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第二年的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早在1867年2月，美国商船“流浪者”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WilliainLeGen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这种看似有理，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的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李仙得当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他认为：“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则毫无依据。”
与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当中的问题，于是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里，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第二百一十五章棘手生番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李仙得却无法“见谅”。他根本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李仙得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号事件最终以李仙德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不得杀害美国船员而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纤”的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教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林义哲算了下日子，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来的，而马上到来的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而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林义哲知道，现在提醒朝廷，时间上应该还算来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听进去，就两句话说了。
现在的大清国朝野上下，因循守旧惯了，没有足够的外力刺激，是根本动弹不起来的！
“现在最最紧要的，是知悉详情，保得日人平安，不贻外间以口实。”林义哲道。
“以著令台湾吴道（分巡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及杨镇（台湾镇总兵杨在元）火速查明实情回报，现已月余，尚不得消息。”李鹤年叹道，“也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林义哲隐约地感到事情可能有蹊跷，他在脑中飞快地搜索着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想了好一会儿，仍然想不出这一段时间发生过类似“流浪者”号事件或“台番杀害琉民”事件的事情。
尽管林义哲是一个熟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穿越者，但也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现在离日本首次侵略台湾的“西乡大暴走”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了！
林义哲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
他这些年全力经营船政，极力促成和法国合作，提高船政的造船能力，又和英国拉关系，弄了一艘巡洋舰回来，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一次的危机！
“鲲宇老弟说的是，现下紧要的，是平安寻回日人，送他们回去，若是出了人命，各国借机窥伺，便麻烦了。”文煜说道。
“前些日子幼勤（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字）便打算动身过去，可他身子自去年便一直病着，未见好转，这几日似是又重了。”李鹤年看着林义哲道，“按朝廷律例，福建巡抚须得半年分巡台湾。今年这分巡台湾事，只怕要着落在鲲宇老弟身上了。”
“是啊！到时候鲲宇老弟便要辛苦了。”文煜也在一旁说道。
林义哲听到李鹤年说到“分巡台湾”事宜，心里顿时明白他和文煜为什么和自己说这些了。不由得在心里暗骂了一声“两个老狐狸”。
他们俩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其实就是想说动自己去分巡台湾！因为要是自己这个护理福建巡抚不上任，王凯泰的病又不好，他们两个老狐狸当中就必须得出一个过去。
福建巡抚这个官儿听着响亮，实际可是并不怎么好当的。
李鹤年和文煜现在虽然说不上是在编排自己，但很明显也是等于给自己出了个难题。
“份内之事，说不得什么辛苦。”林义哲一口应承了下来，“那事不宜迟，我稍事准备便动身过去，先办理这件事再说。”
看到林义哲如此的勇于任事，李鹤年和文煜惊讶之余，心下也是感动。
“鲲宇老弟才从外洋回来，甚是劳顿，当歇息些时日再去履任，皇太后赏假尚有一月，不必着急。此事我再催令台道镇赶紧查清回报。”李鹤年提醒林义哲道：“台湾那边的事儿很多，幼勤去岁已在彼处半年，熟悉情形，鲲宇老弟不妨前去探望一下幼勤，略尽同僚之意，顺便又可请教一番。”
“正是。幼勤与沈公亦是相熟，鲲宇老弟不妨就过去看看。”文煜也道。
林义哲答应了，他和李鹤年文煜又谈了一会儿，赠送了带来的西洋特产等礼品，便告辞而出，直奔巡抚衙署，探望病中的王凯泰。
此时的王凯泰已然卧床不起，林义哲由王夫人引领，入了后堂，见到了形容憔悴的王凯泰。
王凯泰是江苏宝应人，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翰林院侍读等职。1863年入李鸿章幕府，成为淮军将领，协助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五年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任广东布政使。同治九年任福建巡抚。历任地方官时，他在各地兴修水利，兴办学堂，禁械斗、禁溺女等陋习，办了不少好事，颇有政声。他在任职福建巡抚后，和担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来往甚密，他和沈葆桢一样，也是一位肯任事的人。这一次因为在台湾受了瘴气，加上过于劳累，是以病倒，不得不离台回福州休养。
看到林义哲前来探望自己，王凯泰很是高兴。王凯泰此前已经得知了林义哲护理福建巡抚的任命，知道有人帮自己分担重务，自己可以安心休养一些时间，心下甚喜。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当林义哲问起台湾的事时，他仍然做了详细的解说。
“敢问王公，同治十年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渔民事，详情到底如何？”林义哲在大概了解了一下台湾各地的概况之后，便将话题转到了他最为关心的事情上来。
“事情有些久了，署里当有当年的文牍，鲲宇不妨去取来看看。”王凯泰道，“那是琉球国宫古岛到其都城首里上缴年贡之船队于归途时遇到台风，漂至台湾东南部高士佛社、牡丹社、竹社之交界处遇难的事。其时船上计有六十九人，当中三人溺死，五十四人被番民杀害，幸存者十二人为官府救回，送至福州后乘船回国。”
“是不是此前也有类似情事发生？”林义哲问道。
“琉球人漂流到台湾遭番民杀害之事件不仅此一例，此前亦有多次，通常是朝廷依例救助及保护，琉球则于事后发咨文谢恩，其他责任一概不予追究。”王凯泰答道，他明白林义哲为何问此，便又说道，“此次番民扣押日人，恐亦为琉民，非为日人，因日人不以琉球为我属邦，称其为日本内藩，将琉人视为日人，其意恐非要保护琉民，有欲借此生事之兆。鲲宇不可不小心在意。”
第二百一十六章小事件引来的大麻烦
“琉球本为我国属邦，我国受其朝贡多年，怎地又成了日本内藩？”林义哲问道。
“琉球自明时即为我国属邦，时时入贡，受册赐封，然彼明末时亦尊日本为藩主，而中国不知。日本慕府还政国主之后，其新君便称琉球为其藩属，不认其为中国属邦。”王凯泰的回答表明他对于和琉球相关的事情还是做了一定的功课的，“只是日人并未广为宣扬，我国朝野上下，对此事知之甚少，故而士林未见议论。”
林义哲知道，日本人之所以如此处置，显然是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性的。
琉球国虽然是为清朝的朝贡国，却又同时向日本萨摩藩朝贡，处于“两属”地位。日本废藩置县后，萨摩藩被废，改置鹿儿岛县，琉球因为“两属”地位而暂时未被日本吞并。但正是这曾经“两属”的地位，却给了日本以吞并琉球的口实！
林义哲又和王凯泰聊了一会儿，他见王凯泰病势沉重，不好长时间打扰，便起身告辞，并奉上药品补品等礼物，王凯泰称谢不已，命王夫人送林义哲出门。
林义哲回到家中，随后命人取来同治十年关于台番杀害琉民事件的相关文牍，细细的看了起来。
在看了文牍之后，林义哲通过这第一手的史料，才了解了这个在原来的历史中曾经导致琉球亡国和日本进攻台湾的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琉球国时代，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外岛要把征集到的年贡（人头税）上缴首里王府。同治十年（1871年，日本明治4年）十月十八日，两艘载着宫古岛人员与两艘载着八重山人员的船上缴年贡后从那霸港出发归航，途中在庆良间岛停留十日后，在靠近宫古岛前碰上突发性之台风，其中一艘船下落不明，一艘漂至台湾水域。该船漂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其中两人溺死，一人失踪，其余66人上岸，并约定要一起行动，但他们所乘之大帆船被巨浪打上岩石而损坏，无法再启航。船已经毁坏，这些人暂时无法回乡，只好深入异域求生。他们先碰见两名汉人，彼此用手语沟通，两名汉人向他们表示向西方前进有番鬼（即高山族番民）居住，并指番民生性凶猛，建议他们向南方前进。于是他们就跟那两名汉人向南前进，走了约一里路程，这两名汉人脸色一转，抢走他们的衣服物品等。他们害怕出事，任由两人搜掠。两名汉人把一些搬运不便之物件汇集一处，以木牌为记，方便日后来取。此时日暮，两人就指示宫古岛人到一石****过夜。但该石穴面积不大，琉球人恐怕不足66人留宿，就和两人争辩起来。两人就恐吓他们，说不听话就不管他们死活。宫古岛人认为此二人不可信任，就不依他们指示南行，改为西行。
他们当晚露宿林中，没有吃过任何食物，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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