劝爸爸，你别打他了，舅舅，他可能是说着玩的。爸爸一停手，我立即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花花，花花
进入六月份，天气越来越热。哑巴老头门口的那些花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但他每天照旧是粗茶淡饭，日子过得很清闲。眼看着花一盆接一盆快被卖光了，我不免有些着急，好在我一直喜欢的那朵叫不出名字的花还在，我决定去他那儿把那盆花讨来。我还没进屋，他已忙着招呼我：李渔啊，来，快进来，进来。我在他面前呆站了半天，几次想说都没敢说出口。幸好他紧接着问了我一句：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想我想向你要盆花。他说那你喜欢哪盆就搬哪盆吧！我指着长得很高，花朵像喇叭但又不是喇叭花的那盆花说我搬那盆，行吗？他说行行。他说话的时候忍不住剧烈地咳嗽了一阵，那白花花的胡子一抖一抖的。我一直都觉得这很奇怪，按理说他的年龄没我爷爷奶奶大，我爷爷奶奶的头发如今仍然乌黑发亮呢，而他的头发和胡子早已花白。我常听大人们说人要是发愁就容易白头，那我不也常为自己发愁吗，怎么我就没白头呢？
我还没把那盆花搬进家门就被爷爷堵在门口。爷爷问，这花你是从哪儿搬来的？我说是表姥爷送我的。爷爷脸色一沉，厉声喝道：快把这花给你表姥爷送过去。看来我说什么都没用，只好又搬着花盆折回哪哑巴老头家。他说你不是想要的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我说爷爷不让我要。他说别怕，没事儿，我送你回家。
我把花盆安置在窗台下，经常给它浇水，现在已经是六月了，树上的知了在有气无力地嘶鸣。桑树上的桑椹已经红透了，这段时间我基本上长在树上，每次都吃得嘴唇发紫，两手沾满深红色的桑椹汁，吃完桑椹接着去打枣，当然得趁叔叔跟三姥爷不在家的时候。一天，我正坐在桑椹树上大口大口地吃着桑椹，庄里面突然响气一阵急凑的敲锣打鼓声，声音清脆而嘹亮，不用说准是马戏团的人来了。晚上又有得看了，知是看来看去仍是老一套，不外乎什么卸手臂、吐火、铁布衫啊什么的，看过好多遍了，可我们照旧去凑热闹。这些人一直演到很晚，约摸十点多钟才草草收场。第二天一大早再一齐挨家挨户索要些粮食，或么是米，或么是小麦，别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携带不方便一律不要。然后换个村子再演。我匆匆扒了口饭就跟萍姐、霞姑他们一起跑过去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他把胳膊卸掉后，弯下腰，用卸下的胳膊鞭子一样左右抽打着后背，软得像面条。停下来时，那只手臂毫无知觉地耷拉着。然后他披了件衣服退到一旁，通过那盏挂在树枝上的汽灯洒下来的灯光，我看到那个卸下手臂的小青年已噙了满眼泪水，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泪水从眼眶里溢了出来，让人看着心酸，可那几个老家伙也真是的，干嘛不赶紧把他的胳膊给接上呢？
哑巴老头今天没去卖花，而是把一个陈旧的木箱搬上了那辆独轮车，然后吱嘎吱嘎地推出了家门。碰巧，我在学校里一眼认出了停靠在办公室门口的那辆独轮车。办公室的后窗口趴了很多人，往办公室里看。一次次被办公室里的老师给轰走，没多会又一窝蜂围拢在一起。我觉得很奇怪，也凑上去看，这一看不要紧，我整个都呆住了：是那哑巴老头。他打开了那只木箱，里面全是些钱，有一分二分五分的，有一毛两毛五毛的，还有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有硬币也有钞票，几乎堆满了整个箱子。我心想他哪来这么多的钱呐？送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注意到宋校长对他十分客气，又是给他端茶又是给他让坐的。不论那哑巴老头说什么，宋校长都点头说是，好像他的亲儿子一般。
哑巴老头推着空空的独轮车走后，喜报还没贴出，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最先传出这消息的是宋棵，他是宋校长的儿子，对这些事的了解自然比较及时详细。他说那个哑巴老头是来学校捐钱的，爸爸说今后五年你们都不用交学费了。真的？很多人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然后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宋棵还说，爸爸准备过几天买挂爆竹，给那哑巴老头送个喜报过去，到时我去那你家里找你玩，我说好啊。
结果宋棵所说的过几天实际上是过了十几天，将近半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少见到那哑巴老头，他的门整天虚掩着，不知他又躲在屋子里做些什么，门口那寥寥可数的几盆花快干死了，也不见他出来浇水。倒是黄黄整天到处撒野。
六月中旬，那天适逢周末，鞭炮声一路响起。我跑出去看热闹。几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水一样向着里面奔涌。宋校长亲自挑着鞭炮，走在最前头，其他的老师及小孩子跟在后面。人群蜂拥到那哑巴老头的家门口，叽叽喳喳一片糟。鞭炮声在哑巴老头家门口仍劈里啪啦地响了大半天。整个村的男女老少大多挤过来看热闹，爷爷也过去了，他匆忙拨开人群，挤了进去。然后带宋校长进了屋子。不过他们很快又走了出来。爷爷满脸悲伤与凝重，宋校长却是满脸的惊惧和恐慌。喧哗的人群一下子平静了下来。他们也隐隐约约嗅到了某些不祥的征兆，甚至含有死亡的气息。爷爷哽咽着说，他人已经走了。这在人群里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骚动。他们认定给死人贺喜是不吉祥的，要遭报应啊什么的。
宋棵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找了我半天才找到我，他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人群里伤心地哭。宋棵把我从人群里拉了出来，然后说了声：李渔，你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我被这话吓了一跳。我说好端端的，怎么会见不到你呢？他说我爸爸妈妈被调走了，我和姐姐都要跟他们一起走。我说那你们要去哪儿？离这远不远啊？他说离这好远啊，在江河镇小学。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