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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雨水洗了一夜，溪边的垂柳突然精神了许多，尖锐的叶梢逼出来的是水灵灵的翠绿。这绿色是那么生动，把水榭都染得活泼了起来。然而倚着栏的卖酒女郎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眉梢眼角都是困倦。她把下巴搁在栏杆上，盯着浑浊的流水发呆。好一阵子，才抬起手来遮住嘴打了一个哈欠，嘴里轻轻嘀咕：“这么闲，真是无聊死了。”
听见这一句，满头大汗的两个店伙几乎一跤跌倒：昨夜风雨交加，空敞的水榭厅堂满是落叶飞花，地面上也湿漉漉的到处积水，一副狼藉的模样。可是一清早贝勒爷承翔就奔了健锐营而去。这位大小姐也就是承翔的姐姐鄂尔瑾也只是坐在栏边发呆，酒馆里就只有两个店伙和厨子打理，眼看正厅里已经坐下了两位客人，可这地面桌椅都还没有清理干净。可怎么待客？
胆子大点的刘伯头也不抬，大声抱怨道：“哪里清闲了，做都做不完的活儿，连个帮忙的人也没有。”
那女郎“嗤”的一声轻笑，扭过头来说：“刘叔。我这当家的都不着急，你可急得什么？”
这对渤人兄妹虽说是酒馆的老板，可从来没有把伙计当作下人，说话做事都是一起的，刘伯可不怕她。他把手里的抹布往桌上重重一摔，黑着脸道：“开门就得见客，小姐您要说今天不开张就算了。现在客人进了门，就算不多那也是客人，怎么可以怠慢。”
刘伯这话说得重，鄂尔瑾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嘟着嘴说：“那我说今天不开张行了吧？本来嘛！下雨天还有什么人来？！”
刘伯被她气乐了：“小姐您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不就是看那两位客人是给钱的吗？不劳烦您成了吧？”他摇了摇头，低声嘟囔，“这叫什么事儿，开店的倒看不上给钱的客人。”
一个店伙那五子过来给他一胳膊肘：“瞎说什么哪！大少爷大小姐开店几时图钱了呢！”
他们说话声音不大，可是酒馆里空荡荡的就那么几个人。坐在正厅的客人听的可不高兴了，拉长了声音说：“原来这地方喝酒不用给钱啊！”
鄂尔瑾本来气鼓鼓的，听见他们这么说，登时恶狠狠地抛一道目光过去。盯了两人一会儿，她忽然笑得如同一头小狐狸，“砰”地一声跳了下来。冲着那两位客人走了过去。
刘伯狠狠一瞪那五子：“就你这张臭嘴多事，大少爷可是不在店里，你说怎么办？”
那五子摊摊手：“我能怎么办？大小姐赶走的客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这间酒馆没有名字。登步桥南边是芙蓉镇，往北去九里就是京城了。说起来，在这前不着村后不接店的地方，开间酒馆多少有些尴尬。可是常年走这官道的商旅都知道芙蓉溪畔的这间酒馆。
酒馆里的“芙蓉春”入口绵软温和，后劲却是悠长沉净，算得上一等一的京师名酒。最难得的是这是酒店自产的佳酿，和这芙蓉溪新鲜出水的水煮鱼一样。每天只卖一轮，在别处是万万吃不到的。不过酒馆出名可不是因为这鱼这酒，而是因为这里的规矩：若是能讲好听的故事，就不用付酒菜钱。当然了，什么是好听的故事，那就得由开店的这对渤人兄妹说了算。就算是北京城中说书的，在这里未必省得下一个铜钱，可是经历古怪的贩夫走卒，有时候就能免去整间酒馆主顾的开销。这规矩来说起来奇怪，其实有趣。每天都能有那么两位吃到白食，就算吃不到的也能在这里听见种种稀奇古怪的故事。一来二去，口耳相传，往来的行商们往往要在这里停留。一个多月前，秋雨连绵不断，往来的客商少了许多，生意这才冷清下来。
连着三天，午时的酒馆都没有坐满正厅的一半，多半都是芙蓉镇里来的付钱客人，只带了一副耳朵。就算有几个嚼嚼以前的口水，也嚼不出一丝新意来。昨夜大雨，官道泥泞一片，眼看来人更少，难怪大小姐觉得无趣了。
说起来，这对兄妹的家里本是皇族，因为他们兄妹和当今圣上是一个姓的，都叫穆麟德。
这家的祖上穆麟德？佳辉本是圣祖皇帝时候的功臣。当时北方征伐噶尔丹，战后初定，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佳辉以倾家财富购置田产安置流民，不租不赋，惠及无数，算得上恢复京城周围地区元气的大功臣。圣祖皇帝有意让天下效仿，因此赐了王爵，封为“信安王”。不过这个王爵是个不俸不封的爵位，也没有任何实权，朝中笑称“捐输亲王”。佳辉家本来产业极大，不过子孙里面多有性子古怪的，一来二去也就式微了。到了鄂尔瑾承翔这一辈，家道已然中落，以至于他们兄妹跑到这里来盘下来这么一个不挣钱的酒馆维持生计。
承翔自来就爱写些奇文怪志，虽然不传正统。在城郊这一片儿也还颇有文名。说实在话，他也没打算靠开酒馆过日子的，无非是找个地方攒故事。鄂尔瑾虽则是个姑娘家，怪脾气可不比她哥小。看得客人顺眼了。一张口免去整个馆子酒菜钱的就是她。若是惹得不高兴，她也敢抹下脸来把客人往外撵。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眼下他们家虽然算不上巨富，但也有不少余财，贴补贴补这么一间小酒馆倒还是轻松愉快。也难怪鄂尔瑾大小姐动不动就跟客人叫板。
那两位客人见鄂尔瑾走了过来，面上都带上警惕的神情。就算他们没有听过这位大小姐的名声，总能看出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人也好，商家也好，大凡有了些名气，就容易把自己当回事情。比如京城里的冠星楼号称只伺候九城司道以上的品秩，那里一个小厮也比寻常客店的老板气派大得多。不过象鄂尔瑾这样说话做事的，他们还真没怎么见过。
不料鄂尔瑾走到桌前，看看桌面，先伸手给两个人的茶杯续了些水。方才笑眯眯地说：“两位客人远来不知，我们这家馆子真是吃饭不用给钱的。不过呢，还有一个规矩，两位是知道不知道？”
两人只当鄂尔瑾要赶他们出门，听见温温软软这么一句话，颇觉得意外，一时间竟然接不上口。看见客人的神色，鄂尔瑾不由“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两个客人看得越发呆了，结结巴巴地说：“倒是……倒是不知道。要请老板娘……啊不……姑娘说来听听。”
说实话，鄂尔瑾也算不上何等的美女，无非是肤色白腻，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颇有神气。不过小姑娘十六七岁。正是青春逼人的时候，笑起来嘴角的梨涡就能淹死人。鄂尔瑾年纪不大，可是为了抚养兄弟，早早的便抛头露面，很见过些世面，行事说话都机灵。稍稍说了句软话给了个笑脸，这两位客人就被她牵着走了。
鄂尔瑾又打量了下两位客人，笑得越发甜蜜了：“我们这家馆子啊，喜欢听客人说故事，要是说得好呢，自然不能收客人的酒饭钱。我看两位面带风霜，都是常常出门行走的人，可又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那自然是在北边走动。这可太好了，我们这里好久没有北边来的客人，一定有很多新鲜的故事好讲来听。你们若能等上片刻，我便叫后面做一条顶好吃的水煮鱼上来，你们看好不好？”
两个人面色都有些松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一会儿白面皮的那个人才说：“姑娘怕是猜错了，我们是走海路来的。”
鄂尔瑾眨眨眼：“咦，原来我看走眼了么？你们原来是走海路的啊！那就说说东洋的情形可好？我光听人说，可没有一个仔细的。”
听到鄂尔瑾说出“东洋”两个字，白面皮的那个人面色微微一变。
“怎么，先生没去过东洋么？”鄂尔瑾立刻就注意到了客人脸上表情的变化，笑着追问了一句。
“去过，”客人瞬间镇定了下来，“当然去过，而且在那里生活了很久呢。”
听了他的话，黑壮的那个客人竟然叹息了起来。
“是的，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好久。”他也说道。
“那就请讲讲那边的故事吧。”鄂尔瑾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说，好奇心起，做了个“请”的手势。
白面皮的客人眉头微皱，微微垂首，神情变得忧伤起来，似乎在回忆着往事。
“我在日本的故事，只有苦痛和不幸……我受尽了屈辱和折磨，一度想要寻死，多亏遇到了一位乾国人，才将我的心灯拨亮……”客人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暗哑起来。
客厅当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哎呀，触动了先生的伤心事，那……对不起哦。”鄂尔瑾有些抱歉的小声说道。
“不打紧。”客人笑了笑，“姑娘喜欢听，我就讲讲那边的故事吧。”
鄂尔瑾看着客人，心中一动，笑着问道，“敢问客官尊姓大名？”
“免贵姓林，单名一个遵字。”客人答道。
“五子，给林先生上一壶好茶！”鄂尔瑾转头向那五子吩咐道。那五子应了一声，很快便端了一壶茶过来，鄂尔瑾亲手给林遵续满杯子，等着他的故事。
而就在这时，又有两个客人走了进来。
当先进店的客人打量了下众人，一下子盯住了这个叫林遵的人，目光随即变得锐利起来，但林遵却把玩着手中的青瓷杯子，对来人似乎能把他看穿的目光毫不在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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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六十五章不为愚忠
林遵开始讲起故事来，后进来的人没有打扰他，而是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和其他人一道静静的听起了故事。
“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是由‘忠’、‘孝’、‘情义’、‘仁’、‘人情’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命令及箴言。一个得到赞许的行动总是与该行动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为了仁而付诸行动时，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其内中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很不相同的适当行动。对于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
听到林遵一开始先讲了一大堆日本人的人生观做为铺垫，几个客人都瞪大了眼睛，显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而后进来的几个人却面色微变。
“日本的故事传说经常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仍然是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对两者的选择犹如债务者该还债时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他必须选择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不管其它债务。但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免除其它债务。”
“日本人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大乾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好人，正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以德服人’，结局必须圆满。善者应有善报。日本人则酷爱那种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类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教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则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其他义务，但最后又和他们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日本最有名的故事是《四十七士物语》。它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差不多每个日本儿童都知道这个故事。”
“《四十七士》的故事发生在幕府时代，当时，各地大名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幕府任命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是其中之一。这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大名，由于不熟悉仪式，浅野候不得不向一位身份很高的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吉良侯请教。如果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身边，是会帮助主君周密安排的，但恰巧他返回故乡，而浅野不谙世故，没有向那位在幕府中枢的大名赠送重礼。而另一位大名的家臣则通晓世故，在向吉良请教时不惜重金赠礼。于是，吉良侯就不屑于指教浅野，故意让他在举行仪式时穿上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举行仪式时。浅野侯按照吉良指示穿戴上了，当发现自己受到侮辱，就拔刀而起，砍伤了吉良的前额，后被众人拉开。从‘名分和情义’上来说，他因受辱而向吉良复仇是一种德行；但在将军殿上拔刀动武则属不‘忠’。浅野侯正当地履行了‘名分和情义’的义务，但却必须按照规定切腹自杀，否则就不能说是‘忠’。他回到宅邸，换上衣服，作好切腹准备。只等那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回来。两人见面，久久定睛凝视告别，浅野侯早已如式端坐，乃以刀刺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后，没有一位亲属愿意继承这位已故主君的家业，因为他不忠于幕府而受到谴责。于是浅野的封地被没收，家臣也成了无主的浪人。”
“从‘情义’的义务来说，浅野家的家臣有义务随其主君一起切腹。主君切腹是为了‘名分和情义’。如果他们也从对主君的情义出发切腹，自然是对吉良所施侮辱的一种抗议。但是。大石心中暗想，切腹殊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情义，而应当完成主君末竞之志。主君因为被其它家臣拉开，未能复仇。他们就应当杀死吉良，为主君复仇。但这样做则势必对幕府不忠。吉良是幕府的近臣，幕府绝不可能批准浪人报仇的行动。按日本的一般惯例，策划报仇的人必须事先呈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在期限以前若不能完成报仇，就必须放弃。这项制度曾使若干幸运者能够调和‘忠’与‘情义’的矛盾。大石明白，这条道路对他和他的同志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把那些曾经是浅野家臣的浪人召集一堂，却只字不提杀死吉良的计划。这些浪人数达三百人以上。但大石明白，这些人并不那是有无限‘情义’、即日语所谓‘讲情义及真诚’的人，因而不是都能信赖对吉良进行报复这种危险大事的人。为了区别哪些人只讲‘单纯情义’，哪些人兼有‘信义和真诚’，他向大家提问，应该怎样分配主君的财产。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测验，如果他们的家属要获得利益，那么那些人就不是会同意自杀的人。浪人们对财产分配标准掀起了激烈的争议。家老在家臣中俸禄最高，以他为首的一派主张按原来的俸禄高低分配。大石一派则主张平均分配。这就迅速弄清楚浪人中哪些人只有‘单纯情义’，大石随即赞成家老的分配方案，并且同意那些获胜的家臣离开同伙。于是，家老离开了。大石这就看清了，只有四十七个人情义坚定，足以共谋报仇计划。这四十七个人与大石建立盟约，保证不论信义、爱情、或‘义务’，都不能妨碍他们的誓言。‘情义’必须成为他们的最高准则。于是，四十七士刺滴指血为盟。”
“他们作的第一项工作是要麻痹吉良。使之丧失警惕。他们各奔东西，佯装丧尽追求名誉之心。大石经常沉溺于低级妓院，打架争吵，不讲体面。并假借这种放荡生活与妻子离婚。这是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