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
在波兰战事已经进行了39小时之后，下院再也不能接受这种拖延策略了。从政府席上似乎发散出一股慕尼黑的气味。当反对党工党的临时议会领袖阿瑟·格林伍德站起来准备发言的时候，利奥波德·阿末利从保守党席上向他大叫：“请你代表英国发言吧！”
格林伍德说：“在这样的时刻，英国和英国所拥护的一切以及全人类的文明都遭到了威胁，我不知道我们还打算犹豫到什么时候……我们应当和法国人一起并肩前进……”
问题就在这里。当时事实证明要推动法国前进是很困难的。下院怒气冲天，使张伯伦感到坐立不安，他不得不打断激烈的争论为自己辩护说，要通过电话同巴黎磋商，使“看法与行动取得一致是需要时间的”。他接着说，“如果下院竟然有人认为我所提出的声明流露出本政府或法国政府有丝毫的动摇，我就不免感到震惊”。他说，据他所知，法国政府“这时正在开会”，“几小时以后”将可得到他们的消息。总之，他极力安慰激愤的议员说：“我预料明天我将只可能有一种答复给下院……我相信下院……一定会认为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正如纳米尔后来所写的那样，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考验，是“用一种特别少见的迟迟艾艾的方式”宣告其无情的来临的。
正如英国的机密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张伯伦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人民很不满意他，在这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他的政府很有可能被推翻。他刚从下院出来，马上就给达拉第打了一个电话。据记载，时间是晚上9 点50分，当时在旁边的贾德干作了记录留为档案。
张伯伦：这里的情况非常严重……下院闹得很凶……如果法国坚持要把最后通牒的限期定为从明天中午起的48小时之内，我的政府就将无法维持。
首相说，他完全明白，法国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德国的进攻。但是他坚信，＇612＇今晚无论如何必须采取某种步骤。
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最后通碟于明日上午8 点发出……限中午12点以前答复……达拉第的回答是，除非英国轰炸机群准备立刻出动，否则法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对德军的进攻推迟几小时。
过了不到一小时，哈利法克斯在夜晚10点30分给庞纳打了一个电话。他极力敦促法国方面接受英国的折衷方案：明天＇9月3 日＇ 上午8 点在柏林提出最后通牒，最后期限为中午12点。法国外交部长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对哈利法克斯提出抗议说，英国方面坚持这样迫不及待地行事会给人造成“一种十分糟糕的印象”。他要求伦敦再等一等，至少在中午以前不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
哈利法克斯：要英王陛下政府等到那个时候是办不到的……＇ 英国＇ 政府是否能控制这里的局势是很难说的。
下院将在9 月3 日＇ 星期日＇ 中午开会，从星期六晚上那次会议的情绪看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明白，如果这个政府想存在下去，他们就必须提出议会所要求的回答。第二天凌晨2 点，法国驻伦敦大使考平警告庞纳，张伯伦内阁如果不能给议会以确切的答复，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哈利法克斯在电话中最后告诉庞纳，英国打算“单独行动”。
哈利法克斯给汉德逊的电报于凌晨4 点左右到达柏林，叫他在9 月3 日＇ 星期日＇ 上午9 点递交给德国政府，这份通碟提到英国政府曾在9 月1 日的照会中宣布，如果德国军队不立刻撤退，英国就要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份通牒接着指出：＇613＇ 虽然那份照会于24小时以前就已提出，但至今未见答复，同时德国又仍然在继续并加紧进攻波兰。鉴于这种情况，我荣幸地通知您，在今天9 月3 日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点以前，如果德国政府不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并送达伦敦英王陛下政府，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
这个安息日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汉德逊发现要同威廉街取得联系是相当困难的。德国外交部的人告诉他说，里宾特洛甫“没有功夫”在上午9 点接见他，不过他可以把照会交给政府翻译官施密特博士。
在这个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施密特博士睡过了头，等他乘着一辆出租汽车赶到外交部时，看到那位英国大使正循着外交部门前的台阶拾级而上。施密特从侧门钻了进去，在恰好钟鸣9 点的时候溜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一分不差地准时接见了汉德逊。“他走进屋子，表情严肃，”施密特后来追述道，“跟我握了握手，我请他坐下，他谢绝了，只是庄严地站在屋子中间。”汉德逊宣读了英国的最后通牒，把文件交给施密特之后就告辞了。这位翻译官连忙拿着那份照会，顺着威廉街跑到总理府。在元首办公室外面，他发现内阁大多数的阁员和几个党内高级官员都聚集在那里“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消息。
当我进入里面房间的时候＇ 施密特后来追述说＇ ，希特勒止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站在窗户旁边。他们俩都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走进去，我在希特勒的办公桌前不远的地方站住，接着就慢声向他翻译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当我泽完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死寂。
希特勒坐着一动不动，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前方……停了一会没有动静，这一会儿功夫就像100 年一样长；然后，他转过脸未朝着仍然站在窗子旁边的里宾特洛甫说：“现在怎么办，”问这话时希特勒摆出一副凶恶的面孔，意思好像是在抱怨他的外交部长使他对英国方面可能的反应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里宾特洛南却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我断定，法国人会在一小时之内交来一份相同的通牒。”施密特完成任务之后就退了出来，在外面的房间里停了一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其余的人。他们听了也都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最后：戈林转过身来向我说：“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那就只能靠上帝发慈悲了！”＇614＇ 戈培尔垂头丧气地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发愣。我看见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与此同时，那个绝无仅有的达勒鲁斯却一直为了避免那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在作最后的客串努力。上午8 点，福比斯就把那份、将在一小时以后递交德国政府的最后通碟的内容告诉了他。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立刻就到空军总部去见戈林，要求戈林一定要做到使德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要”通情达理”。他还建议元帅本人在11点以前宣布他准备亲自飞到伦敦去“谈判”，这位瑞典商人在他写的书里说，戈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希特勒也表示同意。但德国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们根据施密特博士在前面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他于9 点过几分带着英国的最后通牒来到总理府的时候，戈林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会客室里，而不是在他的司令部里。
无论如何，这位瑞典和事佬的确给英国外交部打了电话，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在上午10点15分，他擅自通知英国政府，德国人对于最后通牒的答复“正在路上”，德国人仍然“非常希望能够满足英国政府的要求，并就不侵犯波兰独立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 ！＇ 他希望伦敦能够“从最赞同的角度”来看待希特勒的复照。半个小时以后，即上午10点50分，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10分钟，达勒鲁斯又给伦敦外交部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他这次提议让戈林在希特勒的同意下立刻飞往英国首都。他不知道现在再演这套外交滑稽戏已经过时了，不过事实很快就让他明白过来了。他从哈利法克斯那里得到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她的回答。英国政府不能采纳他的建议。英国政府对德国政府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明确的，“想必他们也会作出明确的答复”。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再等着和戈林讨论了。
于是达勒鲁斯挂上了电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战后，他才在纽伦堡法庭上以及在他写的书里又露了一面，追述他为了拯救和平所作的离奇古怪的努力。他的用心是好的，他也曾不辞辛苦地为和平奔走，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一度处身于世界历史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舞台中心。但是那时几乎人人都被过分纷坛杂乱的景象搅得糊里糊涂而无法看清局势，他也不是例外，而且正像他后来在纽伦堡所承认的，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受到德国人多大的愚弄。
英国最后通碟所限定的时间上午11点刚敲过不久，两小时前＇616＇ 拒绝接见英国大使的里宾特洛甫，约见了那位大使，把德国的复照交给他。德国的复照说，德国政府“拒绝收下或接受，当然更谈不到履行”英国的最后通牒。接着就是一篇又臭又长的宣传文字，显然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发出复照前这两个小时内仓促书就的。为了欺骗易受欺骗的德国人民，这份复照又把那些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谎言，包括那个关于波兰人“进攻”德国领土的谎话在内，重弹了一遍，把一切事情都归罪于英国，并且拒绝了英国“强迫德国撤回其为保卫国家而部署起来的部队”的企图。复照谎称，德国已经接受了墨索里尼在最后时刻提出的和平建议，但是英国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张伯伦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这份复照还是责备英国政府“鼓吹要消灭日耳曼民族”。
汉德逊后来称这个复照“完全是歪曲事实”的。他读完以后说道，“究竟是谁的过错，让历史来判断好了。”里宾特洛甫也反唇相讥道，“历史已经证明·了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
大约12点钟的时候，我正好站在威廉街总理府的前面，扩音器突然宣布大不列颠已经对德国宣战。大约有250 人——不会更多——顶着太阳站在那里，注意地听着这个消息。广播结束时，没有一个人出声。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们发愣了。他们很难相信希特勒已经把他们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中去了。
虽然这是一个安息日，但是不久就有报童在叫卖号外。事实上，我发现他们是在免费散发。我也要了一份。那是《德意志总汇报》的号外，整页上用大号字印着这样一个标题：
英国最后通牒遭拒
英国已对我宣战
英国照会要求我撤退东线
军队元首今日寓此亲临前线
官方公报上的标题活像是里宾特洛甫口授的。
德国备忘录证明过错在英国
对于容易受骗的德国人民来说，德国的备忘录可能是一个“证明”，但它并没有能够在这一天煽起人们对英国人的恶感。当我经过英国大使馆时，汉德逊和他的使馆人员正从使馆搬往拐角处的阿德隆饭店。一个警察在那座大楼前独自踱步。他除了来回踱步而外无事可做。
法国人多挨了一会。庞纳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延宕时间，他死抱着一个希望不放，认为墨索里尼还有可能同希特勒谈妥一项交易，从而让法国脱身。他甚至恳求比利时大使想办法让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通过他对墨索里尼的影响去影响希特勒。9 月2日＇星期六＇ ，他同本国的内阁争辩了一整天，说他已经“答应了”齐亚诺，法国将等候到9 月3 日中午，让德国对9 月1 日英法两国的警告提出答复。他不能说了不算。这话跟他和英国辩论时所说的一样。不错，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意大利外交大臣作过这个保证，但他是在9 月2 日晚9 点才作出这个保证的；到这个时候，正像齐亚诺已经设法告诉他的那样，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已经完全失效了。而且，这时候英国已经向他提出了要求，主张由英法两国在当日午夜联合向柏林提出最后通牒。9月2日将近午夜时分，法国政府才最后作出决定。午夜12点整，庞纳打电报给驻在柏林的考仑德雷，说他在明天早晨将把法国要在“中午对威廉街”作出的“新的外交步骤”的内容通知考仑德雷。”＇617＇9月3 日，星期日，上午10点20分，即在英国最后通碟的时限截止前40分钟，内容通知过来了。法国最后通牒的措辞和英国的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法国宣布：如果德国给予否定答复，法国将履行自己对波兰所承担的“为德国政府所知道的”那些义务──甚至到了这个最后关头，庞纳还不肯正式宣战。
法国政府出版的《法国黄皮书》上说，巴黎拍发给考仑德雷的法国最后通牒，规定下午5 点为德国答复的最后时限。但这不是原来那份电报中所规定的时限，菲普斯大使在那天上午8 点45分从巴黎报告哈利法克斯说：“庞纳对我说，法国的最后时限要到星期一＇9月4 日＇ 早晨5 点截止。”这才是庞纳在电报中提出的时限。
这还是达拉第在星期日早晨向法国参谋总部争得的让步。法国参谋总部最初坚持要把时限定为从中午向柏林递交最后通牒之时算起48小时。虽然如此，英国政府还是很恼火，那天上午当即相当明确地向巴黎表示了这种不快。这样达拉第总理才向军方作最后的呼吁。他在上午11点30分把参谋总部的科尔斯东将军请了来，请他缩短时限。这位将军最后勉强同意把时限提前12小时，改为下午5 点。
就是这样，直到考仑德雷快要离开柏林法国大使馆前往威廉街的时候，庞纳才用电话通知他对最后限期作了必要的修改。里宾特洛甫没有功夫在中午接待这位法国大使。他正在总理府参加一个小小的仪式，陪同元首热烈接待新任的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施克瓦兹也夫。这个插曲使得柏林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安息日里具有一种荒诞的气氛。但考仑德雷坚持非要按照指示在中午12点整到威廉街求见不可，因此，只好由威兹萨克接见他。当这位大使问到这位国务秘书是否有权对法国作出“满意的”答复时，威兹萨克回答说，他无权向他作“任何答复”。
接着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外交趣剧：考仑德雷把威兹萨克的回答看作德国的否定答复，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于是便打算把法国的正式最后通牒交给这位国务秘书；这时，后者却拒绝接受。他建议这位大使“耐心稍等片刻，见一见外交部长本人”，考仑德雷碰了这个钉子，只得在那里等着，反正他已经碰过不止一次钉子了。他在那里差不多等了半个钟头，直到12点30分才被带到总理府去见里宾特洛甫。
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虽然明知道这位大使所负的使命，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向这位法国使节施展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惯伎。里宾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后一分钟的和平建议时，曾强调说那是得到法国赞同的。然后他宣布“德国曾经在昨天通知意大利领袖，德＇618＇ 国也准备接受这个建议。但是后来，”里宾特洛甫补充道：“领袖告诉我们说，这个建议由于英国政府的死硬态度已经遭到破坏了。”接着他又听着那位纳粹外交部长说了一阵什么如果法国追随英国，他将感到遗憾，什么德国无意进攻法国，等等。不过，对里宾特洛甫的这种胡说八道，考仑德雷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领教够了，这位法国大使赶紧插言，提出他特为来问的问题：外交部长的这番议论是否意味着德国政府不接受法国9 月1 日的照会？
“Ｊａ＇ 是的＇。”里宾特洛甫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