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任何一个翻译都是汉奸，尽管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无法抑制。
下午大约有250人参加了由王小姐布道的礼拜。
4时30分的英语礼拜仍然在平仓巷3号举行，麦卡伦进行了布道。罗森博士是参加这次礼拜的惟一的非布道团成员。这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友谊，是危险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礼拜结束后，通常进行信息交流，我们有许多的消息要互相传达。因为没有收音机的人总想得到最新的消息。
礼拜结束后，索恩先生带我和布兰奇去了两户中国人家，这两人是他在安全区的朋友。第一家是罗丝·倪周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一届获文学学士的毕业生），虽然那里很脏，但难民们的存在对房子来说却是一种保护。第二个是王太太的家，它已经被宪兵队占领了，并进行了抢劫。尽管门上贴了告示，我们还是为王太太拿了两盏灯、3床毛毯和一些衬衣裤给她。我原想拿那台维多利亚牌留声机的，然而，它已被人用枪托残忍地砸烂了。那胡乱的破坏极其彻底。
今天，我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信件。该信是14日写的，到这儿已经是20日了。
3月21日，星期一就在11年前的这个下午，我们听到了从南京西南面远远地传来革命军的枪声。那时，南京驻扎着十多万北方军队，然而不到4天，曾经说过要誓死守城的驻军却仓皇地逃到城墙外，成千上万的人被汹涌的长江淹没了。历史真的又再重演了！那时，我们也说过，我们的最大危险来自于撤退的军队，可是，正是胜利的军队却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危险。
上午，请愿书的签名仍在进行。100多名妇女在文学楼北面等着签名。王先生和他的儿子以及陈先生正在忙着写名字，我们希望这项工作今天结束。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十分可怜的场面之一。
我们意外地获得使用一辆卡车的许可。我陪李先生去了平博士的办公室，我们将办公室地上的重要报纸都拣起来。其后，整个上午，李先生一直忙着从中央研究院搬资料。后来，他又去了格蕾斯·夏的家，把她的钢琴带来了。
下午大约1时30分。一名日本医生和3名士兵来访。通常我们首先是带他们去几幢住有难民的楼里看看，最后带他们看一幢干净的楼，比如图书馆。我们尽量不让他们参观班级或下午的礼拜活动，以防他们误解，以为我们开办了一所常规学校。
今天下午，我们必须迅速收集寄往上海的信件。我上次的信件是3月12日寄往上海的，3月14日就到了那里。据说到3月25日，我们就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
今天，有许多姑娘从乡下来找我们，她们说，那里的情况仍然令年轻妇女和姑娘们无法忍受。一个14岁和一个16岁的姑娘来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
很显然，城里又重新开始登记了，因为，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挤在自治委员会门外。
玛丽仍然在医院里，想彻底治好感冒。程夫人躺在床上，保持温暖以使伤风痊愈。我难得有如此忙碌的一天，到下午4时30分还没吃午饭。
天气阴冷，黄水仙却傲然开放。
陆利天（音译）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主席）传来了消息，他和其他几位基督徒撤到了安徽巢县，白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轰炸，夜里则在躲避盗匪。好可怜，好可怜的人啊！3月22日，星期二天很冷，阴沉沉的。没有飞机飞过。有报道说，中国的非正规军破坏道路、烧毁桥梁等，这使得日本军队相当恼火。
在请愿书上签名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共有1105人签了名。我立即将它拿给许传音博士，他随即刻不容缓地去呈送给当局，既给中国当局，也给日本当局。同时，他认为让妇女们继续去恳求监狱是一个好主意。组织100来名年长妇女，再让她们去请愿，难道不是一个聪明之举吗？侯医生（他是牙医，是洛杉矶阿尔伯特·琼太太的父亲或哥哥，金陵大学1923年毕业的学士）今天来了。他刚从芜湖来到南京，急着要去看看他的家。也许贝茨陪他一起去。几周前，我有一次路过他家门口，但没进去，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坐在汽车里，是不能把汽车单独停在那儿的。那房子现在被军队占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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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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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医院回来时，我看到老百姓（普通平民）搬着昂贵的外国门——那也许是他们从某所好房子里拆来的。除非人们回到自己家里去，否则，他们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的，因为抢劫一直在继续，既有日本兵，也有中国人。
我们听说，今天有500名男人从南京城北被带去为日本军队干活。
3月23日，星期三今天又是晴天，空中有飞机活动。在我离开房间前，那个老裁缝吴的妻子告诉我，她的丈夫昨天夜里被杀害，她说是盗匪干的，但我还没证实。
玛丽今天从医院回来了，为了迎接她，我已经搬回北面的房间，这样她就更自由、更安静了。我们的小起居室里仍烧着炉子。
偶尔我能收到上海来的《新申报》，看来这份杂志有个日本编辑，或者是有个极好的中国傀儡编辑。
上午12时。我学一个小时的中文后，和王先生去艺术楼，发现那里还有许多妇女想在请愿书上签名，我们安排她们下午2时签名。这些妇女大多数是从城北和城东的农村来的，她们说，当她们的丈夫或儿子被抓时，如果为他们求情，不仅毫无用处，反而会使她们自己的生命遭受危险。如果没弄错的话，今天来的这些妇女看来比前几天来的更穷。一名妇女说，她和丈夫以种田为主，丈夫已经被抓走了，房子被烧了，只剩她和3个年幼的孩子，她现在害怕回到那个过去的家。
更多的农村姑娘进了难民所。这些人什么时候才不再进来呢？11年前的今夜，北方军队从南京撤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好几百邻近地区的难民妇女和孩子住在体操馆。那个晚上，人们几乎都没睡觉。
中午12时30分。我去汇文中学参加了一个宴会，在南京的大部分外国人也应邀参加，总共3桌，有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蒋先生和他的儿子卢瑟（Luther）举办了这次宴会。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及家庭目前在长沙。侯医生刚从芜湖坐火车赶来，也出席了宴会。他迫切地想回家看看是否留下什么东西。
金陵大学农经系的邵德馨（音译）来拜访，他从和县来到这儿，今天要回去找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多么需要他和周敏啊！特别是我！神学院已经决定这个秋天在南京重新开学，即使只有一小群学生。我希望我们办一所初中，或许还可以办一所高中。
3月24日，星期四今天我的脑海中往事历历在目，我不时地想起1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当时，我们高兴地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消息说，北方军队正在悄悄地撤退，革命军队已经进城了；接着传来了威廉（William）博士不幸遇难的悲惨消息和新军强烈的排外情绪，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在附近的山上出现了令人恐惧的黑影；我们撤退到金陵大学里。那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我和约翰·赖斯纳（JohnReisner）向外看着这个城市，黑暗中只看见焚烧外国建筑物的火焰。我真想知道，1949年3月24日的南京会是什么样。
上午，不断有上了年纪又非常穷的妇女进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她们听说了这件事，为了儿子她们甘愿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而来。来的人中有3名妇女说，她们已经在模范监狱看见过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妇女说，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去过那里，以辨认每天早上带出去劳动的犯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和这些妇女一起去，然而，我知道我的出现不仅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是个障碍。
大约有150名妇女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许多人在忙着缝制衣物，还有许多人白天回家了。
陈先生仍在着手处理粥厂这一最难解决的难题。假如我们自己能管理的话，就能提供特别的食物，多一些油和蔬菜，这样就可以减少难民所里的疾病。我们已经有很多麻疹病例，并有许多患者死亡。假使我们有一位好护士，我们就能开放医务室，隔离某些疾病患者了！发往上海的邮件，今天下午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带去了。
农村姑娘连续不断地进来。
福斯特还在试图争取去上海，并争取得到允许他回来的许诺。显然，日本使馆对菲奇先生去美国很不高兴。
今天，吕蓓卡发来的电报报告了好消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获得资助难民款500美元，金陵大学医院获得了1000美元。
3月25日，星期五今天又是大晴天，许多飞机向西和西北方向飞去，一架重型轰炸机早晨6时就飞去了。
今天，有更多的妇女从农村赶到学校来签名。有两名妇女已经在模范监狱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从卡车上下来，其中有个男人求他妻子想办法让他获释。我们该怎么办？许传音博士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说，可能需要两个星期。
洋水仙开花了，金陵大学的花匠今天早上拿了一些水仙花过来，有两大篮，我们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这里的难民。国家公园里的那个可爱的花园一定非常美丽！我真想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罗森博士获准前往一个封锁很严的地区，但我没听说有其他人可以去。
上午11时。有位先生来找我，让我带他去12月26日那场惨剧发生的那个山谷。我们幸运地找到那个山谷附近的一些人，他们很乐意陪我们前往。在那个大池塘边，有96名男人惨遭不幸，在另一个池塘边大约有43具尸体，附近的农舍里大约也有4具尸体。农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日本兵先将煤油和汽油倒在人们身上，然后点燃，逃跑的人遭到机枪的扫射，有4个人带着伤痛跑到那所房子里躲避，房子就被烧了。当我们站在那个小池塘边，看见一个个像是人头的东西。我们用竹竿和木钩将一具男人的尸体慢慢推到岸边，他穿着平民服。这男人一定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有一个人逃进大学医院，但几天后死于烧伤，我们保留了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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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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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先生寄来一封短信说，他正在争取去上海一周。我和玛丽都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很可能不能获准回来。我们这个外国人的小团体已经减少了4人，虽然又增添了3人，但其中两人在邮局工作，不管难民救济工作。对传播福音来说，现在机会很多，然而，人手不够，精力也有限。希望能有一个假期，以作一些休整，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11年前的这个下午，所有的外国人都被护送出了南京城，登上停在下关的炮艇。6个月后，我们中只有几个人回到南京，不到一年，生活又重新恢复正常了。我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今天来访的齐先生说，他认为，1939年秋天前学校是无法开学的。
3月26日，星期六几乎每天上午，当然总是在那些晴朗的上午，当我们那一小组工人在南画室集中做礼拜和祈祷时，总有重型轰炸机从离我们头顶很远的上空飞过，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们低沉的轰鸣声。我们这个团体现有15人指在南京的外国人。。
我们难民所的总务处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总务处的负责人弗兰西斯·陈，开始重新核对“免费吃饭”人员组和“红标签”人员组。我们的3317名难民现在人手一张标签。许多姑娘给自己的标签绣了边。玛丽坚持认为，校园里那块宽敞的运动场对姑娘们有吸引力，她们喜欢在运动场上挖绿色植物，而不愿回到她们的庭院。我希望我们能为她们组织一些游戏和一些常规锻炼，但那样的话也许会引起外边的注意，而且还有缺教师的问题。现在，我们尽力让爱在运动场挖野菜的年轻姑娘离开那里，以免引起偶尔路过的日本兵的注意。
今天，我从恢复营业的邮局收到第一封一等邮件，这是从柏瑞（Berea）大学发来的一封航空信，信的日期是2月27日，没有受到检查的痕迹。他们说现在市里有7家邮局开业了，不久，我们又会收到包裹邮件了。
大概下午4时以后，我去日本使馆见福田先生，早在2月份，我就交给他700多名被抓走的男性平民的资料，大部分是12月16日被抓走的。他说，他已努力去调查这些男人的有关情况，但没成功。当我告诉他，有许多平民被关在模范监狱，他显得很惊讶，似乎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新鲜。后来，我向他提供了一个男孩的详细资料，他的母亲今天上午来找过我，她说，她已经4次看见儿子了。福田先生接过那份资料后说，他认为他能为此做些什么。我相信他的话，又给他送了一些类似事件的事实资料。我希望他是真诚的。
今晚，12名年龄在9～19岁的青少年来实验学校参加游戏，他们是我们职员的子女。九柱戏、骨牌戏、游览和国际象棋，所有的游戏都让他们玩得很开心。这些日子，点心很简单，只有甜土豆、爆玉米花，偶尔会有上海带来的糖果。那位12岁的小姑娘玲生（音译）也来参加了，她曾被关在城外近一个月。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看起来非常像个男孩子，这使她逃过了一场苦难。这世界总算给了他们一些关爱。这些人中有个18岁的姑娘，是在12月17日那个永远难忘的晚上从我们校园被抓走的。
3月27日，星期天春天真美，但是仍然很冷，我们要继续生火取暖。池塘里的青蛙开始鸣叫。我那两只忠实的看门狗，高贵而又含蓄的莱蒂和漂亮得令人妒嫉的朱力，都热恋上了一只来访问它们的端庄的小母狗。这桩三角恋爱如何收场，只有等着瞧了。
上午，Y·冈中佐来访。他是昨天乘飞机来的，今天下午回去，下周他要返回东京。我真希望有机会让他知道，如果玛丽的小汽车还在的话，对难民的救济工作会起很大的作用。以及如果那些女人的丈夫和儿子能从监狱里被释放，那她们会是多么的感激。我真的希望能和日军中的部分人，真诚地谈谈关于日本正在犯的这个悲剧性错误，但至今没做到。有时我想，过分小心谨慎是不明智的。
我去鼓楼教堂参加10时30分的礼拜活动。有许多的士兵在中山路上走来走去。看见这种场景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怨恨他们的出现。
有近300名妇女和姑娘参加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她们喜欢唱刚学过的赞美诗，而且唱得很好。下星期她们要学一首复活节赞美诗。我们每天下午的聚会照常举行，然而，参加人数不如过去多，也许大教堂更适合布道。
下午，当我走出校门，来到汉口路和宁海路的拐角时，两个坐黄包车的士兵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叫黄包车夫给他弄一个“花姑娘”（年轻女孩），那个黄包车夫不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当这两个士兵看到我走过来时，连忙打手势，示意黄包车夫往前走。日本兵一定恨我们呆在这个城市！然而，当友好、文雅的士兵来校园参观时，我们很高兴带他们去参观。
斯迈思在英语礼拜中进行了布道，主题是《爱你的敌人》。罗森博士每个星期天都来，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出席。他一定很孤独，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他非常有规律地去国家公园限定的地区散步。
3月28日，星期一春天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这种好心情被那些轰炸机和许多在进行训练的飞机的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破坏了。李子树开花了，早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