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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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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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宗的屈辱投降之策激怒了众多的爱国之士。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伏阔上书,要求复李纲之职,数万人群起而应。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又恢复李纲的职务。金人忌惮李纲的智勇,又顾虑耽搁日久;援兵到来,得了钦宗亲签的割地协议就撤兵北归了.经过这一场风波,钦宗和张邦昌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越发情投意和了
    金兵撤走后,钦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徽宗也回到了东京,又花天酒地起来。他们并没有居安思危,整顿军备傅立叶(Charles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以妨后患。果然好景不长,宗翰又开始厉兵秣犯中原,北来再度陷入危机。主战派为阻止钦宗再续割地议和之议,纷纷上书指责张邦昌私敌,乃社稷之贼,钦宗万般无奈,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土、中太一宫使,停止割地之议。疆场上的局势也日益恶化,那年冬天京城被全面攻陷。徽、钦二帝逃到青城。金兵将东京洗劫一空,又乘胜拘系了二帝。金人觊觎大宋江山已非一日,但因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民不服,揭竿而起,故而不敢冒然称帝,在第二年春派吴拜、莫俦持文书归宋营,令推举一位道德隆茂、众皆推服、长于治民的异姓官员在军前备礼册命。然而这一切都是金人骗人的把戏,他们的心目中早有了一位最合适的人选——张邦昌。只可惜张邦昌既非道德隆茂之辈,又非长于治民之臣,众人当然不会推服。留守孙传等不奉此命,请求仍立赵氏为主。金人大怒,再遣吴拜、莫俦催促火速复命,并拘系了孙传,任王时雍为留守。王时雍也是贪生怕死的人,他连忙招集百官商议,众人面面相觑,计无所出,恰巧尚书员外郎来齐愈自外而至,众人问他金人意下如何?宋齐愈取出一张纸,写下“张邦昌”三个字传视众人,一些心中无主见,善于看风使舵的人为保全性命,表示愿意拥戴张邦昌。而刚直不阿、坚持己见的人都被金人掳至军中。
    王时雍设计将百官骗集到秘书省,等百官一到,他立即命人将大门紧闭,让侍卫持刀荷枪围住秘书省。范琼向大家晓谕了金人的意图,王时雍首先在署状上签了名为百官做榜样。这时有的人唯唯诺诺地随之签了名,有的人不知所措默无声息。一个太学生发言抗命,范琼唯恐他动摇了众人的主意,厉声斥责,把他押回学舍。还有一个叫寇庠的人也凛然宣布宁死也不肯附议。监察御史马伸也慷慨陈辞:“我身为朝廷谏臣,绝不能默视社稷易主不吐一辞,我愿另拟议状,要求保存赵氏!”饲部员外郎喻汝砺耻为奸贼贱之臣,辞官归田。观文殿大学士唐恪自尽殉国。还有的人退隐山田,有的人逃入太学。金人闻之,怒不可遏,一下拘捕了数十人,再命速作劝进张邦昌的议状。
    这时张邦昌作万般痛苦无奈状,假装要自杀,有人一针见血地嘲讽他:“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是想茶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只好收起这一套把戏。
    不久,吴拜、莫俦等人向金人递呈了劝进表,吹捧张邦昌“学通天人,位冠家司,身兼众美杜里舒(HansDriesch,1867—1941)把“隐德来希”曲解为,伏望以苍生为忧而不以细行自饰,以机政为虑而不固避自嫌,上体大金择立存抚之意,下副国人拥戴为主之望!”
    金人阅罢这些夸夸其词的劝进表,非常满意,认为这一番苦心的铺垫可以告一段落,于是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奉册宝至,张邦昌向北方叩拜受册。金人宣读册文:
    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它分为逻辑语义学与普通语,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傒,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
    就这样这个荒唐而短命的伪楚皇帝粉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天,天气阴霾,日晕无光,愤怒的狂风咆哮着吹过南北东西
 傀儡皇帝张邦昌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张邦昌在金人的一手安排下粉墨登场,做了儡皇帝。他自己也深知,百官劝进是出于无奈,并非自己深得人心,故而不放十分猖狂,处处谦恭,装腔作势,收买人心。
    登基之日升文德殿,在御床西设位受贺,让阁门传令百官勿拜。留守兰时雍为讨好张邦昌,率百官遽拜。张邦昌连忙拱手起立,一副谦恭之态,令人作呕。
    那一天天色十分惨淡,乌云蔽日,阴风四起,百官想到家国破碎,从此要屈节异姓,各个容颜沮丧,毫无喜庆之色。张邦昌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唯有王时雍、吴拜、莫俦、范琼等人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拥在张邦昌左右,俨然是佐命立功的开国元勋!百官参拜已毕,王时雍等人又跪倒尘埃,请求分封。张邦昌封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拜为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为权签书枢密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并下令百官:“多日以来朝廷常有变故,大臣有司尽失其职,从令以后由御史台监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职。”他声称自己不称“朕”,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乎日不穿帝服,遇金人方遽换,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王时雍每向张邦昌打小报告,都要说“臣启陛下”,张邦昌则装模作样也训了他一顿。
    张邦昌以为嗣位之初,应该推恩四方,笼络人心,于是想宣布天下大赦。权领门下省的吕好问问他:“京城四壁之外,都为金人所占战国策派中国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政治哲学流派。因,大赦天下是指赦免哪个天下?”张邦昌哑口无言,十分难堪。
    金人扶植他作了皇帝,便立刻造使索要北宋宗室为人质。张邦昌不敢怠慢,派徐秉哲领旨搜寻,得宗室三千多人,押送到金营。金人并不满意,又催交银两,开封府以见在户口为准各家摊派,限日缴纳,无奈京中百姓连遭战火,既使倾家荡产也无法凑足那个天文数字。
    张邦昌内心里分析了自己的处境:是金人将自己扶上金鵉,操纵了自己的命脉,金人喜则已生,金人怒则已亡,因而万不可以得罪金人。但这棵大树一旦撤离,城中军民不见得总买自己的帐。自己不能把事做得太绝,断了后路。于是他给金人修书恳求免催银帛:“仰仗贵国的大恩,不敢忘怀,然而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城中的百姓因围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饥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某虽愿抚养却无资钱以厚其生,欲赈给相救却无食粮以续其命。贵国催促日急,有不胜其力自寻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
    金人搜刮抢掠已得到不少实惠,也知道这块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顺水推舟卖他一个人情,答应他免括金银,带了二帝、宗室北归。
    听说徽宗、钦亲父子要被金人押到北地,张邦昌心中窃喜非常,但为了收买人心,掩人耳目,使僭用天子仪卫、法驾,脱去龙袍换成缟素,率文武页官及城中的百姓在南薰门摆设香案,面对囚禁二帝的金营遥遥祭拜,哀哀痛哭,声泪俱下,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可是,当他到金营与他的恩人话别时却又换了一副颜色,他穿红袍、张红繖,威风“凛凛”,王时雍、徐秉哲、吴拜、莫俦等众星捧月一般簇围左右,俨然一位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爷。
    这一年的春天,金宗望先行一步退兵,他押解徽宗、宁德皇后及诸亲王、妃嫔经骨州向北进发。三天之后金帅宗翰押钦宗及皇后太子随后由郑州向北进发,撤离京师。金人围城时到处侵扰劫掠,甚至挖坟掘墓,把尸体挖出来弃之荒野,用棺材装饲料喂军马。撤兵前夕,又惨无人道地焚毁无数寨栅,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金兵却在城下鼓乐而歌。金人临走时问张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护,张邦昌倒是很想有金人一直撑腰。可权领门下省吕好问却拒绝说:“恐怕北方的兵卒不习南方的水土,不会安心驻扎。”金人又试探;“只留一贝勒怎么样?”吕好问又托辞贝勒是贪人,不敢留住,恐担不起责任。金人只好全军北撤。张邦昌很是恼火,责怪吕好问。吕好问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实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现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四元祐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张邦昌权衡利弊,知道金人北归,大势已去,也应该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于是决定从吕好问之计,王时雍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您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但张邦昌远比这两个目光短浅的家伙狡猾得多,他立刻删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自陈:“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他还恬不知耻地杜撰一大篇他精忠报国的情节:“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全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不久,张邦昌又派谢克家把大宋的授命宝——王壐献给康玉,又降手书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他又派遣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不久他自己也赶到南京,拜见康壬。张邦昌见到康王时表演得更是生动逼真,他葡葡在康王驾前,伏地恸哭,请求康王赐之死罪。康王好言相慰,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高宗,改年号建炎。张邦昌跪倒称贺。高宗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脐三公
 背祖弃宗赵良嗣
    赵良嗣本名马植,祖籍辽燕(今河北北部),世代都是辽的大族。北宋末年,他在辽任光禄卿。因为人奸诈狡猾,为同僚所不齿。马植一见自己在辽国混不出什么名堂,就想改换门庭,另择高枝。偏巧公元1111年,宋徽宗派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马植觉得机不可失,在童贯经过卢沟时,连夜谒府求见,说要向童贯面陈灭燕之策。童贯暗自思忖,马植本是辽国人,反倒要向自己献灭辽之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他吩咐小吏把马植请进来。马植一见童贯,慷慨陈辞,说:“大家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万民恭顺,马植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无缘表述。今天诈帝荒淫无道,辽已是奄奄一息,马植一心弃暗投明,希望您能明察心迹!”接着又说:“不仅大宋欲除燕保国,女真人对辽也是恨入骨髓,如此宋如派遣使臣从登州、莱州渡海去同金人结盟,与之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辽指日可图!”童贯听罢,喜出望外,以为马植是一个深谋远略且识时务的“才俊之士”,立刻约以同归宋朝;并将马植改名为李良嗣。举荐给宋徽宗。
    宋徽宗在大殿召见马植,问他何以去辽附宋,李良嗣赶快又抓住机会表白一番他的耿耿忠心,再陈联金破辽的主张:“辽国已是天年将尽,陛下你心念旧民身遭涂炭之苦,收复中原昔日之疆土,是代天行道,以治昏乱。王师一出,旧地百姓必当壶浆来迎。不过,万一女真人得志,战端一开,那么就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所以臣以为事不可待,陛下宜早作定夺。”当时群臣争议纷纷,多数人以为一百余年以来大宋虽与诸蕃接壤,但一直禁止商贾舟船往来。一旦张开国门,弊端亦会随之而来。又以为虽联金可以攻辽,但金亦非心无杂念之邦,倘使辽一旦被灭,鼎足之势一去,全国没有后顾之忧,统兵南下,叩扰中原,也未可知。但是徽宗皇帝却很欣赏李良嗣的主张,又赐以同姓称赵良嗣。任秘书丞,再迁直龙图阁,提点万寿观,加在文殿修撰。
    宜和二年(公元1120年)二月,赵良嗣奉旨出使金国,见完颜阿骨打,商议合兵夹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此后往返六七次,与金人争议颇尽“心力”。最后金人提出,金出兵帮助大宋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宋要把输给辽的岁币如数输给金国。赵良嗣一心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而且更想借两国兵力报自己在辽时不被重用之私仇,所以概不顾国家的屈辱,百姓的苦难,签下了和议,因为宋金使者往返都要渡海,史称“海上之盟”。他得意洋洋地回到汴京,邀功请赏,被进为龙图阁直学士。
    海上之盟签定之后,童贯率军两路攻打燕京(今北京),结果大败而归。后来,辽内部政局不稳,童贯以为有机可乘统文化和价值标准,提出“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并,再次出兵攻打燕京,又损兵折将。童贯为保住自己的“声誉”,请金人履行和议出兵相助。金人果然一举攻下燕京,并把燕京城烧杀劫掠一空,最后只把空城还给了宋朝,又索要加输代税钱每年一百万贯。然而赵良嗣却因献策复燕“有功”,加延康殿学士,提举上清宫,官至光禄大夫。
    赵良嗣由此不免时时“居功”自傲,他装模作样地对徽宗说:“赵昔在北国,曾与燕中的豪士刘范、李爽以及族兄柔吉三个人结义同心,欲破幽州、蓟州以归附天朝。我们三个人曾在北极调下洒洒祈天,发誓如他日大功告成,就挂冠谢事,以表示我等行事绝非为邀取功名富贵。仰仗陛下的神威,今日幸得收复燕京,大功告成。臣怎能不顾前日弟兄之约。希望陛下许臣解甲致仕,躬耕田园。令有识者说:‘那就是平燕献策之人,而今得清闲退居,真是天下美事啊!’陛下如不成全,则有人以为臣既然敢欺神明,以后何所不至呢?”他欲擒故纵,明知徽宗不会准许,还多次上表请归,做出一副只为国家,不为官禄的忠义之状,最后“无可奈何”地留在朝中
 以“莫须有”害人的秦桧
    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秦桧与金人狼狈为奸,一手策划的和约签订了。当时抗金名将岳飞任淮西宜抚使,与金人的多次交锋,使他深刻认识到了金人的狡诈、暴虐,于是,他上疏高宗、言明利害:“如果只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与倒悬之苦,用议和来应付一下局面倒也罢了,如果欲使大家统一,议和绝非长远之计。故应时刻准备,以防不测。”这话正触了秦桧的肺管子。
    这年七月,金兀术杀了在宋金议和中主张将河南、陕西归还大来的领三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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