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好戏定会出现。于是他开始在粤系将领中物色一些人监视李济深的行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为了与李济深争权，经常为蒋充当坐探。李济深为了团结陈铭枢，主动把广东省、主席的职务让给他。蒋介石认为陈铭枢反复无常，不敢委以军职。胡汉民、古应芬乘蒋犹豫不定的时机，推荐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主任。他也觉得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李济深掌握广东政治分会，三人相互牵制对他也有好处，于是也就同意了。这时发生了桂系发动推翻武汉政治分会主任兼湖南省主席谭延恺的所谓湘案。李济深出于义愤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他严加控制部队，批评桂系的违法行为。
蒋介石灵机一动，果断地捕捉这一信息，顺势电请李济深北上，调停湘案。李济深对蒋的诚意有怀疑，不愿前往。但蒋却又派吴稚晖到广州专程迎接。古应芬为了配合蒋，也致电陈济棠力劝李济深北上。陈铭枢为了在广东称王也劝李北上，还表示愿与他一起去。“盛情”难却之下，李济深不得不答应了下来。在他到上海时李宗仁力劝他不要去南京，以免上当。而这时蒋介石害怕李济深溜回去，于是在南京不断地发出催促令。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则向李济深担保绝对安全。这样李济深推辞不掉随同他们四人一起去南京。但到达后，李济深实际上就被看管起来了。到了三月二十日，召开国民党三大全会时，蒋介石宣布对控系的湘案决不放过，第二天就把李济深传到总部，随即押去汤山软禁起来，调解人突然变成了阶下囚。同时蒋介石指令陈铭枢、陈济棠说服粤系的将领服从中央。李济深一倒，粤桂联盟随即动摇．三月三十日二陈等人即联名发表时局通电，称“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膏血，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入之战争漩涡者，则粤人公敌。”公开亮出反桂拥蒋的牌子。三月三十一日，陈济棠即命令在粤省的桂军，必须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省境。不久蒋介石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广东。粤桂也从此分家、对立了。蒋介石的第二步分化战略就这么轻易地实现了。
剩下的桂系的核心武汉方面，蒋介石则采取挖心战术，分化其力量，使其失去战斗力。
蒋介石首先分化非桂籍的胡宗铎、陶钧，没想到竟遭拒绝。蒋介石感到多少有些意外。后他的特务侦如武汉桂系的内部矛盾是桂籍与鄂籍军人的矛盾，于是转向分化桂籍军人。此时桂系前线指挥夏威生病住院，由师长李明瑞、杨腾辉接任。蒋知悉李、杨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于是决定策反李明瑞。焦点选定后，他立即派李明瑞的同学周伯甘去汉口与李密唔。从中蒋介石进一步了解到了李明瑞对俞作柏以前让职给他很感激，而且政治上也完全听从俞的意见。为了彻底攻破李明瑞这一关，蒋介石又放长线去拉拢俞作柏倒桂。蒋介石为此不惜地向自己很反感的改组派求援（当时俞跟改组派交往密切）。经广东分部改组派黄鸣一、阮若梅牵线，蒋的代表杨泰芳得以与俞见面。杨泰芳当面递交了蒋的亲笔信，并向俞作柏许诺，如果拉李、杨倒桂成功，中央委他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他决定。俞作柏于是决定同蒋介石会唔。蒋介石马上委任俞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职，然后俞作柏用蒋所赠巨款潜赴武汉，买通了李、杨，他们决定伺机倒戈，并商定了秘密联络地点与方法。联络成功后，俞作柏返回上海等待行动。
至此，蒋介石对武汉桂系的战前分化计划已全部完成。三月三十一日晨他即发出总攻击令。在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首鼠两端的何健首先倒戈，后是李明瑞部，剩下的胡、陶、夏（斗寅）部也在蒋的威胁利诱下很快瓦解。蒋介石占领了武汉，桂系第四集团军全部瓦解。
蒋介石消灭了桂系这一强大的对手后，又把目光转向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双方断断续续交战不少，互有胜负。延至1930年4月1日终于发展为生死大决战。
面对蒋介石的“紧缩政策”，国民党各派系包括阎系、冯系、政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重新组织起来的桂系纷纷组织起来，形成反蒋联合阵线，以阎锡山为首领。当冯、阎等联合反蒋的旗帜树立起来之后，立即吸引曾叛投蒋介石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韩复榘等将领。
看到如此咄咄逼人的对手，蒋介石心里确实有点发慌。但当他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没有附和反蒋联军时，心里顿时安定了下来，真是谢天谢地。他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势力难以百分之百取胜，但一加上张学良则会稳操胜券。于是立即派要员前往沈阳游说，并委任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但张学良仍不愿掺和进去，要保持中立，除答应、接济蒋一些军火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过问。
开战初期，先是蒋军获胜，但五月二十六日，西北军以迂回战术，给正在气焰之上的蒋军以迎头痛击。甚至连蒋介石也在柳河车站差点成俘虏。联军在陇海、平汉两战场大获全胜。但由于冯玉祥指挥上的短视，没有乘胜南下与直逼武汉的桂系会合，致使平汉线的蒋军能够卷土重来再次消灭了桂系。蒋介石解决了后顾之优后，为了挽救北方败局，六月上旬策划了一个“和平运动”。但除了张学良响应之外，谁也不搭理，蒋的“和平”计划宣告破产。此计不成，蒋又生一计。他根据阎、冯军，配合不足，拆台有余的情况，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结果阎的晋军受到蒋的猛烈打击，这才想起要请冯玉祥在陇海线上配合作战，连忙恢复已中断的对冯军的物资支援。蒋介石则根据西北军穷，官兵生活艰苦的特点，对西北军发动“银弹”、“肉弹”的攻击。他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阵地办起俱乐部，选择使干引诱西北军官兵的地点，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员。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分文不取。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在他们玩乐吃喝之余，特务趁机从中拉拢策反。许多官兵暗中串通。随着时间拖得越长，拉拢的人就越多，官兵的叛心也更坚定。因此当冯玉祥为了对付8月底至九月六日蒋介石发起的总功而奋力拼杀时，却不知道他的许多部下早已被蒋的糖衣炮弹击伤了，毫无战斗力，甚至接连出现倒戈叛变的情况。
蒋介石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结束对峙状态，不惜付出高价再次派人收买张学良。命令南京政府代表，张学良到哪里就紧随到哪里。派刘光为代表，携带几份国民党的委任状前往，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见张学良仍不为所动，又派张群、吴铁诚带去巨额现款进行活动，又增加委任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长。张学良乃不表态，蒋又以高官厚禄拉拢张的部下。派何成浚收买临绥驻军二十三旅旅长马延福，许以三百万现洋，让马叛张投蒋。同时请英、法公使作说客，说服张学良支持南京政府。在蒋的多种方式冲击下，加上张学良看到获得平、津、唐等华北地区，于是同意在蒋军攻下济南后，东北军即出兵协助结束战局。
张学良履行诺言，1930年9月18日，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形势立即发生变化，扩大会议的成员首先成鸟兽散，后各杂牌军纷纷投蒋、投张，冯玉祥指挥已不灵，只得退回陕西境内，阎锡山回山西。张学良则随后整编其残部。西北军纷纷倒戈。11月4日，阎、冯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蒋介石则逼他们出洋。
至此，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对手全都打跨，并整编其军队，真正成了国民党的霸王
蒋总统耍弄代总统
深冬的南京城寒气袭人，身处总统府暖室里的蒋介石此时虽免受冷冻之苦，但他仍感受到一种比冬之严峻厉害百倍的痛苦正在向他袭来。淮海战役几大主力兵团相继被歼，杜鲁门战胜他曾看好和支持的杜威连任美国总统，并停止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白崇禧、程潜、张轸等人请其下野的电报接二连三，件件事情就象重锤撞击着他的心扉，一场信任危机已在国民党高层渐渐蔓延开来。为了试探部下对自己的忠诚程度，蒋介石决定招集国民党各要员开会讨论自己的引退问题。
1948年12月31日晚，李宗仁、孙科等要员四十余人应邀到其黄埔路官邸开会。会上大多数人发言表示同意他去职，只有谷正纲、张道藩等坚决反对，谷还为此号陶大哭，如丧考妣。蒋介石看此形势，心中大怒，大骂说：“我是想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处境不佳。中共在12月25日公布战犯名单时，他又名列榜首。至此他已处于战既无望，和亦不可能之境地。于是无可耐何地决定请李宗仁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以争取经气的时间。并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开始向外界暗示其有意退休。
1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傅厚岗李宗仁的住宅，请李“担任”总统职务。一见面，蒋首先问：“你看现在的局势怎么办？”
李说：“我们现在样样处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当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李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李宗仁还是不答应，他与蒋打交道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害怕蒋在此危急时刻让他当替死鬼。
但不久蒋介石又找李宗仁去谈话，为了使李宗仁答应，一开始，他就搬出宪法来压李，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李宗仁还是坚持原有立场，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共产党提出了八条和谈条件，首要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噎得蒋介石说不出话来，这似乎更证实了他曾跟李宗仁说的一句话：“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而此时，解放军百万大军已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蒋介石觉得不能再等了。
1月21日上午十点，蒋介石召集在南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表情严肃，黯然无声，一片沉闷的气氛。蒋介石一改以往慷慨激昂的训话姿态，以一种低沉的，似有无限悲伤的声调说话，更使会议增添了悲凉气氛。蒋发言表示，非引退不可，并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等他说完，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和张道蕃等人突然失声痛哭，全场一片哀鸣。谷正纲忽又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引退文件，要李宗仁签字。李宗仁在那种一片呜咽的气氛中也来不及细看，就忽忙地签字了。然后蒋乘着美龄号专机飞赴杭州。
可是，不久他立即意识到自己捡起来的是一个烫手的鸡蛋。
蒋介石在发表文告的时候竞只字不提他自己“引退”、“辞职”，而只提让李宗仁“代行”。李宗仁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指示张群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修改文告。蒋介石在电话里满口应承，表示要依李宗仁的意思加以修改，直到李满意为止。可是第二天中央社发表时，仍就是原稿而非修改稿。原来蒋介石在背后做了手脚，他放下话筒不久马上就给张群和吴忠信打电话，叫他们按原稿发表。李宗仁拿着报纸立即召来总统侍从室秘书吴忠信，气愤地责问道：“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竟毫不在乎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说；“蒋先生已经下好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有些不来烦地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听后觉得五雷轰顶，原来蒋先生竟是这样支持他的。他气愤地说，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总统，我决不任。没想到吴的回答更使他震惊。吴以威胁的口吻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听了这话后，李不禁泄了气，“代”就“代”吧。
接下来更使李宗仁感到尴尬的是国库也已被蒋介石运走一空了。原来蒋介石看到大陆的形势已不可为，他早已准备好了退路，就是占有台湾，利用海峡作为屏障，建立自己的清一色的小朝廷，待第三次世界爆发后，即可趁机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因此在引退之前，就任心腹大将陈城为台湾省主席，并密令他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共计金钞为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土，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总计约美金五亿上下。
在他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其将该款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以免该款落入和谈成功后的联合政府手里。
对此李宗仁一无所知，直至上任后方知手头已一名不文。为了维持军饷，安定民心，他曾命财政部将这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陈诚奉蒋的暗示，充耳不闻，拒不执行。
更为致命的是，蒋介石又秘密地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并以台湾为中心，李宗仁想借海、空军巩固江防，却无法调动。在江防计划上，蒋介石也暗中作梗。他指示汤恩伯务必坚持以上海为据点的策略，反对李宗仁提出的任何其他方案。
汤恩伯得此密意当然不敢违背。在国防部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上他处处采取顶撞态度。当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指出他的计划无异于自杀时，汤恩伯回击说：“这是总裁方案，我必须执行。”蔡反问说：“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汤恩伯怒发冲冠，顿把桌子一拍，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扬长而去。
李问何应钦、顾祝同：“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苦笑：“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
当4月22日，李宗仁等亲飞杭州见蒋问：“南京马上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仍然谦然可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