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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很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美国人违背了自己刚在第二个联合公报中所做出的承诺。事实上，中国人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要求美国予以澄清，这就导致了1982年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台湾的对面集结了一支导弹部队，1996年演习时示威性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威胁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要开战。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是，美国人的保证使得台湾政权得以拒绝参加关于采取香港模式实现统一的认真讨论。他们的行为有时也因此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辩论者常常引用他们所打的类似于我那个“毛伊独立王国”的比方，他们常常问：如果中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派部队去支持南部邦联，美国会作何感想呢？
不过，我们所幸不必回答这个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半个盟友的作用消失了。这一点，再加上台湾终于建立了民主政权，致使美国保守派中出现了一个支持台湾独立的动向。不过这一问题虽然讨论过多次，但是尚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于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台商已纷纷把工厂迁往大陆。一开始，台湾政权极力限制这种投资和尖端技术的外流，但是这有点像要求潮水不退那样异想天开。台资企业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大约50万台湾人目前住在上海，而且每天都有人加入这支队伍。因此，布什也许会发现，就在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台湾时，最后一名台湾人已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乘船去了大陆。事实上，就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1949年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首架商务包机本周（2003年1月26日）已经启航。因此，最后的那位台湾人连船也不必再坐，坐飞机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坐头等舱。
以色列和台湾问题的教训
在对以和对台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容许那些极端自利的团体歪曲它对现实的看法，故意不看相反的证据，这样实际上是在继续大肆自残，同时不必要地引起了别人对它的深仇大恨。由于实行三权分立，我们的政府体制促使一些工于心计的少数人争夺关键职位。这些人有时会受到一些与美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外国势力的严重影响。一个来自人口不足百万的州的参议员，如果在关键时刻担当主席一职，就可以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强盛的国力使得我们长期以来不能面对现实，因此，强盛的国力不仅能够给别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新闻界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新闻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报导越南的实际情况。现在新闻界仍然没有全面报导以色列、巴勒斯坦、台湾地区以及其它许多关键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经常被自己先前已形成的意识形态所蒙蔽，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界不敢向观众和读者们的偏见发起挑战。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问题还是出在观众和读者这一边。他们对别的国家的关心常常是有选择的，暂时的，或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偏见。美国人往往不把别的国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地方，而是看成承载美国人思想的工具。这些思想要么就是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要么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为美国人鸣冤叫屈的。古巴的问题我就别说了。
第九章 朋友与敌人
自由经济没能解决所有问题
1989年11月9日，当我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上看到东、西柏林的德国人从柏林墙顶上噗噗地开启香槟酒瓶塞时，心情与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样，既高兴又怀疑。许久以来，一直作为专制与分裂象征的柏林墙，现在突然成了自由与希望胜利的标志。四十年的冷战，我们这代人一生不幸的背景，并非在大决战中结束，而是在自由人民的笑声和歌声中划上了句号。对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一直领导着这场斗争的美国，以及对西方人的观念和价值观来说，这都是个伟大的时刻。
这刚是个开头。1991年3月2日，伊拉克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出的结束海湾战争的条款，似乎永远结束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对邻国的威胁。1991年7月，华约解体。1991年圣诞节时，罗纳德·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庞大而坚不可摧的苏联崩溃了。过去一直是20世纪特点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最后以民主资本主义为惟一幸存者而告终了。弗郎西斯·福山称其为“历史的终结”，而且似乎很快就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一度荒芜的土壤里破土而出，中国则实行了一种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这是中国对资本主义的独特称谓。甚至连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情绪也似乎好了起来，开始了后来所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另外，受到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繁荣期的带动，世界经济发展腾飞了。美国独特的资本主义模式终于得到推广，成了全世界不可避免地终将据此融为一体的准则。
美国似乎没有敌人。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不管是在伦敦、巴黎、利雅得、莫斯科、北京、汉城、雅加达、开罗、墨西哥城，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希望的时刻，很像1946至1948年间的情形，当时美国同样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开始为多边合作的新秩序打造基础，结果却因冷战的爆发而使这一努力夭折。这一时刻比过去那一时刻甚至更好，因为早期建立起来的体制和观念已经取胜，现在甚至连威胁发动一场新冲突的潜在对手都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艾奇逊及战后早期的领袖们都想方设法要在一种世界新秩序创建时“在场”，并想在其创建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而20世纪90年代的领袖们却认为，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梦想。他们只须遵循罗纳德·里根的忠告，“奋力贯彻始终”即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代表了政治上的一种终结形态，因为它“可以给予人们历史上一直在寻求的自我价值。”一个由观念一致的自由民主政体所组成的世界不会有多少发动战争的积极性，因为人人都知道，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他们宁愿通过贸易致富。一个由这样一些民主政体所组成的世界，将建立一种稳定的和平秩序。因此，美国应优先促进民主区域的拓展。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从令人陶醉的“全球化”这个词中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一富有魅力的方法十分令人注目，各国为了致富都心甘情愿地实行严格的共同规则（汤姆·弗里德曼的“金紧身衣”）。全球化将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更为民主；而且随着各国更加富有，更为民主，它们将变得更加现代化，因而会更加致力于和平、稳定以及合法的幸福追求。这是个美丽的梦想，它的最佳之处在于不需要任何人在任何形式的“创造”时“在场”。
美国的领导人刚刚赢得了这场战争，对和平就开始管理不善了。他们继续沿用过去的作法，好像冷战及20世纪尚未结束似的。尽管美国的国防开支的确减少了，至少是短暂的，但相对来说却上升了，因为过去的苏联以及其它国家的国防开支都在逐渐减少。旧的联盟结构依然维持原状，韩国、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欧洲，依然是美国的附属国并受美国的保护。海外义务和基地甚至还有所扩大，尤其是在波斯湾建起了前面提到过的沙特阿拉伯大型空军基地之后。但是，非军事性对外行动却继续受到忽视。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数目在继续上升，而美国用于援助及海外外交机构的预算款项却在下降。美国仍在咄咄逼人地进行有关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通过这些谈判，基于过去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然而，美国领导人丝毫没有考虑根本的基础结构及新近参与和新近开发的市场的状况。“华盛顿意见一致”这一政策哲学教导人们说，自由贸易会自动解决所有那些问题。
其它重大发展同样没有受到重视。击败苏联后，美国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帮助其后继国由共产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民主体制与自由市场经济，而且对于疏于严密保护的危险材料储备库也没有采取什么保安措施。由于盲目认为核俱乐部可以局限于少数成员国，当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几声巨响宣布拥有了核俱乐部成员资格时，美国及其盟国着实震惊不小。尽管全球化刺激了某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它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均衡，以及会造成贫富之间更大差距这一趋势却被忽略了。同样受到忽略的事实是：全球化使贫富差距更为明显，并且迫使不同信仰和不同价值观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以致威胁到了他们各自的特性。冷战的结束，欧盟及其新货币欧元的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与欧洲关系的发展。可是，这一发展也没有为美国所认识。同样被熟视无睹的情况还有：美国的毒品泛滥及政策对拉丁美洲的腐蚀作用；伊斯兰教徒感觉失去了尊严而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前后不一致的日本政策、韩国新的民主政体以及中国重新崛起的意义。艾滋病的迅速传播以及流行更为广泛的疟疾及肺结核病，均被视为遥远未来的问题。同样不受重视的还有以下预告：到2025年，世界人口的1/3将会缺乏洁净的饮用水；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及洪水将使埃及和巴基斯坦这类地区的小麦产量减少20％到50％。当然，提及这些事情有些太鲁莽，而且会干扰来自华尔街的更为重要的消息。
结果是，20世纪虽然在1991年的圣诞节可能已告一段落，但21世纪实际上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真正开始。在这一天，对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清楚地表明，历史仍在进行之中，全球化不一定就是有魔力的灵丹妙药。这次袭击触发了影响深远的全球关系的转变，美国的一些老朋友看起来更像是对手，而一些老对手却更像是盟友。
欧洲
这些转变在欧洲最明显不过了。长期以来，美国与欧洲一直保持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尽管美国诞生于对英国及欧洲很多东西的反叛之中，但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表述的观点都源自欧洲人的思想。正因为建立在民主、人权及反抗压迫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才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与欧洲的联盟造就了几个关键的全球性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正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相互作用，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启动。美国在欧洲的投资达八百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的总和。美国在欧洲所设公司的产值约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欧洲在美国的投资额也大致相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万亿美元，欧洲为9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几乎占全球经济的60％。正如前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现任英国石油公司总裁的彼得·萨瑟兰对我所言：“我们这个联盟的成功与否，对全球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
萨瑟兰说的一点不错。正是这一事实使得美欧联盟之间日益增多的麻烦现状令人十分担忧。虽然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人仍对美国持肯定态度，但是比例却低于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地区，而且该比例还在下降。在2003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春季的比尔德堡会议，以及2002年春天的跨大西洋政策网络会议上，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工商业、政府、媒体及学术界的高级领导人注意到，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9·11”之后，美国请求北约宣布在阿富汗参战，在得到北约响应后，却又拒绝欧洲盟国实际提供帮助，理由是欧洲人只会拖延战事。此举不仅伤害了欧洲人的自尊心，而且对联盟的使命提出了质疑。当美国急欲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寻求军事解决时，欧洲则坚持认为，应该遵守联合国决议，对伊拉克承诺的武器销毁工作进行核查。实际上，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发誓，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美国新的预防性和先发制人的战争原则，在比我们更熟谙战争的欧洲敲响了警钟。当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公约以及其它条约时，欧洲则继续前进，以使这些条约在没有美国签署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生效。另外，诸如变基因食品之类的有关情感问题的贸易纠纷，亦如雨后春芛般地显现出来了。
此外，辩论这些问题的口气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了。美国的老欧洲朋友感到失望，并有些叛逆表现。欧盟前任专员艾蒂安·达维农对我说，“美国正在将北约改变成一个志愿者联盟。”《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说，“美国过去有个很好的优点，以世界的利益为美国的利益。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弃了。如今的美国令人恐惧，因为它不受约束。左翼人士一向认为美国是个无赖国家，现在连中间人士也这么认为了。”
在许多欧洲人看来，美国似乎已经背弃了支撑着全球机制的价值观，而且用沃尔夫的话说，它选择了“有势就有理”的价值观。在美国方面，国防部副部长杜格·菲斯把美国对北约的政策称作是“让这个怪物继续活下去”的政策，而白宫的一位官员则称欧洲人是“共安乐而不共患难的朋友”。罗伯特·卡根2000年在他所著的那本倍受关注的《论天堂与强权》一书中称，“欧洲来自金星，美国源于火星。”他还认为，欧洲在军事上的虚弱，往往会使它对美国采取绥靖和牵制的策略。在美国，欧洲的形象正逐渐变得不仅是对美国姑息迁就，而且是反民主、反市场，闭关自守，一副机会主义的模样，不愿在国防上花钱，却又嫉妒和憎恨美国的实力和成功。
在这些具体的问题和失望之下，隐藏着的是有关价值观、动因及模式等深层次的问题。法国专栏作家多米尼克·穆瓦西在《外交》季刊上评论道，“20世纪70年代的反美，是对美国以往所作所为的反应；今天的反美，则是对美国本性的回答。”一些美国评论家，如《国民评论》的约翰·奥沙利文，发出警告说，欧盟正在朝着成为美国敌对势力的方向发展。而马丁·沃尔夫则说，欧盟、中国和印度也许需要结盟来与美国保持平衡。
这种矛盾并不像老夫老妻之间的口角。巨大的地质板块正在运动之中，很有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萨瑟兰所描述的全球系统，如果不是将其毁灭的话。“历史的终结”论认为，已获胜的民主资本主义是一元化的，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假如历史继续前进并在这些不同类型之间引起竞争，那么，这种竞争有可能引起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争斗。这是因为在世界上的所有列强中，惟独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