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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坐了黄包车，这是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我第四次看见黄包车。我还听说有100辆这样的车子已经注册，并被允许上街。宁海路、汉口路和上海路上曾一度迅速涌现出的店铺已被清除。据说，这些店铺现在集中在安全区南面的街道上。顺便说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南京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
下午4时。我参加了在宁海路5号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我只参加了招待会的前半段，玛丽和程夫人后半段才出席，遗憾的是，聊天是从后半段时间进行的。人们向拉贝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无私地帮助了南京的难民。贝茨代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向拉贝致谢。一份由全体委员签名的声明交给了拉贝、德国大使馆以及西门子公司。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商人，是在无意之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朋友的那种人。
晚上8时。我在平仓巷3号参加了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另一个招待会，大使馆的成员也出席了招待会，包括日本大使馆的福井、田中和安井。人们发表了演说，拉贝也致了辞，他的讲话得体、谦虚和真诚，并表达了为了南京的难民而进一步合作的愿望（罗森博士在忍了又忍的情况下，才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最低限度的礼貌，今晚，他为了不见日本人而情愿呆在壁橱里）。
2月22日，星期二今天是华盛顿的生日，但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招待会。
整个上午，以及下午的几个小时，我都用来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并把一些书包好，送到大使馆，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明天早上动身去上海。大使馆似乎不辞辛劳、毫无抱怨地为我们传递一包包的书、食物和信件。实际上，每当难民听说有船要去上海的时候，他们也有一大捆信要捎去。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中国人才能去上海——许多人迫切想离开南京。我听说，仅有两人离开，而且代价很高，据我所知，一个富有的人支付了1500美元才成行。
我参加了在罗森博士家为拉贝举行的午餐会，又一次感受到了正常的生活，真是太好了！罗森博士虽然对日本军队及官方的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满，但他却公开购买日本的货物。然而，不购买日本货，是我和为数不多的人的一种抗议日本行为的方式，我还会继续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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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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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城里已开了几家日本商店，但是，只对日本人而不对中国人开放。
2月23日，星期三今天上午，拉贝先生离开了南京，并带走了一名中国佣人。据我所知，这个佣人是第三名被允许离开南京的中国人。
今天下午，一位母亲领着3个女孩子来了，请求我们收留她们。一名是她的女儿，去年12月初曾到农村去避难，另外两名女孩子来自农村。她们说，农村情况非常糟糕，女人不得不躲进地洞里。日本兵常常以脚踏地，看看下面是否有地洞，企图找到她们的藏身之处。她们说，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洞里度过的。
下午5时～6时。F·陈和我到我们学校周围转了转，我们行走的路线是从汉口路、虎踞关到广州路，路上遇见了一些晚上回安全区过夜的老人，他们说，白天抢劫仍在继续。
由于我们担心会遇到相同的情况，我把陈先生的钱放在我的口袋里。在虎踞关，我看见仅有4人留在那里过夜，大多数房屋仍然上着门板，这看起来确实荒凉和凄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年轻人，所有正常的生活都陷入停顿。
上午9时。两名年轻姑娘沿着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间的路跑到我们校园来，说日本士兵闯入她们家，她们逃了出来。碰巧斯迈思在我们学校，因此，我俩开着他的汽车到那所房子里去。当我们到达时，日本士兵已经离开了，在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个士兵抢走了一个穷人的7美元。
飞机继续从我们的头顶往西北方向飞去。
我们校园里的植树和清扫工作仍在继续着。我们在山后挖了一条巨大的壕沟，还将在图书馆北面的山上再挖一条。
程夫人、F·陈和我在估计难民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造成的损失，这一估计还不包括房屋的损失，我肯定仅房屋的损失就超过了2？000美元。我们的学校在许多方面还算是幸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仅收容妇女和儿童，还因为我们的难民无需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
2月24日，星期四天气仍然晴朗。我们的难民每天早上都在忙着洗头、洗衣裳，能有充足的水真是她们的福气。
今天上午，又有4名化装成老太婆的姑娘从农村来到我们这里。她们在柴火堆里躲了好几个星期。她们长相不错，也十分坚强，但情绪很悲伤。下午，她们已梳洗干净，并参加了下午的聚会。当她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好像在想什么。
11时。马吉、福斯特和其他4名定期来布道的牧师来开会，他们十分乐意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在这里吃了饭，多么丰富的午餐啊！有鸡、糖醋鱼和虾子。我们打算每天在小教堂聚会一次，愿意来的妇女可以参加每天的活动。我们将模仿耶稣的生活，直到复活节前这一周结束。
晚上，我们起草了2月份难民开支的报表以及3月份的预算。马吉、福斯特几乎每天都向我们提供广播新闻，我们这个区还没有电，因此我们听不到广播。
今天下午，一个小男孩来到我们这里，他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他的父母、外婆和小妹妹都被日本士兵杀害了，他目睹了屠杀的场面。当他和一个盲人妇女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便来到了这里。
今天上午，一位来自金陵大学的女难民问我是否能帮助她，让日本当局释放她的丈夫，她认为她的丈夫在下关。她的丈夫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她的兄弟可能也是在同一天被刺死的。她是位穷苦的农村妇女，有3个年幼的子女。
2月25日，星期五温暖的天气还在持续着。春苗悄悄地探出头来，花园里没有遭践踏的迎春花正在盛开。
我花了一个上午为难民所制定新的计划。由于缺乏人手，所以工作进展缓慢。
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工作从下午2时开始，持续到5时20分，共？117人接种了疫苗。布雷迪医生和3名助手承担了这一工作，地点是在户外的阳光下（南面的宿舍之间）。我们应该强迫所有的人都接种疫苗吗？下午3时。我在鼓楼医院的小教堂参加了南京基督教工作人员的会议。圣公会有5名男性、3名女性福音传教士出席，这同其他的传教组织相比，他们的出勤率不错。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人们都真诚地渴望听布道和做礼拜，但不幸的是，城里的一些教堂没有牧师。
米尔斯说，南京似乎安定了下来。现在莫愁路变成了商业街，而以前的商业街还没有恢复，因为许多店铺都被毁坏了，如果恢复要花许多时间。
下午，我去参加会议的途中，在路过安徽墓地时，看见红字会的人正在忙着埋葬无人认领的尸体，这些尸体大多数是日军占领初期的受害者，他们被芦席裹着拖进壕沟。尸体的气味非常难闻，埋尸者不得不戴上口罩。
2月26日，星期六又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苗出土，燕子归来。
今天，花匠们在栽黄水仙和植树。这似乎有点奇怪，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已变得很正常，而另一些方面却是如此的不正常。
上午，我在为准备发往纽约的电报收集损失的数据，在没有承包商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估算出维修房屋所需的费用？我们知道的惟一建筑师齐先生，现在正忙于难民工作，我们不忍心去打扰他。另外，当我们不知道箱子和衣柜里装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如何估计出个人的损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损失很小，把这点损失报上去似乎有点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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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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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种疫苗的工作仍在继续，有700人在排队。玛丽得了重感冒，并发烧。
邻居的3个小男孩和我去了校园的西面。他们很乐意去，我也喜欢带他们去，这有利于互相保护。在我们学校的西面，我看到了一些政府机构花了许多钱建造的防空洞，战争是多么浪费啊！一顶钢盔的价值相当两个月的食物，一个仅用了几个月的防空洞相当于一所小学的造价。我们看见许多穷人的房屋和一些机关的房屋都遭到抢劫，门、窗和地板都没有了，有的房屋除了屋顶，什么也没有剩下。我想，这些抢劫是老百姓干的——在日本人抢劫之后。
附近的人对我们都很友好。
2月27日，星期天上午，第一场礼拜在南门基督教教堂举行，有近60人参加；第二场在圣保罗教堂举行，大约有40人参加，一名日本基督徒参加了第二场礼拜。要是这两个教堂有妇女工作者去家访就好了！我们下午的礼拜在小教堂进行，有350人参加，由王明德先生布道。看见许多年轻人，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种挑战！年轻人喜欢唱歌。下一次颐堑糜么蠼烫美唇邢挛绲睦癜荨？我们邀请神学院的女舍监李夫人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住，但她无法离开她现在住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工作很快就要开始了。
米尔斯主持了平仓巷3号的礼拜，题目是：《在一个更好世界里的信仰问题》。
我们当中有多人生病了，玛丽和吴小姐卧床，布兰奇住院，王小姐也不太舒服。
春天的好天气仍在持续着。据说日本兵换防了，这是否意味着情况要改善了？2月28日，星期一好天气继续着。阳光下，难民们喜欢到外面去四处挖野菜。花匠们把折断和被踩坏的灌木挖出来，然后栽上新树。艺术楼的屋顶也正在维修。
唐老板花了一整天来评估因难民居住而造成的损失，6幢建筑的损失总数约为6800美元。所有的木制结构、地板需要重新油漆，大多数墙需要粉刷，一些五金配件，如窗户插销等，受到了人为损坏。
我今天大部分时间用来起草一份给纽约的报告，下午5时我把这份报告送到大使馆。我还起草了一份日军所造成损失的清单。但愿其他人的损失也像我们一样轻！由于重感冒和咳嗽，玛丽今天去了医院。布兰奇·邬在医院住了8天，今天回来了。她坚持要住在科学楼大厅里，无论我如何反对都是徒劳的。
下午1时30分。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来查看难民所的情况，他们询问了难民的人数。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讲述了许多女难民的丈夫和儿子至今未归的问题，那位军官说，在模范监狱有1000多名俘虏，但都是士兵和军官，没有平民。
约下午3时，4名士兵来观光，他们很友好，对图书馆感兴趣，最聪明的那个士兵手上拿着一张地图，显然他是想游览南京的景点。
红字会一位负责掩埋平民和军人尸体的人说，被扔进长江的尸体现在浮出水面了，他答应给我一份有关死亡人数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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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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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星期二天气非常暖和，就像春天一样，我们担心会发生流行病。
上午9时。我和程夫人坐车去焦太太家拜访。在考试院附近，她有两幢西式房子。我们希望看到她的车子仍然停在那儿，然而，唉，两幢房子都被烧毁了，一片凄惨的景象。被毁坏的一幢房子当过马厩，车库是空的，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
离开那里后，我们去了中央研究院，在那里，我们看见一辆日本卡车，一个日本人——他不是士兵，还有不少中国人正在搬生物标本。我听说，这些资料已经送给金陵文理学院了，并已安排了两个人在那儿看守，假使我们有汽车的话，早就搬走了。他们说，正在把东西搬到中央地质研究所，以便安全保存。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了中央地质研究所，见到了那里的负责人。他说，他们把所有的科研材料都保存在那幢楼里，是为了安全。他认为，我们日后可以拿到那些标本，但他也没把握。如果，我们想将它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必须得到驻扎在新街口的日军允许。我们到了中央地质研究所后，程夫人先走了。奇怪的是，我发现那里的两个年轻人开车跟着。我去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地质研究所，这两个年轻人命令不必搬那些标本了，然后，将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允许我将这些东西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平仓巷3号，安排救护车和卡车，下午去运标本。下午4时，两辆车满载而归。希望这项工作明天仍然能顺利进行。但我不指望会有好运气，因为，在任何环节都可能会受阻，但友善，并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回报。
下午，在实验学校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是没有被掩埋好的尸体。
附近的妇女们报告说，由于日本兵的到来和他们不断地寻找“花姑娘”，她们仍然不能呆在家里。昨天，人们身上的钱财已经被搜刮殆尽，就连20个铜板也不能幸免。当我们今天早上去南京城东时，除了正在搬运掠夺物的人之外，看不到其他中国人。抢劫还在继续。我们看见许多士兵、军车——坦克、装甲车及军火等。除了少数几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在营业外，大多数商店都没有开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开店是十分冒险的。到今天，日本人进城已两个半月了。
3月2日，星期三今天天气有些凉，飞机活动也少了一些，至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上午，8个年轻女子被她们的母亲从南京西边靠近广播电台的村庄带来我们学校，她们说，她们村一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村子周围一直淹着水，现在水退了，日本兵在夜晚不断进村找年轻女子。我们劝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跟她母亲一同回去，因为她看起来还不到10岁或11岁。一位妇女说，她的丈夫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3位年轻的妇女进来了，她们是从城东的村子来的，并报告了同样的情况。
王先生的3个孩子和程夫人的3个孙子、孙女，下午在忙着建一个花园，花匠小董是他们的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
我们继续从中央研究院搬资料。假使这些东西和植物标本在麻烦发生前就搬走的话，该有多少年的科研成果能得以保存啊！3月3日，星期四我在艺术楼设了一个办公室。由于国际救济委员会愿意拨专款为每1000名难民支付4位工作人员和2位助手的费用，于是，我们雇用王先生、焦先生和陈先生帮忙管理难民所。一旦煤运到，我们就要开设一两个澡堂。
今天，我支付了2月份的薪水。现在，我已把钱存到银行去了，相信这样比较安全。但遗憾的是，我以前一直没有将它存在那儿，而是放到“帕奈号”上了，如果有人帮我们捞回我们的钱，那该多好啊！不出所料，我们的教职员工大多病倒了，玛丽住进了医院，吴小姐和薛小姐无法上课了，罗小姐也累倒了。
新规则是所有新来的难民，首先必须到宁海路5号去，由那里作出决定：是否允许入住以及如何分配。
我们真希望更多的难民能够回家。我们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我们特别担心春天的流行病。
假如我们能买到石灰消毒就好了！我们已挖好了两条存放粪便的壕沟，壕沟长20英尺，宽5英尺，深4英尺。
今天有300多人参加了礼拜。王小姐领唱得非常好，不幸的是由于玛丽病了，我们找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