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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以下简称为《知道》）一书，感触颇多。在书中，沈公从自己“从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孩童时期谈起，一直到“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这段精彩人生轨迹娓娓道来，既道出了他为躲避生活的风浪，施展小聪明而做的一些“坏事”；也道出了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做的许多大事。他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十年，“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读书界和出版界皆奉他为《读书》的灵魂人物。现在，这位“知道分子”很可能是出版界唯一被人一致尊称为“公”的在世之士。沈公一向谦虚，面对辉煌，他总是以一句“我其实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靠点小聪明”轻轻带过。读了沈公所述过往人生历史，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沈公所说的“小聪明”；同时我们也可以细细地体味到他其实是一位极其懂得为人处世之“道”，颇有人生“大智慧”的知“道”高人。
在《知道》一书中，沈公将自己施展小聪明而做得不少“坏事”，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全盘托出：
沈公的小聪明是有家庭渊源的。1931年，沈公出生于宁波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父亲好吃懒做、沉迷于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沈公和祖母、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祖母和母亲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沈公就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指外国人管理租界的机构）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沈公读书时的名字也改为“王昌文”。看来，沈公日后的小聪明是有遗传基因的，或许是他那时从祖母和母亲那里学来的。
13岁时，沈公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首饰店）里的学徒生涯。他的确有点小聪明。老板喜欢打灯谜，经常打不出来，他就给他打出来，很讨老板喜欢。老板把他当子侄辈对待，以至于后来想把女儿嫁给他。沈公的小聪明还表现在做生意上。那时候抗战刚胜利，首饰店所处之地是上海低级妓院聚集区，时常有烟花女子拉着美国大兵到银楼来买首饰。别的伙计一见到美国大兵就害怕，而沈公不但不害怕，他还用美国总统的名字招呼每一位客人“Hi，（嗨，杜鲁门先生）”；或者“Hi，（嗨，罗斯福先生）”，对方一高兴买卖就成交了。所以他总是店里销售业绩最好的伙计。说洋泾浜英语，做伺候人的工作，住在“藏污纳垢”的地方，但这位贫寒的“小聪明”很勤奋好学。做工之余，他上过夜校、公园的免费“学校”，最后用给工厂造假账挣来的学费，在被他称为“野鸡大学”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一年级肄业。
1951年，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沈公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和一个证件去报名。他通过一个开文具店的同学，帮他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写上“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去应考”。其实所谓《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儿奏了效，最后他竟然被录取了。几个月后，他从上海被派到北京工作。 。 想看书来
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2）
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沈公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全部交代了，包括造假账的事情。不久人事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不适合再留在北京”，准备将他辞退回上海。这时候，他的“小聪明”又派上了用场，由于懂得会计、俄语以及出版，他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俄文书《出版物的成本核算》。他翻译的书被出版社的领导看到，认为这个小校对是个人才，于是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他走，还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随后沈公平步青云，且获得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
沈公还凭着小聪明，躲过了“*”这场浩劫。开始，沈公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逍遥”的，既没有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加保皇派。后来保皇派以“走白专道路”的名义开始整他。他便只能对造反派表示支持。“造反派那时让我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比如要抄某个领导的家，他们就叫我去，把他们抄来的书拿来让我作鉴定，看看是不是罪证。我不动手，不抄人家的东西，但是必须讲一点两面派的话。要说这本书不好，那本书也不好，不过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等等。我本来是可以逍遥的，可是事实上没有逍遥起来。我对自己当时的处境非常愤怒，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保全了自己，躲过了那场夺走许多人性命的政治灾难。
当然，也是凭借小聪明，沈公为三联书店干的好事也是有口皆碑。1986年，沈公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只得到30万块钱的经费。经过几年的经营，三联书店有了一些积累。沈公就筹划盖一座新办公楼，但凭当时“三联”的经济实力，怎么能盖得起呢？他就通过一位熟人，与邹家华副总理的秘书联系上了，后来就很顺利地拿到5000万元盖楼经费。楼盖好了，沈公也退休了，没有在新楼里办过一天公。还是靠小聪明，沈公在主持《读书》期间，“绵里藏针”之类的编辑策略使得这本杂志在赢得读者的同时，又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诸多风波中安然无恙。
在我看来，现实生活中，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确应当学学沈公这样的“小聪明”，它可以帮助人摆脱困境，解燃眉之急。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是盲目的执拗，除了以身饲虎，并不能证明你的勇敢，只能说明你的偏激和愚蠢。“机关用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知从何时起，当我们中华民族大智大慧得到更为充分发挥的同时，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里似乎生出了对“小聪明”的难以接受。沈公没有被聪明所误，道理既深又浅，就是他做人做事始终是一个知“道”之人，他施展的所有小聪明都没有掉下“道”的底线。这或许正是沈公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和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沈公为人坦诚豁达、诚恳热忱，从不干整人、害人的事情。即使在“*”期间，他也没有违背自己为人之“道”，没有参与抄家、批斗人的所谓“革命造反”行动，只是做了一些鉴定好书坏书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来常常感到惭愧；沈公待人温和谦逊、说话诙谐幽默，一向有绅士风范，凡女性则必称“小姐”、“女士”，凡男性则必称“先生”。正如出版人黄集伟所言：“沈公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正是由于沈公诚恳和谦逊的为人，使他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朋友。他曾用20个字概括自己的编辑生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其含义是在饭桌上和朋友谈论约稿和出版的事，在吃喝中建立深厚情谊，朋友之间互通出版信息，大家一起坐等挣钱发财）”。许多先贤大家如费孝通、汪道涵、吕叔湘、许国璋、陈原、史枚、冯亦代、李慎之等都与沈公交往甚深。
夹在自己尊敬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沈公总是自称“书商”——“混迹文墨场中几十年，专事贩运倒卖”。他主持出版的《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房龙的《宽容》等西方优秀图书，在上世纪80年代反响极大，他本人一直引以为荣，只是几本书中一些段落内容当时被他“把关”删减掉，令他至今痛心惭愧；他还引进了一批台湾作者如朱德庸、蔡志忠、幾米等人所著的优秀漫画图书，开了大陆出版台湾图书交流之先河；他本人还著有《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阁楼人语》等图书。沈公在总结他做出版的经验时曾说：“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把这三个东西贯彻进去，出版工作做起来就比较顺手、比较有趣。”
沈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执掌《读书》杂志的工作，成绩斐然，为海内外知识分子所称道。这本小小的杂志曾经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座重镇，它既培养了一代人的阅读风气，也发表过许多石破天惊的文章，引发过一次又一次思想文化界的大讨论，虽然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足以起到推动社会思考乃至启迪民智的作用，并由此牵引出一大批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诸如金克木、王佐良、吕叔湘、张中行等人。沈公说过编《读书》这样的刊物，我们是遵循吕叔湘先生的一段忠告：“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当珠子；二、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
读《知道》一书，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沈公的的确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知道分子”。从他身上折射出的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用无穷、受用一生的。
（200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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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无用”的书
学者周国平先生说，他此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和写作。相对于教科书和专业书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有用”的书，周国平更爱读所谓的闲书，即“无用”的书。他觉得，读有用的书固然可以获得立足于社会的职业技能，但“无用”的书也并非真的无用，那恰恰是一个人精神生长的领域。对此，他说出一句惊世骇俗之语：“一个人的成长基本得益于自己读书，相比之下，课堂上的收获显得微不足道。”
我也是一个酷爱读闲书的人，对周国平先生所说的话是深有体会的。记得小时候，因为爱读课外书，常常遭到家长的斥责：“竟读这些‘无用’的书，将来怎么考大学？”读唐诗、宋词、小说、诗歌、童话、散文并没有耽误我考上大学，反而让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思想比同龄人成熟和深刻了许多。大学时代，可以说是我读“无用”的书的黄金岁月。刻板枯燥的法律课程让我厌烦，反而中外文学名著让我兴趣盎然。上课时，课桌上摆着法律教科书，课桌下却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泰戈尔，或是徐志摩、萧红、郁达夫等等，读得极其入迷、津津有味。一旦被老师发现，自然是一顿严厉的斥责：“读这些‘无用’的书，真是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我从事了编辑出版工作，这一下可好了，我以前读的那些“无用”的书终于派上了大用场，反而中学时学的数理化、大学时学的法律显得微不足道了。
现在看来，当年我读那些“无用”的书并非徒劳，它不仅让我能自如地应对日后走向社会的工作，也让我领略到人生的许多乐趣。它让我不再以追求知识为最高目标，而是更加珍惜生活本身，珍视人生的意义。30多年来，阅读成了我的生活常态，读书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没有书读的日子是最最难受的日子。其实，读“无用”的书对一个人的成长和人生并不是没有用处，而是大有益处。
读“无用”的书，可以让人的灵魂健康地成长，这是读“无用”的书最大的益处。有用的书是功利的，它虽然常常可以换来金钱、职位和名气；但读“无用”的书却能使一个人的人格变得健全，精神生活变得富足。人应该有精神的追求，否则会感到空虚和苦恼，所以，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目前，社会上研究生、博士生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功成名就后无所追求，精神异常空虚。之所以会这样，就是他们读有用的书太多，读“无用”的书太少，甚至没有。有用的书让他们拥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却无法让他们拥有幸福的人生。
读“无用”的书，还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广阔的视野。世界上的知识都是互相联系的，有时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研究久了，会觉得思路越来越窄、越来越艰难，这个时候，读点闲书，等于给久已打不开的门换一把钥匙，成功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来临。
天下最好看的书往往是“无用”的书。清新隽永的诗歌和散文；耐人寻味的历史和哲学；情节曲折的故事和小说……足够让人享用一辈子。而且读这些书的时候，可以天马行空，让自己的思想无边无际地畅游，忘记生活中的烦恼，真正享受到读书的最大快乐。正像周国平先生所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古人读的都是太有用的书，所以才会读得那么辛苦，以至于拿出“头悬梁、锥刺股” 的精神。“学而优则仕” 让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完全将读书当作实现物质利益的工具。读书就是为了科举考试、飞黄腾达；为了光宗耀祖、人前显贵；为了黄金屋、颜如玉和千种黍。所以，古代读书人将读书看得很实惠：不是科考的书不读；不利于做官的书不读；朝廷的禁书不读。读书本身对古人来说不是享受，而是“十载寒窗苦”；只有“金榜题名时” 才是他们人生真正的快乐。
其实，书本身并没有什么有用、无用之分，我们不能用物质的标尺来衡量精神的价值，精神的价值是独立而神圣的。在一般人眼里，唐诗宋词有什么用呢？它却可能是一个孩子后来成为大文学家的启蒙书；科幻故事有什么用呢？它却可能是开启一个孩子未来成为科学家梦想的钥匙；中外名著有什么用呢？它却可能是一个人重新选择人生道路、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良药。因此我们可以说，眼下看来是“无用”的书，未来可能是最有用的书；表面上看是“无用”的书，实际上是最有用的书。
现在人们非常重视读有用的书，学校里的学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社会上的人们极力追捧的是求职、升官、发财，还有英语、计算机之类的专业书，而冷落的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有哲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书。喜欢读有用的书当然是好事，这样或许可以获得升入更高一级学府进行深造的机会；或许还可以获得某种本领和技能，谋求到好的职业。
不过我更以为，为了让我们实现自己生命的成长与心灵的超越，为了未来的生活多一些准备，也为了我们人生的幸福，还是多读些“无用”的书吧！
（2008年12月4日）
我的私人阅读史（1）
由于自己从小就喜欢读书，所以也就常以一个“读书人”自居。记得自己大约从6岁左右开始认字读书，现在已人到中年，算起来，读书生涯至少有近40多个年头了。我那占据了一面墙，几乎顶到屋顶的几组大书橱里，满满地放置着一本本新旧不一的书，它们一一记录着我的私人阅读史。
我对于读书的喜爱，可算得上是天生的。我的童年及至少年是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度过的。在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里，家中生活窘困，没有多余的钱买书，所以家里的藏书少得可怜。读书生涯的开始就是受到家里曾有的几本图书的诱惑，先是阅读连环画，后是童话、故事书、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