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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彻底弄清巴勒斯坦问题，从几个角度去仔细观察很重要。首先，外界观察家证实了埃里卡特所描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还进一步佐证了他的观点。以色列最重要的报纸《国土报》报道说，超过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学生已经辍学，而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也报告说，巴勒斯坦的各种经济损失价值达40亿美元，而1999年巴勒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才35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损失似乎是由以色列军队造成的。他们摧毁了那些靠近定居点公路并可能用来藏匿巴勒斯坦袭击者的果园和建筑。联合国还报告说，巴勒斯坦医院的就医人数以及按照医疗操作规程进行诊疗的情况都在下降，下降幅度大约为30％到70％。同时，越来越多的儿童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对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实行的宵禁和限制行动自由所造成的。简言之，巴勒斯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以色列相比更加糟糕。
其次，如果说在被占领土上巴以之间的互斗在最好时也让人心烦的话，那么，犹太人定居者只接受以色列法庭的司法裁决，再加上以色列军队出于安全目的随意征用土地，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现，如果那些越来越激进的定居者的暴力行为给巴勒斯坦人造成损失，巴勒斯坦人很少能指望以色列法庭会做出给巴勒斯坦人赔偿的裁决。如果是以色列军队所为，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希望。那里的情况是如此的糟糕，以致于以色列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个由拒绝到被占领土服役的士兵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戴维·宗西因说：“你站在检查站，看到以色列定居者畅通无阻，而阿拉伯人则不行，这时你会想起南非。”以色列前谈判代表乌里·萨维尔的一席话更具震撼力。在描述奥斯陆预备会谈期间他的惊奇发现时，他写道：一个巴勒斯坦人“不能盖房，不能上班，不能上学，不能买地，不能种庄稼，不能做买卖，晚上不能散步，没有我们发放的许可证，也不能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探家。”在“文明占领”的幌子下，他以前一直没能看到这一切。
最后一点是，巴勒斯坦政治局势十分复杂。由于阿拉法特已逐渐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象征，同时也由于沙龙这么说他，世界上许多人都把它当成独裁者，以为他完全掌控着巴勒斯坦的所有运动。这一点其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根据奥斯陆和平协议设立的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将由以色列逐步归还的地区。他还主持巴勒斯坦议会。按特拉维夫大学尼西姆·卡尔德龙的描述，该议会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民主的。但是，阿拉法特至少面临着三个有力的挑战者。第一个是“哈马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组织开始创建时得到了以色列那些希望削弱阿拉法特的官员的支持。哈马斯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但也许不像以色列人所希望的那样。由于与国际上的穆斯林组织有联系，而这些组织又管理着大型的慈善机构且经费充足，所以在以色列的哈马斯有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慈善事业，向穷人提供食物、药品和其它帮助；另一个负责军事，专门从事自杀性爆炸。“伊斯兰圣战者”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松散的组织，但同样信奉激进的伊斯兰哲学，同样采取恐怖手段。“赫兹布拉”也是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成立于黎巴嫩，与伊朗有联系，活动方式与哈马斯雷同，也有军事和慈善两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对和平以及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创建巴勒斯坦国毫无兴趣。他们主张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彻底。这一点跟那些支持建立“大以色列国”的以色列鹰派人物一模一样。
以色列人和许多美国人常常讲，阿拉法特同样想什么都要。虽然，有一段时间，阿拉法特的确这么想过，但是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不管阿拉法特当时多么不愿意，在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中，他还是决定承认以色列存在这一事实，并寻求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样，对他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言，与以色列的斗争实际上就成了土地之争，而不是生存之争。正如巴勒斯坦负责民意调查的哈立德·希卡基所指出的，阿拉法特连一寸土地都没收回，导致了巴勒斯坦青年近卫军的诞生，而且其势力与日俱增，对这位老资格的巴解领导人形成了挑战。这一代人不一定要致力于彻底消灭以色列，但是他们越来越坚信一点：只有当代价高得让以色列人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才会结束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沙龙和布什共同采取的旨在削弱阿拉法特并阻挠他实现巴勒斯坦的合法目标的行动，反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大大增强了哈马斯和其它所有挑战者的力量。沙龙明知故为，继续挤压阿拉法特，这又使所有巴勒斯坦人和许多以色列人相信，沙龙想把巴以之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之战。其用意在于团结以色列人，打一场战争，把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去，最终实现《圣经》中以色列国的版图。该地区有许多人都担心，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会为沙龙吞并西岸并肃清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掩护。
遥遥无期的和平
目前冲突的根源还在于19世纪末。当时的犹太领导人如特奥多尔·赫茨尔、莱奥·平斯克尔和摩西·赫斯都坚信，避免犹太人遭屠杀和受歧视的惟一办法是在环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古老家园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从1878年开始，他们便安排欧洲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无视那些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的存在，天真地提出了“无人生活的土地应归无土地生活的人”的主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磨擦很快便出现了，因为人们很快便看出新来的这些人无意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相反还想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单独的大不相同的社会。犹太殖民研究会会长哈伊姆·毛尔高利特·卡利瓦里斯基说，他很同情阿拉伯人的遭遇。二十五年来，驱逐他们的行动并不容易，但犹太公众一定要这样做。犹太哲学家和作家阿哈德·哈姆曾预言说：“对待当地人我们必须有爱心，要尊重但是，我们的同胞在以色列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呢？恰恰相反。他们用敌意和残暴对待阿拉伯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巴勒斯坦的人民的生活伤害了当地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有了新的重要变化。英国外交大臣鲍尔弗勋爵在努力争取犹太人支持欧洲和美国的同盟事业时，发表了《鲍尔弗宣言》。他说，英国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还补充道：“犹太复国主义是好是坏暂且不论，但总比那些至今还生活在那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种种欲望和偏见重要得多。”不幸的是，这并不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的观点。当时，他正努力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德国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致阿拉伯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的一封信中，麦克马洪承诺，如果他们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省份内的阿拉伯人即可独立。他还委派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去帮助组织起义。
这些相互矛盾的承诺在凡尔赛和会上撞了车。威尔逊总统尽管一直致力于民族自决，还是指出，“未开化的民族”需要国际联盟托管机构的“指导”。此时的英国早已把劳伦斯和阿拉伯人起义忘得一干二净，极力主张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威尔逊总统的金…克莱恩委员会被派去调查当地民众的情绪，发现在基督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坚决反对犹太复国计划，并表达了愿意由美国人托管的愿望。这个主意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由于他们已预感到美国人会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结果阿拉伯人必占主导地位，因此他们更愿接受英国人托管和《鲍尔弗宣言》。（这件事使图姆·塞格夫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违背了民主原则。”）威尔逊对此表示同意，结果就由英国负责托管巴勒斯坦了。
但是，英国人的这段时光过得并不愉快。由于大量犹太移民从欧洲涌入，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越发紧张，结果导致频频暴乱。最后，英国人试图限制移民，但这又引发了与犹太复国组织的冲突。二战时这些问题都在混乱中消失了。但在二战结束后，数百万大屠杀的幸存者转而奔向巴勒斯坦。由于担心出现大规模的反客为主，阿拉伯人反对再增加犹太移民，而英国人也再一次强行实行限制。这时，一直与阿拉伯人为敌的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伊尔根”开始把枪弹对准英国人。英国人则把“托管权”奉还给联合国，于1948年撤走了。联合国（当时共有56个成员国，其中大部分是西方和拉美国家）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两国方案。联合国提议，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实体，耶路撒冷城则由国际共管。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个方案，并对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宣了战。结果阿拉伯人战败，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沿停火线一分为二。这条停火线目前成了国际上公认的以色列国边境。约75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其他一些国家如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营内，无依无靠，束手无策。他们来自原巴勒斯坦地区，但他们原先生活的地方已被以色列人占领。从那时到现在，巴以冲突几乎一刻都未停止过，时而激烈，时而平缓。这段历史滋生出了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不公，他们“回归”的渴望，以及以色列人所认为的围困和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斡旋。
1967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同时发起了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的运动，从此便有了几十年的争斗、恐怖袭击、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双方和谈并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以及各种各样的和平谈判。1987年至1989年的第一次以籍巴勒斯坦人暴动以及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的确使巴以问题的解决有了新进展。巴勒斯坦青年举行起义，手执石块掷向以色列人，反对他们长达21年的占领。武装暴动也博得了国际社会和部分以色列人的同情。有许多以色列人开始对占领土地和修建定居点提出质疑，问道义何在。海湾战争突出了解决巴以长期冲突的紧迫性。老布什总统呼吁在马德里举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停止修建定居点（美国的援助不可避免地被用于这项工程）。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是个“大以色列”主义者，他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布什因此暂停了对以色列的一些援助。马德里和会成果寥寥，但的确使巴以双方第一次得以直接会谈。美国中断援助，在伊扎克·拉宾击败沙米尔的选举中也起了作用。拉宾继续与巴方举行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在1993年8月在奥斯陆达成协议。
奥斯陆协议规定，以方必须逐步从部分被占领土撤军并向巴方移交该地区一些部门的权力，如教育、卫生和治安等部门。巴方则必须承认以色列人的生存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须停止一切暴力活动。逐步移交有限的权力是为按照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彻底解决巴以冲突打个基础。第一批撤军将从加沙和杰里科地区开始。拉宾在台上时，一切事情都在按照协议进行，只不过是进展稍慢了点。但是，当拉宾在1995年底被一名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后，整个和平进程便开始显得后劲不足了。问题的关键是协议中隐含的两个推断：一是尽管以色列没有写出书面承诺，但是巴方预期它会停止扩建定居点，因为定居点的持续增加显然有悖于协议的精神实质，即便不是违背协议的书面条文。二是尽管巴解组织已开始停止恐怖活动，但以方预期巴解也会停止哈马斯以及其它组织的恐怖活动。然而事实却是，在执行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这些年内，定居点的数量翻了一番多。恐怖活动尽管大幅度减少——以色列人都可以在杰里科的夜总会里尽情享受――但是并没有彻底绝迹。
原因在于和平协议是哈马斯和其它激进组织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恐怖袭击是破坏协议的最有效手段。恐怖袭击也帮了主张“大以色列”的鹰派分子们的忙，他们可以利用它拒绝撤军，利用它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解。尽管许多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认为，以色列人放弃土地换来的只是些巴勒斯坦人未必能兑现的承诺，但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巴勒斯坦做出了重大让步。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人放弃了对原巴勒斯坦托管地大部分土地的要求，却没有得到以方拆除他们痛恨的定居点的承诺，除了说巴方有权商讨一个无法确定的“最终方案”外，巴方没有获得以方对未来的任何保证。以色列的一名评论家说：“冒这样的风险，阿拉法特十有八九是疯了。”不管怎么说，到1999年底，所有的计划都已向后推迟，双方的暴力行为均有上升。很显然，和平进程已陷入困境。
院外活动集团
巴以冲突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面积在持续增加。自1967年开始一直如此，原因在于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建一直未停过。即使以色列拆除所有的定居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也不大可能完全停止。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企图夺走他们所有的土地，这一点肯定导致了暴力的产生。最近我和美国一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共进晚餐时，席间他同意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并告诉我说，由于一直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停止修建定居点，所以确实有点令人灰心丧气。我问，为什么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总统没办法让一个比美国小得多并完全依靠美国援助和保护的小国保证不再修建呢？“克莱德，”他说，“这是你第一次问我一个答案很明确的问题，回答是：纽约和佛罗里达。”他所指的是这两个州的美籍犹太人的选票的重要性，更广泛一点说，指的是，势力庞大的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的重要性。我告诉他我会把“基督教联盟”及其它一些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组织的重大影响也考虑进去，他随即表示同意。
和平努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院外活动集团阻止美国向以色列施压的能力。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最有影响的亲以团体之一。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