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鸿藻不肯接信，洪钧俯身将信放在了石阶之上。他的动作异常缓慢，好似放下的是一块千斤巨石。从俯身到起身，他的头始终抬着，双眼紧盯着李鸿藻，目光中既是愤懑，又是伤心。
“这封信，便是洪顺写给老师的，只是洪顺已于法京巴黎遇意国暴徒袭害身亡，这封信，便由学生代为捎给老师了。”洪钧起身，向后退了两步，“请老师过目！”
李鸿藻看也不看那封信，只是定定地看着洪钧，仿佛不认识他了一样。
“学生斗胆，请问老师一句，为何要如此对待学生？”洪钧大声的质问道。
“你且告诉为师，这洪顺是否为你和那林义哲合谋害死的？”
李鸿藻无言以对，只好再次施展起“转进”神功来。此是清流们保身对敌的不二法门，李鸿藻作为“北清流”的领袖，自然运用得炉火纯青。只是他这一次用来对付自己的学生，未免有失清流领袖身份了。
“老师切莫做此荒唐之言！令学生看轻了老师！”洪钧厉声道，“鲲宇是坦荡君子，博学多闻，明理重义，一路对学生多有照拂，其心性朴诚，亦同学生一般，从不行伤天害理之事！学生与鲲宇此次出使西洋，共历风涛，肝胆相照，已是至友！还请老师自重！莫要肆口抵毁！”
“我看你是受了那姓林的小竖子蛊惑，中洋毒已深，无药可救了！”李鸿藻挥动着胳膊，大叫了起来，“罢罢罢！你既然铁了心要维护那姓林的小竖子，那便随你！我权当没有你这个学生！”
听到李鸿藻说出这样的话，洪钧的脸上浮上了压抑不住的怒意。
“是老师有违师道在先，老师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学生，学生再恋师门不去，便太过不明事理了。”洪钧说着，又从袖中取出一封信来，缓步上前，躬身放在了石阶之上。
“这是学生退出师门之函，请老师过目。”洪钧缓缓起身，“自今日起，你我之间，再无师生之谊。”
李鸿藻万万没有想到洪钧会和自己来这样一手，一时间如五雷轰顶，呆立在那里，作声不得。
洪钧说完，向后退却两步，再次向李鸿藻躬身为礼。然后转身，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
李鸿藻呆呆地看着洪钧的身影消失在门口，再也站立不住，身子缓缓的软倒，坐在了台阶之上。
“来人……”
几位李府的仆人听到呼唤，全都跑了出来，看到坐在那里的李鸿藻，无不大惊失色。
“老爷！老爷！”
“老爷这是怎么了？”
“去……去请他们过来……”李鸿藻看着摆放在不远处的石阶上的两封信，眼睛向上一翻，晕厥了过去。
“老爷！——”
回到了住所的洪钧，想起自己刚才发生的情景，心中仍是气恨难平，他想了想，便取过纸笔，开始写起给宝廷等人的绝交信来。
此时的他，已然下定了决心，要和昔年的清流好友们彻底绝裂了。
在乘船回到天津时，他便从邸报上看到了六道言官和翰林编修们弹劾自己和林义哲的奏折。这些奏折的内容之荒诞，言辞之恶毒，都是他以前闻所未闻的。而最让他痛心不已的，是很多份弹劾自己的奏折，都是宝廷等昔年的清流好友上的！
看到这些弹章，加上自己先前无比尊敬的恩师李鸿藻竟然安排自己的贴身仆人洪顺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件事，让洪钧惊怒交集的同时，也是伤心不已。
因为这一回洪钧终于认清了清流们的真面目，是以才有方才去李鸿藻那里退出师门的举动。
虽然向昔年恩师递上了绝交信，但洪钧仍然觉得不够，索性开始挨个给宝廷等人写起绝交信来。
信很快便写好了数封，洪钧将信装入信封，唤来仆人将信一一发送了出去。
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洪钧如释重负，起身来到了窗前，一把推开了窗子，望着远处的一轮红日，深吸了一口窗外吹进来的冷空气。
此时已是深冬，北京已经下过数场雪，甚是寒冷，但洪钧此时此刻，想着远在法国的芳汀，却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冷意。
什刹后海，恭王府。
北京城的冬天，已较秋末时上了几分寒气，回到府中的恭亲王和前来作客的文祥都已换上了月白长衫，此时二人正端坐在恭王府内堂中的炕床上，红木的炕几上已经摆上了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二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
“王爷，皇太后赏了这林鲲宇巡抚衔，须知我大清立国至今，尚无如此年轻之巡抚啊！”文祥手捧着托盖碗茶，看着恭亲王，微笑着说道。
“年纪是轻了些，不过这个林鲲宇办起事来，可谓老成周到，皇太后是看重他的才能，是以才破格提拔。”恭亲王的语气中隐隐透着几分赞赏，“其实论他立的这些个功劳，赏个巡抚也不为过。”
“今儿的事，王爷听说了没有？”文祥想起今天宫里发生的那件“大事”，笑着问道。
“听说了。这事儿着实透着蹊跷。”恭亲王笑了笑，说道，“他林鲲宇说的这个西洋诸国的孝道俗谚，其实现在听着也没什么，哪比得上圣贤之教，但是偏偏皇后和慧妃就听进去了，你说怪不怪。要说这林鲲宇还真是运气好，这当口偏偏让他给赶上了。两宫皇太后对他，想不高看一眼都不成了。”
“其实，此人称西洋诸国讲求孝道，与****同，是有些牵强的。”文祥揭开茶碗，品了一口香茗，道，“但让我佩服他的，便在此处。他这个提法，等于是破咱们办理洋务的死结呢。”
“噢？文中堂何出此言？”恭亲王笑着问道。
“王爷可知，这办理洋务，最难的在何处？”文祥没有直接说出答案，而是反问了一句。
“这办理洋务，最难的，便是朝野上下，一味的狃于成见，不思变通。”恭亲王叹息道，“连开个算学馆，便说要亡国，你想想还能办什么？”
文祥知道恭亲王说的是朝廷当年开办天文算学馆引发的那一场从上到下的巨大风暴，他回想起旧日的往事，也是叹息连连。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清朝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奕忻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文人士子的“********”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
第二百零一章真正的绊索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显然已无法满足人才的需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之后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应该说，恭亲王文祥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恭亲王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日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盛藻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看到张盛藻被洋务派一棍子打了下去，当时的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迫不及待的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激烈论战。
倭仁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独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崇。3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辉煌的文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虞”！
这一次，朝廷便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对倭仁斥退了事。因为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这次谈话相当的不愉快，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因为倭仁提出来的这个“夷夏之变”的题目实在太大。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对倭仁的这次进攻显然4月6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恭亲王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恭亲王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恭亲王的软肋。4月23日，恭亲王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恭亲王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恭亲王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恭亲王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最后，倭仁外出时故意从马上摔下来，以受伤生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假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恭亲王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而可以用“惨败”一词来形容！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恭亲王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因为倭仁带头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大清帝国********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所谓的“立国之本”；结果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同文馆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顽固地坚守着传统，拒绝任何改变。
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第二百零二章文中堂的期待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大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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