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
——《二十岁》莽汉主义的敌人是社会，革命的手段是自我绚烂的毁灭激情。19８６年当李亚伟第一次读到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时，他用他调皮的川东乡音也嚎叫了一声：“他妈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汉。”
“老莽汉”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他的《嚎叫及其它诗》。本书至１９７８年６月反复印刷了２９次，共出版了３７５０００册。而我手边这本《嚎叫及其它诗》正是城市之光出版社（一家美国、旧金山专印爆炸性地下诗册的出版社）出版的１９７８年６月平装版。这是一本最危险的书，毒中之毒也是花中之花的书。此书故意装订草率，纸张质量低劣，就是明目张胆地要向中产阶级表明：里面藏有诱人的躲也躲不脱的炸弹，这炸弹要毁灭你们平庸、乏味、秃顶的生活。
这本自惠特曼《草叶集》以来唯一震动过全美国的诗集，开篇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专为此书作的序，序中文字在最后一行这样写道：“女士们，提紧你们的裙子，我们就要穿行地狱了。”万夏、李亚伟、胡冬、马松正在带领我们穿行慑人心魄的、迷狂而刺痛的、幽默而反讽的、刮毒而致命的中国式地狱。而２８年前（１９５６年）美国人也曾穿越金斯伯格地狱。请随便听一听金斯伯格极乐、狂欢、深刻以及个人隐私的激情。他在１９７０年的一首《田园对白诗》（Eelogu）中这样唱道：千年之后，
如仍有历史，
它将这么记录：
美国是个讨厌的小国，
它充满了狗*。他在《嚎叫及其它诗》中一首《美国》这样写道：America when we will end the human war？
Go * yourself with your atom bomb。“*”（这个未被收入英文词典的所谓“肮词”，在日常生活中是美国人的口头禅，但在诗歌中无疑是一个禁忌）一词出人意料地带给诗歌一个２０世纪式的“新的颤栗”，这“颤栗”甚至超过了《恶之花》带给老雨果的颤栗。
“莽汉”们，中国的莽汉们无师自通，从学校到工地到江湖遍地都是莽汉诗句，拾起来就用，舞起来就圆，唱起来就好听。“莽汉”们——脚踩大地的祖国境况的歌手们，他们向中国、向压抑的全亚洲急促高吼、活蹦乱跳。他们是不可打败的，是成人的父亲、是绝不会颓废的。他们以他们敏感的触觉触到了新现实（１９８４年的现实对于当时的他们，现在的他们、未来的他们都将是新的），即所有跟踪追击强加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式的痛苦和欢乐。这些被排斥在诗歌法律之外的莽汉们已明确给了新时代的暖昧精神（*时代的过渡阶段）最强、最猛、最集中的一针，大气而至福的一针。我们在他们震痛的一针中恍然初醒，寻找到了新的疼痛点——生活——那从１９８４年起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物质生活。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6）
而“莽汉”早期组织者、发难者万夏，这时却松弛起来，游山玩水起来、纤细和洁癖起来（其实这是万夏品质中的“植物”宿疾在一贯地发挥潜在效力），第二个万夏（或许是更真实的万夏）就要出现了，从“宿疾”到“农事”，他从反方向朝我们走来。李亚伟也谈到这一点，两个万夏这一点：“万夏这个时候像是封建主义糟粕，落后也引人注目，但那时（８０年代初）的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装师及纽约夜生活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段，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理论。”但我却认为“色彩”万夏同样代表了唯美主义的梦幻和暗淡。他隐秘的颓唐早已在即将显形的“农事”中埋下一名怀旧的卧底。
１９８４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回到成都，立即又卷入更大的一场诗歌风暴。四川青年诗人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这时，他与杨黎过从甚密，日复一日喝酒论诗，做着文人的功课。
１９８５年，他与杨黎、赵野一道主编了《现代主义同盟》，后来此书改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万夏在目录里的栏目设计上作出了一个名堂：① 结局或开始（北岛及“今天”诗风），② 亚洲铜（具有东方传统意识的诗歌，海子，石光华、欧阳江河、周伦佑、廖亦武等），③ 第三代人（张枣等，强调北岛之后的新诗人）。这是第一本铅印的中国民间先锋诗刊，划代的问题也在此第一次正始亮出来了。诗歌以这本万夏主编的书的形式完成了它绝非人意的神秘转移，诗歌风水从北京到成都简直就像从雅典到罗马。历史和现实一个惊人的相似性！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万夏的第二个履历表被给出了，“农事”履历表出现了：
万夏载着他诗歌的一叶扁舟开始了“独钓寒江雪”的山水远游，“宿疾”的西式飞行器在这里减速了或者干脆搁置不用了，而“莽汉”，他早就告别了，这只断鸿零雁找到了新同类，石光华、宋炜，另一场汉字炼金术的冶炼开始了，“汉诗”这个更奇瑰的词语诞生了。他同石光华、宋炜共同创办了《汉诗·２０世纪编年史》８６年卷、８７年与８８年合卷。
他在１９８５年的尾声，写出了３００行长诗《枭王》，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一个转折点。
19８６年在孙文波成都火车站附近那间幽暗的密室（我当时常在那里碰见他），他细致研读《易经》半年，完成转入“汉诗”的精神准备。
19８７年写出小说中的小说或诗歌中的小说，典型的“汉诗”小说，我们诗人的宠物三篇：《丧》、《宿疾》、《农事》。这也许是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伟大小说的一个影子、一个序曲。
19８８年，写出《空气·皮肤和水》、《吕布之香》。
19８９年３月，写出《樱桃树下》。
万夏，这个８０年代以来贯穿始终的诗歌之书的策划者，大胆而令人惊变的诗歌流派肇事者，他的古卧龙桥之家成了祖国各路诗人的风云汇集之地，成了诗歌江湖的“梁山泊”。
两个万夏的画面：① 19８０—19８６年的万夏，“莽汉”派的万夏，“宿疾”的万夏，青春之歌的万夏，② 19８６—19９０年的万夏，“汉诗”的万夏，“农事”的万夏，古卧龙桥上对酒当歌的万夏，秋雨满楼头、诗句夜裁冰的万夏，换取红巾翠袖的万夏，诗歌江湖的急先锋万夏，民俗和中药的万夏，谶讳中的宿命者万夏。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7）
我曾在一份草稿里读到万夏的一个简洁诗观，这个诗观与我早期诗观第三节不谋而合：“诗人相信，诗歌自始至终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内心生活最高、最隐痛的部分，诗人一开始就注定将它们保留一生。”万夏保留了生活——这个诗人的“姐妹”，这个最核心、最动人、最原始、最丰富、也最重要的部分，那是源泉部分，也是激情部分，正如艾略特一再所说的“Keep intensity”的部分。万夏保留了他生活中的宿疾，并表达了它——这生活中“最高、最隐痛的部分”，生活中的爱、遗憾、欢乐、甚至愤怒、甚至伤心的部分，他美丽的《雪中镜子》部分：在一场大雪中
布鞋埋在大雪下面
你打开门，澡身于温泉
数着下雪的日子
……我想在此特别回忆一下我与万夏的第一次见面：
１９８５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万夏（当时还有宋炜）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校园我那间乏味的斗室匆匆见了一面，太匆匆，以至于我认为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当时正处在恍惚、迟钝的“特殊生活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一直到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才得以彻底免除。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新鲜，一个新鲜的典型艺术家。这种形象我只在书本中读到过，并未亲身接触过。他已蓦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连准备都来不及，兴奋也就更来不及了。他风一般出现的大胆色彩对我“死水”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讽、刺激和震惊！我生活的沸点，我的现代启示在哪里呢……我突然想到另一位诗人，张枣！
万夏又像风一样从我19８５年的生活消逝了，我记下他的一个简洁的素描：三分之一的现代艺术家气质，三分之一的古代吟游诗人的豪迈，三分之一却是美的历险中的色彩之子。
19９０年３月我接到钟鸣、付维来信，得知他卷入廖亦武诗歌录像带事件，他作为一个电视艺术片的编剧、导演，作为甘愿在平庸生活中创造梦、奇迹和美的诗人被国家机器制裁。
一个从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全国众多青年诗人的焦点的诗人，一个整个人的出现就是魔力、风、色彩的诗人，一个从19８６年起就开始热爱古代的诗人，一个迷恋于创造一个诗歌江湖、笑傲一个诗歌江湖，又相忘于一个诗歌江湖的诗人，一个生活趣味决定着更年轻的诗人的生活趣味的诗人，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整整两年我们得不到他的消息，看不见他的形象。
万夏的声音是复杂的，有时不易辨认。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但又属于任何团体，他是“莽汉”但是短暂的“莽汉”，他是“非非”又不是“非非”，他是“整体”，又不是全面的“整体”，他应该说最终落到“汉诗”。他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他艺术的综合性，导致了众多诗派投过来的亲切的目光，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一会儿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一会儿是唯美主义摄影家，一会儿是一本精美书籍设计师，一会儿是一个李渔式的温暖的品酒专家或饮茶专家，一会儿是一个花草种植园丁，一会儿是一个陶潜式的都市隐士，一会儿又是古龙的碧血或高阳的练达。总之他身上的大部分品质是中国文人的品质（小部分是西洋式的先锋），这品质通过古代，３０年代遗传到他身上，当然也遗传到石光华、宋炜身上。
他偶然的小说是这个时代诗意的奇迹，是“农事”——一个古老生活的现代奇迹，它越过了紧窄发烫的“宿疾”，或者说把“宿疾”扩大化了、植物化了，使之更宽广、更中年了。这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他天生血液中自然流出来的，他身上的怀旧之风和先锋之风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了。他仅通过三篇小说及附诗，通过《空气·皮肤和水》就到达了更广大的风俗和中药的民间，到达了井、麻鞋、丝绸、绢、织机、漂麻、桑叶、养蚕、酒、竹子、斧头、瓷器、温泉、田垅、豌豆、神秘的北山。从他的小说中，从这些词汇中（诗人必定是词的鉴赏家和把玩者）我不是看到了，而是亲抚到了、闻到了中国的气味，“丧”之气味、“宿疾”之气味、“农事”之气味，我甚至闻到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天气、温度、用具、店铺、山坡、树木、少女或一个老人的气味。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1）
我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曾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写作和狂想，试图用诗中的眼睛看穿命的本质。除了喝酒、读书、听音乐是为了享乐，其余时光我的命常常被我心目中天上的诗歌之眼看穿，且勾去了那些光阴中的魂魄。那时我毫无知觉，自大而又疯狂，以为自己是一个玩命徒。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６。正是在万夏急于走向反面，更换形象的同时，莽汉闯将李亚伟却日复一日喝酒论诗、云游江湖，做着文人的功课，实践着莽汉的事业。他已经被生活带上了大道或小路，他以一己之力苦撑着*云散的“莽汉”，代表了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精神。“就像金斯堡之于‘垮掉的一代’一样，真正能体现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流浪、冒险、叛逆精神与生活（按：也包括文本）实践的，无疑是‘莽汉’诗派，尤其是李亚伟本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亚伟都可以称为源头性的诗人，直接启迪了‘后口语’的伊沙和‘下半身’的*等人。”李少君：《从莽汉到撒娇》，《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因此，讨论李亚伟，就等于命中了莽汉的精髓和实质。
李亚伟，此人来自川东，行止激荡，愤世嫉俗，怒发冲冠。他的传奇故事和“劣迹斑斑”，被李少君看作是真正的“身体性”，也就是张英进所谓的“漫游性”：一种写作与生活相连，边流浪边写诗的实践。李亚伟夫子自道，“‘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范围应该是行为和生活方式。”莽汉的重要姿态，正如凯鲁亚克所示，“在路上”。这是漫游的起点，也是写作的关键。通过漫游性行为，组建起了诗歌的基本内容和意涵。且看《进行曲》一首，通篇以“走过”、“要去”为线索，把“看看”、“告诉”当作行为的要求。走过大街小巷
走过左邻右舍穷亲戚坏朋友们中间
告诉这些嘻嘻哈哈的阴影
我要去北边
走过车站走过广场走过国境线
告诉这些东摇西晃的玩意儿
我要去北边
走过人民北路师范学院
走过领导的面前
把脚丫举过头顶高傲地
走过女朋友身边
告诉这些尖声怪气的画面
我要去北边
我要去看看长城现在怎么啦
我要去看看蒙古人现在怎么啦
去看看鲜卑人契丹人现在怎么啦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今儿个到底怎么啦
——《进行曲》与“新感觉”流浪在都市街头，享乐式地心观物游不同，莽汉有很强的个人介入性。新感觉试图借“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来缓解现代性带来的创伤，以及救亡图存带来的政治压力，“漫游”是他们希望获取道德宽容的必要途径。而且他们必须以团体的方式来实践它，他们必须混迹到人群中去，成为其中的一个人，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证漫游的合法性。但莽汉“诗人们惟一关心的是以诗人自身——‘我’为楔子，对世界进行最全面、最直接的介入。”他必须把自己独立出来，他的生活必须要带有传奇性，而不是新感觉的普适性，它本身更像一次冒死的赴宴，厮杀反叛，被人当作异端。
新感觉的展开方式是为了获取安全，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次小型展示，漫游是在美学的层面上对生活进行凝视，它是晚清以降“被压抑的现代性”最美丽的面向之一。另一种的被压抑的面向则由莽汉提供，它很有些接近五四“感时忧国”的精神。“今天”代言的激情，就是把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跟个体的情感和写作关联起来，是杰姆逊意义上“公私不分”的“民族寓言”。但是，区别于“五四”、“今天”把话语权力和民族命运相连，莽汉是要把身体跟民族连接起来，这就是李少君所说的“身体性”的真实含义所在。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2）
把身体投入社会，而非观念和思想，就意味着一种更热烈的燃烧和极乐。这种极乐首先就是语言和声音上的冒险，那是与诗有关的行为，决不需要理论和观念的裁决。且让我们来一听李亚伟充满男性荷尔蒙的川东之音：一九八六年，朋友在烟圈边等我，然后携烟圈一起离开大路
一九八六年，火车把夏天拉得老长，爱人们在千万根枕木上等待这个瘦高的男人
爱人们！爱人们在浓汁般的阳光中裸戏，终因孤独而同性相恋
一九八六！一九八六！
你埋葬在土地下的内脏正在朝北运行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