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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垮台
中国从1946 到1949 年经历了现代的几次大战之一。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总共约有300 万人，共军约有l00万人。美国从1941 到1949 年在贷款、物资和装备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总数达60 亿美元。国民党军队纯粹依靠兵力雄厚散驻各大城市，最后又得到俄国允许，进人了东北。无数因素使他们失败：蒋手下的军人不受文职人员的控制；战后对军队按美国方式进行改组，增加了混乱；黄埔嫡系歧视地方将领和部队，特别是广西的将领和部队。他们的战略理论是用防御手段坚守阵地，他们的本能是积储军需物资等待别人先行动手，他们的阵地战术有时还由委员长从远方策划。贪污、士气消沉和开小差，不断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共军采取相反的战术，在农村迂回运动，从民众中间补充兵员，破坏铁路，避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们在农村里激发叛乱，接管了华北的其余地区。著名的记者杰克？ 贝尔登叙述了这种粗暴斗争的情景：把穷人组织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人物，使那些受丈夫殴打的妇女反对作威作福的男人，使年青人反对旧秩序。共军的人员和武器逐渐增多，那些武器有的来自日军在东北的储备，有的是国民党军队叛逃到共方时带来的，有的是偷卖出来的和投降缴械的。到1948 年6 月，双方的人数和枪炮数大致相等。1947 年冬，他们已经切断了东北驻军的退路。1948 年10 月，他们迫使这些军队投降，为数达30 余万人。这就为摊牌准备了条件。
力量的对比不仅在前线发生了变化，那里共军逐渐增多了美式枪炮和物资。由于通货膨胀所标明的经济崩溃，国民党的事业也已在后方、在其城市基地从内部遭到了破坏。
遭敌人轰炸以及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虽具有破坏性，但可使公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提高士气，去协力战胜困难。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使每个工薪人员穷困不堪，垂头丧气，因为它逐步破坏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众对它的信任。恶性通贷膨胀下的生活是慢性扼杀。工资和薪金永远赶不上物价。家具、衣服和书籍都被变卖，换取食物。逐步严重的营养不良产生皮肤病、胃病和结核病。整个社会奄奄一息，而责任就在当权者的肩上。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崩溃的时候，美国报刊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大肆报道，但对以前10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却没有这样报道过。
在1937 一1939 年间，自由中国的物价水平涨势轻微。国民政府的货币仍通行全国；日伪钞票于1938 年开始在北京发行，到了1939 才在南京发行。此后日本人掀起一场运动来破坏自由中国的物价稳定，同时重庆的开支则不断增加，以致收入远远落后于支出。1941 年，财政收人只敷支出的15％，中央政府终于以实物征收田赋。从实物田赋、政府专卖和间接税得来的收人，暂时仍占预算的30 ％。政府捐税、国内公债以及抛售黄金、劝募救国公债等措施，都不能遏制公众的过剩购买力，因而证明是无效的。局势每况愈下，物价每几个月或几星期上涨一倍。在1945 年9 月，纸币发行额是1937 年7 月的465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时法币又重新通行全国，但政府庞大的开支有增无已。南京指望靠它的军事优势迅速结束内战，听任其外汇储备因支付进口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料而日见减少。外汇起初并没有认真地按定量供应，进口货也没有受到限制，因此资金外逃的现象相当严重。
为了打破恶性循环，1948 年8 月实行“币制改革”，废除了旧法币，代之以“金圆券”。同时规定了物价最高限度，并以警察手段督察执行，私人手中的银元和外币被迫换成新纸币，为内战提供军费。这样，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当金圆券在1948 年底崩溃的时候（物价在6 个月内最后涨了8 ； 5 万倍），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最后剩余的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起化为乌有了。
两个月的淮海大战，是在陇海路以东、南京以北约100 英里的淮河流域的旧捻军活动地区打响的。蒋委员长不听参谋人员的正确意见，从尚存的200 个师中抽出约50 个师，在徐州周围的平原上构筑了坚强据点。他亲自从南京指挥战场上直到师一级的战术行动。然而，共军不仅控制了村庄，而且在他们推进时修复了铁路，能够调度大量的部队。久经沙场的名将邓小平领导了发动200万民工的工作，他们能应战斗的需要运送补给或挖掘反坦克陷阱。到11月中旬，四个国民党兵团约34万人很快被截断同外面的联系，在平原上被包围起来。一支12 万人的援军，包括美国训练的最精锐的师团，也同样被阻截并包围于该地区之南。当徐州几支军队带着美国卡车、重炮和装甲坦克部队突围出来，想与援军会师时，这个“活动堡垒”也被深沟阻挡住了，不久就被国军放弃的美制重炮所击毁。到12 月下半月，投人战场的66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3 万，，被犯万人民解放军压缩在6 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他们听说南京打算“从空中就地轰炸”（借用我们在北平的最后一任总领事柯乐博的话）他们那些珍贵的重武器装备时，他们就在1949 年1 月10 日投降了。在国军损失的55 万人中，据共军说投降的有32？7 万。
国军整个这场惨败的特点是，蒋介石愚蠢地决定在徐州平原而不在准河流域决战，并拒不把统帅权交给熟悉地形的干练的战术家广西将领白祟禧。黄埔系指挥官之间由于互相嫉妒而采取不合作态度，没有利用南京所垄断的空军，不能很好地利用美制武器的火力打击敌军，凡此种种都着重证明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光凭武器不能取胜。1949 年1 月，天津和北京投降了。4 月共军渡过长江，5 月进占上海，10 月占领广州，11 月进人重庆。
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 一1949 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我们在1937 年以后对该政府的支持愈来愈多，在中国人的眼里我们不能推卸对它的祸害所应负的责任，尽管我们的援助一向是善意的，我们也常常批评那些祸害，因此在援助的规模和数量上是有限度的。我们的高级将领反对蒋的战略，但无济于事。
然而，我们最大的灾难来自中美公众感情越来越扩大的鸿沟。在战后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
美国“丢失中国”
在10 年期间，美国公众把自由中国理想化了；那时，原子时代，间谍活动和冷战结合在一起，加剧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让自由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同经济大萧条一样，它成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弹药，共和党人在l948年竞选时就运用了这个进攻手段。不久希斯通敌案、富克斯原子间谋案、对间谋和阴谋的恐惧，特别是在朝鲜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的一场大战等复杂因素，揭开了麦卡锡时代的盖子。美国公众经历了一阵反共歇斯底里，“丢失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
1951 一1952 年对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严加审查，已经对此后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它是由若干条件促成的。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在30 年代只有一小批人，他们大多数人作为外交官、学者或新闻记者在业务上彼此认识。他们几乎总是互有“交往”，尽管只是在社交或业务性场合的聚会。如果你认定美援是影响中国国内事务的一项决定性因素，认定国民党人只是由于有人叛变才会丧失他们的军事优势，认定美国的决策人曾经是反蒋的因而是亲共的，认定共产党的阴谋可以通过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追究出来（这一连串虚假而毫无根据的推论，曾为麦卡锡时代的许多人所接受），那么，进行调查就成为公众的一种义务（也是往上爬的大好机会）。
进行调查的动机很不相同。从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出于真诚的关怀起，到政治投机分子的狡猾打算，什么样的动机都有。其背景是在一个侦探小说畅销的国家里，人们突然疑心生暗鬼，以为每一个外表看来是无辜的人都可能在进行阴谋活动，因而产生一种反知识分子和惴惴不安的情绪。在国会进行调查的同时，行政和工业部门也加强了安全审查，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为了预防不测而仿效极权主义的做法。（防范措施迎合了那种过分悲观的论点，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除了不能输出到亚洲之外，在国内也已经失去了它的创造性能力。）在中国问题专家中追查其社会关系而定罪，其被定罪的机会因偶然发生的情况而增加了。太平洋关系学会自1925 年以来就有一项研究和出版计划，由学者、外交家和企业界人士每两年举行私人性会议进行商讨。组成这国际机构的团体有与太平洋地区有关的11 个国家的组织，如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了大约1200 种书刊——书籍、小册子和报告——好些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它自身避免发表意见，但也曾力求同许多不同观点的人接触，并且这方面的记录都存档在案。在国际秘书处和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档案里，有很多内容提到大大小小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一些共产党人、亲共人士和好些外国人。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拿走并利用了这些档案材料，能够不时在报纸上制造头条新闻几达一年之久，直到1952 年共和党召开全国大会的前夕为止。
委员会的报告以断然的语句声称，它能证明太平洋关系学会曾阴谋对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国务院决策人施加影响，以利于中国共产党人。14 卷的听证记录几乎完全无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和出版物，专门查问可疑的接触以及有问题的或亲共的言论，而不管在这些接触和言论是否确实与太平洋关系学会有关。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调查把事实真相同道听途说完全混为一谈，以断章取义之词作为证据，以联想推论定罪。如果把这种行径同行政权力和警察措施结合起来，它也许就像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场清洗审讯。它依据的是立法者应该有的进行调查的权利，但利用了美国伟大传统，玩弄警察、强盗和肮脏政治的手腕。
传询太平洋关系学会之后所采取的惟一行动，是对参议员约瑟夫？ 麦卡锡的许多攻击目标之一欧文？ 拉铁摩尔提出了起诉，硬说他在破记录的12 天公开审讯中犯了伪证罪。1955 年联邦法院没有受理这个起诉。这些审讯以及关于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解职召回事件的审讯，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顶部。与它们同时进行的，还有秘密对外交官和其他政府雇员的安全调查，其范围甚广，持续的时间很久。中国问题专家一般都被调任他职，有的被开除，有的辞了职。谢伟思接连六次经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查明无罪，但在忠诚复查委员会的要求下终于被革职。1957 年6 月，由于最高法院的一项命令，他才恢复原职。
对不属于政府系统的一位观察者来说，所有这些对华政策调查的主要结果似乎是使人们关心安全和顺从上级。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有什么共产党活动、间谍活动或叛国行为被揭发出来，但每个人都被吓住了。在此后的一段很长时期里，畏惧和顺从妨碍了我们官员抒发他们的见解。斯坦利？ 巴克拉克曾告诉我们，在其后从1953 年到1 卯1 年的18 年间，“反对共产党中国进人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是怎样由国会议员领导并利用他们的职位来组成一个“内外结合的院外集团”的。中国院外集团是有其久远的历史的。
我自己的印象是，美国人民对于冷战和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反应是恐惧居多而缺乏创见。麦卡锡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很长时期内为这样一些美国人所容忍，他们赞同他所说的目标而并不赞成他的手段，可是出于恐惧，愿意支持他的手段。恐惧同无知混合在一起。1949 年以后，以前在华的大约20 名美国记者受到了排斥。中国人民中间翻天覆地的变动，中国社会质的变化，在美国几乎始终是无人知道的。与此同时，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残敌的紧密关系助长了我们对它的敌意。
我们的盟友台湾
从1949 到1972 年，我们同中国人民接触的边境是欧洲人所说的福摩萨或中国人和日本人所说的台湾。该岛长约250 英里，宽60到80英里，其东部山脉有许多高于1 万英尺的山峰，只有约1 / 4 的面积适于耕种，主要在西部。中国人的移殖只是到明代才变得重要。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17 世纪都保有贸易居留地，该岛又是反抗满族征服者的明军的最后避难地。19 世纪同西方的贸易并不怎么重要，但在1860 年后开辟了4 个通商口岸，并且当台湾在1885 年同福建分开，成为单独的行省时，该岛就有许多时新的改进，后来在1895 年中日战争后才由日本人接管。
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建立了秩序，作出了一些物质上的改进，最后变得不那么苛刻。真正的政治生活没有受到鼓励，虽然到了30 年代政权更趋向于地方自治，人民享有有限的公民权。日本的土地政策遏制了外地地主占有土地的趋势，并鼓励农民为改进农业和公共卫生而成立协会之类的组织。日本政权真诚地关心提高生产，使大约半数的儿童进了小学，因而识字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虽然每年达到大学水平的人不足一百。日本统治下获准受过现代训练的极少数具有中国背景的台湾上层人士，因反对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污现象，遭到国民党在1947 年3 月用大屠杀的手段加以镇压。几千名台湾的领导人物惨遭杀戮，这时1 少灼年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残余来说是个不祥的开端。在1950 年以前，美国的态度是拒绝对该岛承担责任，但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而不给军援，作为我们打算从中国脱身的一部分措施。1950 年北朝鲜的侵略导致我们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使该岛不致卷人战争并防止来自大陆的攻击。1954 年我们签署了一项同盟安全互助条约（按：即“共同防御条约”。——译者）。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被派去协助执行我们的援助计划，50 万左右的国民党军最后用征募台湾人的办法来克服士兵的老化。与此同时，流亡的国民党政府仍旧重迭地盘踞在它所控制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国民党的改革工作与控制措施同时进行，这与同大陆继续处于作战状态和实行戒严法的情况下是容易办到的。
在经济上，台湾以前依靠食塘和大米生产来供应日本市场的情况，现在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获得更大程序的自给，同时由于人口急剧增加，也不得不推进工业化。1905 年的300 万人到1940 年接近700 万；从大陆涌进200多万人口以后，到1958 年人口共约1100 万，而到1978 年达1700 万。发展工作是在政府总的统制结构或工业垄断体制中进行的。到60年代中期为止，20 亿左右美元的美援滋育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