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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这可不是我想出来的。画家说：这我知道。——我也无法改变这一切，父亲说。画家说：这我也知道。他把烟斗在鞋后跟上敲了几下，又说：我什么都明白了，除了那个签字，字签得很不清楚。——他们要签字的东西太多了，父亲说。画家怒气冲冲地说：他们不相信，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这群傻瓜！禁止绘画，禁止工作，没准儿还得禁止吃喝！签署这种东西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太清楚。他歪着头，似乎为了肯定自己的信心而去看着风磨的伟大朋友，这位呈褐色的朋友几乎就要能干地办成这件事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得让风磨的叶片嘎嘎地转动起来了。父亲在他这样观察着这幅画时，用常有的口气说：禁令在你接到通知后就生效了，信上是那么写的吗，马克斯？画家奇怪地说：是那么写的。父亲小声地，但却叫人一听就明白地说：我是说，立即生效。这时，画家立即收拾了自己的画具，一个人，没有鲁格布尔警察哨长的帮助就收拾起来。他也并没有指望谁来帮助他。
他们一前一后钻过了树篱，迈着僵硬的步子走过了花园。
他们走进了在客厅旁边扩建出来的画室。按照画家的愿望：上面开天窗，地面平平的，各种古老的柜子、塞得满满的书架、数不清的临时搭的铺板组成了五十五个犄角旮旯。我有时以为画家的那些滑稽可笑或叫人害怕的创造物都躺在铺板上睡觉呢：比如那黄色的算命人，兑换银钱的人，传道少年，土神爷，还有那绿色的狡猾的市场商人，等等。睡在那里的还有斯洛文尼亚人和在海边跳舞的人，当然还有在地里被风吹弯了腰的农民。我从来没有数过画室里有多少铺板。凳子和帆布折叠凳的数目使我猜想，大概画家用幻想塑造的那些会发光的人都围坐在这里，其中还包括那帮懒洋洋的有罪的金发女人。他把箱子当桌子，把果酱瓶和式样端庄的罐子当作花瓶来使用。他的花瓶多得要用整整一个花园的花才能插满。而我每次来到画室的时候，总是看到这些花瓶里插满了花，每张桌上都有一束鲜花，光彩夺目，像要赢得来人的欢心一般。
门对面，水池子边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架起来的长桌子，这是个陶器作坊，上方的架子上还有晒干了的塑像和各种各样尖尖的脑袋。
他们进了门，把画具放在一边，画家从木箱里拿出日内瓦酒来。我父亲刚坐下又站起来，脱掉风雨衣，重新坐下。他看着客厅那边窄小的窗户。窗户略向外拱，因此，把一切都遮掩得严严实实。箱子里的锯末被画家弄得沙沙响，光亮的包装纸被撕碎了，什么东西被扔在画室的地板上发出了响声。画家取出了一个酒瓶，高举着，冲着光线看了看，然后用大衣把瓶子擦干净，又冲着亮看了看，感到非常满意。他把酒瓶放下，敏捷地从架子上拿起了两个酒杯，两个厚厚的、绿色的长柄酒杯，笨手笨脚地，无论如何也不及平时那么稳当地给两个杯子都倒满了酒。把一个杯子推到父亲面前，要他干上一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禁止绘画（8）
一杯下肚以后，画家说，不是真的，严斯。父亲证实说：天知道，马克斯，天知道。画家又倒满了两杯酒，然后把酒瓶放到很高的架子上，只有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再拿下来。两人默默地对坐着，相互注视着，却又不是互相提防。他们听着外面的风怒吼着刮过房顶，吹进旁边的烟筒，从上灌到下。在外面的院子里，风把一群麻雀刮上了天，让它们加入了别的飞禽行列。屋顶上的阁楼和风信旗也不能使它们安定下来。有一股煤火味从外面飘来。他们熟悉这种味道，放心地解释道：这是荷兰人在烧泥煤。画家不吭声地用手指了指酒杯，他们一饮而尽。然后，我父亲站起身来，全身被日内瓦酒弄得暖和和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桌子走到墙角的书架前，眼光落在《皮埃罗检查假面》这张画上，又移到《小驹的傍晚》和《卖柠檬的女人》这两幅画上，接着又转过身来，回到桌子边——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想说些什么。父亲做了一个手势，不是指着某一张画，而是指着所有的画说：柏林要禁止这些。画家耸了耸肩膀说：还有别的城市呢！还有哥本哈根，苏黎世，还有伦敦和纽约，还有巴黎！父亲说，柏林就是柏林。他接着又说，你说说这是为什么，马克斯？他们为什么这样要求你呢？为什么一定要你停止绘画？画家犹豫着。也许我话说得太多，画家说。父亲问道，说话？画家说，用颜色说话，颜色总是要表达点什么的，有时甚至提出主张。谁懂得色彩的含义呢？父亲说，信里还有别的内容，说到了有毒什么的。——我知道，画家苦笑着回答，停了一会儿，又说：他们不喜欢有毒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儿毒是必要的。为了说明，他掐了一朵花——我想，那是郁金香——他用手指把花瓣一片片地弹下来，就像伟大朋友弹着风磨的叶片那样，故意用食指把那朵花弄得光秃秃的，又把那根花茎高高地扔上去。接着，他看了一眼架子上的酒瓶，却没有把它取下来。父亲意识到，自己还欠南森一点什么，所以他说：这一切不是我想出来的，马克斯，你可以相信我。禁止你从事自己职业的命令与我无关，我只是传达一下而已。
我知道，画家说，这群疯子，似乎他们并不知道，禁止绘画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许可以用多种办法来禁止各种各样的事情，但禁止不了一个人绘画。早在他们以前很久就有人尝试过。他们只消查一查就知道：对于不受欢迎的画从来就没有什么防范的办法，发配充军，挖掉眼睛，都没用，就是砍掉了手，人家还用嘴画呢！这群傻瓜！好像他们不知道，还有肉眼看不见的画存在呢！
画家坐在桌子边，父亲围着桌子转来转去，他不再往下问了，只是说：禁止绘画可是个决定，也已经通知你了，马克斯，事情就是这样。画家说：是的，柏林的决定。他紧张地盯着父亲，坦率地渴望知道一切，他的目光再也不肯从父亲身上挪开，似乎想强迫父亲说出画家早就知道的那些话，而父亲在解释时感到为难的神情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父亲说：我，马克斯，他们命令我监督禁止绘画令的执行情况，你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让你？画家问道。父亲说：让我，我负责这件事。
他们相互瞧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有一刻，两人默默地揣度对方，也许在琢磨相互了解的程度，考虑今后如何打交道等等。至少他们都在问自己，从现在起，如果两人在这儿或那儿相遇，那么，自己究竟得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觉得，他们这样相互揣度着打量对方的神情，重现了画家的一幅画，它题为“篱边二人”。在这幅画上，两个老人在橄榄绿的光线下抬起头，发现了对方；他们站在一篱之隔的两个花园里，可能早就相识，可是在这一特定的瞬间，突然怀着提防对方的心理，互相瞧着。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画家本想问点别的什么，但却不得不问道：你，严斯，你怎么来监督呢？父亲已经听不出这问话里亲切的含意了；他说：你等着瞧吧，马克斯。
这时，画家也站起身来，把头微微一歪，看着我父亲，似乎已经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来。父亲感到是应该穿上风雨衣的时候了，他劈开两腿，夹上夹子。这时画家说：我们都是格吕泽鲁普人，是吗？父亲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我们是格吕泽鲁普人，我们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性格。——那你就监视我吧，画家说。事情就得这么办，父亲说着向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伸出手去，画家一把握住，一直走到门前也没有松开。在通往花园的门前，这两只手才放开。由于被画家紧紧挤着，父亲贴在门边，他看不见门把，估计在髋部附近，但几次都没摸着，最后好不容易摸到了，便马上拧开，一心只想赶快离开画家。
风把我们拽出了门槛。父亲不由自主地抬起手臂，伸出去，在西北风向他袭来之前，就侧过肩膀来挡风，并一直向自行车走去。
因为风大，画家使了好大的劲才把门关上。他走到对着院子的窗户旁。他可能想看看，或者说他已经不得不看着父亲和我在大风中离去。也可能，他头一次想要确切知道父亲是否真正离开了布累肯瓦尔夫，因此，他伫立窗边，看着我们费劲地蹬车而去。
我估计，迪特和布斯贝克博士也一定在看着我们的背影，一直盯着我们到红白色的自动航标灯前。这时，迪特会问：发生什么事了吗？画家头也不回地说：发生了，严斯负责监督禁令的执行。——严斯？迪特一定这样问。画家说：格吕泽鲁普的严斯？奥勒？耶普森，他直接负责这件事。
第三章 海鸥（1）
有人通过门上的窥孔在窥视我。我立即就感觉到了，因为针刺一般的疼痛在背上窜来窜去，这说明，在我不停地写着的时候，有一种探究的，可以说，冷冷探究的目光通过窥孔在观察我。当我写到画家和父亲对饮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有人在观察我。射到我脖子上那一长道折磨人的目光就此不再离去，就像有细沙子硌着我的皮肤一样。我听见了禁闭室门前轻轻的脚步声，警告声，还有半抑制的欣喜的呼声，因此我猜想，通风的楼道里至少站着二百二十个心理学家，他们急切地想从我和我的作文中得到启示。
他们从窥孔里看到我当时的神情姿态，一定非常激动，以致有几个人自发地、无法抑制地叫出了所谓“布尔策尔征兆”或“客观性并发限”之类的话来。如果我不设法强行结束这种状态的话，也许长长的行列直到现在还在窥孔前慢慢挪动，我脖子上的难受劲和背上针刺般的疼痛也还在作祟。我把电灯光聚拢在小镜子上，出其不意地反射到窥孔里。光线把窥孔打扫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外面一阵阵的怪叫声，乱糟糟的警告声，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这队人马乱糟糟地离开了走廊。我感觉背上轻松了，疼痛感也没有了。
我满意地写着自己的作文，还在桌旁活动了几下身体。这时，一把钥匙插进锁眼，门开了，约斯维希还是那么懊丧，一进门就不声不响地伸手向我要作文，要德语课的贡品。这是希姆佩尔或科尔布勇，多半是希姆佩尔所长派他来要的。我又惊讶又害怕，自然又遇上他那责备的目光。可是，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只是要我注意易北河上的晨曦，并说：把东西拿来，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他说着拿起我的作文本，窝在手中，用大拇指一页一页地捋过去，确信我不是什么也没干。
他说：好啦，西吉，该做的事情都能做成了，就是写作文也是如此。我觉得，他的声音满含着慈父般的满意之情。他赞赏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微笑着，点着头。他说我整整写了一夜，还预言所长准要表扬我。他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我，要把我的作文本拿到管理所大楼去。他刚往门口走去，我就叫住了他，并且向他要回我的作文本。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用一副不理解甚至怀疑的神情看着我，把卷起的作文本攥得紧紧的，高高举起，并说：西吉，交了作文，对你的惩罚也就了结啦！
我摇摇头，并说：罚我写的作文才刚刚开个头，《尽职的快乐》眼下还没写到正题，别的没什么。一切都不过是刚刚开始。
卡尔？约斯维希翻了翻我写的头一章，数了一下页数，怀疑地问我：你写了一夜还没有写完？我说：我刚写到乐趣的产生。他又有点生气地接着说：难道要那么长时间吗？我说，这种乐趣延续的时间很长。另外，对待惩罚的态度不是要严肃认真吗？他同意这一点。他说，如果惩罚有效果，改造也就能成功。可不是吗，我说。你知道我对你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吗，他说。我知道，我说。你还欠我一篇写成功的惩罚性作文，他说，因此，你必须待在这间禁闭室里，直到你写完这篇作文为止。你将一个人吃，一个人睡。什么时候回到我们中间来，由你自己决定。
然后，他提醒我，不要忘记希姆佩尔所长给我的任务，而且重复说，作文是不限期的等等。最后，他把作文本还给我，并给我去取早点。走前，他怀着诚挚的同情心问我：使你苦恼的那些事情很糟糕吗？
第三章 海鸥（2）
那是尽职的快乐，我说。
我感到遗憾，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很遗憾，西吉。他不由地把手伸进了衣兜，拿出了两支皱皱巴巴的烟卷和一包火柴，飞快地把这一切塞到我的床垫下面，毫无表情地说：禁止在室内抽烟。——明白了，我说。
他走了。早饭以后，我一直站在钉着栅栏的窗前，看着易北河上的晨曦，被冰覆盖的流水，看着大型拖船和“埃米？古斯帕尔”号破冰船如何按一个式样剪裁冰块，这些冰块很快又变成了别的形状。浮标在冰块的撞击下歪斜了。在库克斯哈芬方向，天空呈现出灰土色的透明体，在透明体的旁边，一片预示着一场大雪的云朵正在形成。炼油厂上空小小的、被撕裂了的火苗在越来越大的阵阵狂风中弯着身子。风越来越强，越来越猛，它把造船厂铆钉锤的响声吹到了我的耳边。
在我们车间，在海岛图书馆——掏手提包的专家奥勒？普勒茨接替了我在那里的工作——人们早就开始干活了。这些并不使我感到烦闷，我并不想回到朋友们身边去，我连沙利耶？弗里德伦德尔也不想念。他谁都能模仿，什么都学得像，无论是声音还是动作，比如科尔布勇的声音和希姆佩尔的动作。我就想待在这里，一个人独自待在这间禁闭室里。它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块上下摆动的跳板。他们把我送到了这块跳板上，而我必须从这上面跳下水去，又潜上来，再潜下去，一次又一次，直到把一切都捞上来，把我记忆的多米诺骨牌捞上来，放在桌上，一块一块地拼起来。
又一艘油船往易北河的下游开去，这已是早饭后的第六艘了。船名叫“基舒？马路”或是“库施？马路”，管它呢，反正它会到达目的地的，就像“克莱？贝？纳帕西斯”号和“贝蒂？俄特克”号一样。这些船高耸在水面上，螺旋桨在空气中拍打着，把河水搅得像冰水汤一般。它们要开过格吕克施塔特，开过库克斯哈芬，我想，将在海岛的地平纬度上，几乎在我们这个岛的地平纬度上，沿着这条必经之路向西驶去。
但是，我并不想加入它们的行列，在德黑兰或加拉加斯登陆。我不能让潮流或情绪来改变我的航向，我必须遵循我的航线，这是一条规定了的航线，它通往鲁格布尔，通往记忆的码头，一切都堆积在那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的货物在鲁格布尔，鲁格布尔就是规定的码头，至少是格吕泽鲁普，因此，我不能任意航行。
现在，缆绳扔到的地方，一切都执意向我涌来，一切又都可靠地再现了：我让一片平原在我眼前展开，在上面剪了几道水沟和阴暗的渠道，架上了几座荷兰水闸，在人工的土丘上放了五个风磨，我站在家里的敞棚下就能看见它们——其中也有我最喜欢的那个掉了叶片的风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