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国会宣读了上面的内容，随后作出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被合乎宪法的多数表决撤除职务的总理副签的，它没有任何效力。
由于这场滑稽戏，德国究竟哪些方面得到了胜利，哪些方面遭到了失败，他们的胜败程度如何，在当时都不是很清楚的。花花公子巴本让人给开了一个玩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当时一直是被人当作笑话来谈的，正如弗朗索瓦一庞赛所说，即使在他朋友看来也是如此。同样清楚的是，国会这一次行动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反对兴登堡一手挑选的总统政府。但是采取这种做法，岂不是进一步破坏了人民对议会制度的信任吗？至于纳粹党人，他们岂不是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是随便胡来的，而且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同共产党勾结吗？此外，人民不是已经厌倦了选举，纳粹党在一年以内的第四次的不可避免的新选举中不是可能丧失选票吗？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甚至是弗立克，都认为如此，并且认为，丧失选票对党来说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据戈培尔那天晚上的记载，希特勒“乐极忘形。他又一次作了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决定”。
国会后来很快地承认了解散令，新选举定在11月6 日举行。对纳粹党来说，新选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戈培尔指出，人民对于政治演说和宣传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里承认，甚至纳粹党内的工作人员也“由于这些永无休止的选举而弄得神经紧张不安。他们疲劳过度？？”
另外也有经济上的困难。大企业和大金融转而支持巴本了，因为他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让步。正如丰克所警告的一样，他们对于希特勒拒绝同兴登堡合作，对于在他们看来他的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和不惜同共产党合＇172＇ 作的倾向（国会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感到不能信任。戈培尔在他10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一点：“钱非常难弄。有‘财产和教育’的先生们都支持政府。”
选举前几天，纳粹党同共产党一起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运输工人的罢工，而工会和社会党都没有支持这次罢工。正当纳粹党亟需经费在竟选运动的尾声中最后加一把劲的时候，这个行动使得企业界的人士更不愿意慷慨解囊了。戈培尔在11月1 日的日记中阴郁地写道：“经费短缺成了我们的长期病。
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竟选运动。许多资产阶级人士被我们参加罢工所吓退。甚至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开始有怀疑了。”11月5 日，选举前夕的日记写道：“最后进攻。全党为避免失败，进行了拼命的努力。我们终于在最后一分钟弄到了1 万马克。这笔钱星期六下午就要投入竟选运动。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让命运来作出决定吧。”
命运，还有德国选民，11月6 日在好些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没有一件事情对于崩溃中的共和国前途是有决定意义的。纳粹党丧失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 个席位。共产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这个数目，结果共产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从89席增加到了100 席，而社会党从133 席减少到了121 席。支持政府的唯一政党德意志民族党增加了将近100 万张选票——显然得自纳粹党，议席从37席增加到了52席。国家社会党虽然仍是全国第一大党，但是丧失200 万张选票却是个很大的挫折。纳粹狂澜第一次退潮了，而且是从远远不够多数的那一点开始退潮的。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希特勒要争夺政权，现在所处的地位比7 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软弱。
巴本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撇开他自称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厌憎”，在11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邀他前来“讨论局势”。但是希特勒在复信中提出了许多条件，使巴本终于放弃了要想同他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纳粹党领袖顽固不化的态度并没有使态度随和、庸碌无能的总理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朋友和军师施莱彻尔现在提出的一个新建议。原来这个诡计多端的幕后操纵者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本像前任勃鲁宁一样，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他的计谋无穷的头脑中现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他的好朋友巴本必须下台。总统必须不受任何牵制，可以自由地同各政党，特别是同最大的政党打交道。他要求巴本辞职，巴本和他的内阁就在11月17日辞职了。
兴登堡立刻派人去请希特勒。
他们在11月19日的这次会见，气氛就不像8 月13日那次那么冷冰冰的了。这次总统请他的客人坐了下来，并且同他谈了1 个小时以上。兴登堡向希特勒提出两个办法，供他选择：如果他能＇173＇ 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纲并能在国会中争取到行得通的多数的支持，就让他当总理，否则就在巴本手下当副总理，而这个内阁又是靠紧急法令维持的总统内阁。希特勒在21日再度晋见了总统，他并且同梅斯纳通了几封信。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希特勒要在议会中获得行得通的多数是办不到的。虽然中央党同意在他不搞独裁的条件下支持他，但是休根堡不让民族党同他合作。因此希特勒只好恢复他原来的要求：担任总统内阁的总理，但是这个要求总统不肯答应。如果要成立一个靠总统命令施政的内阁，兴登堡宁可让他的朋友巴本来领导。他在梅斯纳代表他发出的一封信中说，不能把这样一个职位给希特勒，“因为这样一个内阁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党独裁？？在我的誓言和良心前面，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老元帅在前一点上作的预言比后一点更为应验。至于希特勒，他再一次敲了总理府的大门，大门虽然开了一个缝，结果却又砰地关上了，教他碰了一鼻子灰。
巴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和施莱彻尔在12月1 日晚上去见兴登堡时，颇有信心地认为，他仍旧将被任命为总理。他根本没有怀疑到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在玩弄什么把戏。原来施莱彻尔曾同施特拉塞联系，他探问如果纳粹党不愿参加巴本内阁，是否愿意参加他本人担任总理的内阁。这位将军请希特勒到柏林来会商，据德国报纸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也是后来大多数历史学家信以为真的说法，元首真的从慕尼黑搭了夜车前来柏林，但是半夜里在那拿被戈林接走，到魏玛参加纳粹党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去了。纳粹党关于这次事件的说法，可能比较确实一些，虽然这一点不免使人感到奇怪。戈培尔11月30日的日记说，柏林来了一封电报，要希特勒赶紧去，但是他决定不妨让施莱彻尔等一等。他要先去魏玛同他的同志们开会，还要在那里主持图林吉亚选举的竟选运动。在这次五大领袖戈林、戈培尔、施特拉塞、弗立克和希特勒在12月1 日举行的会议上，意见相当分歧。施特拉塞在弗立克的支持下主张，纳粹党至少要容忍施莱彻尔内阁，而他本人是主张参加这个内阁的。戈林和戈培尔竭力反对这个方针，希特勒站在他们一边。第二天，希特勒见了施莱彻尔派来见他的名叫奥特少校的人，叫后者去告诉将军，不要担任总理，但是这已经太迟了。
巴本天真地一直不知道施莱彻尔在他背后玩弄什么把戏。12月1 日晋见总统时，他一开始就满有自信地概述了他的计划。由他继续担任总理，根据总统命令行施政府职权，暂时不去理睬国会，等他“修改了宪法”以后再说。
事实上，巴本所要作的“修＇174＇ 改”，将使德国回到帝国的时代，恢复保守阶级的统治。他在纽伦堡审判和回忆录中都承认，而且他当时向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建议如果付诸实行，就需要“总统违反现行宪法”，但是他向元帅保证，“他把全国人民的福利放在他维护宪法的誓言之上，可能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又说——俾斯麦“为了国家的缘故”，一度也曾这样做过。使巴本惊讶的是，施莱彻尔插言进来表示反对。他利用了老总统显然不愿违反维护宪法的誓言的心情。老总统的态度是，能够避免的话，最好避免。
而这位将军认为是能够避免的。他相信，如果由他来领导，那是有可能组成一个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的政府的。他有把握能够使施特拉塞以及至少另外60名纳粹党议员脱离希特勒。除了这批纳粹党人以外，他还能够取得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甚至认为工会也会支持他。
对于这样一个主意，兴登堡大吃一惊，他于是当即回过头来要求巴本着手组织新政府。巴本后来说：“施莱彻尔显然呆住了。”他们向总统告辞了以后，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分手的时候，施莱彻尔用马丁·路德出发到决定命运的沃尔姆斯议会去的时候别人对路德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对巴本说：“小僧侣，你挑了一条困难的道路。”* 这条道路究竟多么困难，巴本在第二天早上9 点钟举行内阁会议时就领教到了。
施莱彻尔站起来＇ 巴本说＇ 宣称，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给我的指示。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将使国家陷于混乱，一旦发生总罢工，警察和军队不能保证维持交通和供应工作，一旦发生内战，他们也不能确保治安。参谋总部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研究，他已经命令奥特少校＇ 报告起草人＇ 等候内阁的指示，以便提出报告。这时，这位将军就让奥特少校进来。如果说，施莱彻尔的发言使巴本感到震惊的话，那么欧根·奥特少校（希特勒后来任命他为驻东京大使）在时机上安排得很巧妙的报告使巴本完全垮了。奥特说的不过是：“守卫边境的任务和对付纳粹党与共产党的治安任务，是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现有军队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建议联邦政府避免宣布紧急状态。”德国陆军一度曾经打发过德皇卷铺盖，最近在施莱彻尔的教唆下把格罗纳将军和勃鲁宁总理赶下了台，如今开刀开到巴本头上来了，这使他感到又痛心又惊讶。他立刻带了这个消息去见兴＇175＇ 登堡，希望总统会撤换国防部长施莱彻尔而挽留他任总理，而且他的确是这么建议的。
“我亲爱的巴本，”态度坚决的老总统答道，“如果我改变主意，你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我年纪太大了，经历也太多了，我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让施莱彻尔试一试他的运气。”
据巴本说，“两颗大泪珠”滚下了兴登堡的脸颊。几小时后，下台的总理在清理他的办公桌时，有人送来了总统的一帧相片，上面写着“Ｉｃｈ ｈａｔｔ’ｅｉｎｅｎ Ｋａｍｅｒａｄｅｎ！”（“你是我的同志！”）第二天，总统亲笔写信给他，表示免除他的职务，“心情颇为沉重”，并且重申对他的信任“仍未有丝毫动摇”。这倒是真话，不久就会得到证明。
12月2 日，库特·冯·施莱彻尔担任了总理，这是1890年伯爵格奥尔格·里奥·冯·卡伯利维·德·卡伯拉拉·德·蒙特古哥利将军接替俾斯麦以来第一个将军担任这个职务。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终于在他对此是一窍不通的经济萧条达到了顶点的时候，在他竭力破坏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的时候，在没有人再信任他、甚至他摆布了这么久的总统也不信任他的时候，把他送到了最高的职位。但是除了他以外，几乎人人都很明显地看到，他在这个高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纳粹党对此深信不疑。戈培尔12月2 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何话：“施莱彻尔被任命为总理。他不会呆得很久。”
巴本也这么想。他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深感不快，渴望对他的“朋友和继任人”（他在回忆录里这么称呼施莱彻尔）复仇。施莱彻尔为了要巴本走开，让他担任驻巴黎大使，但是巴本谢绝了。巴本说，总统希望他留在柏林，“近在身边”。要对这个阴谋大师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柏林是个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巴本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织起阴谋网来。随着多难的1932年接近尾声，柏林到处都是阴谋集团，而且集团内部还有集团。除了巴本集团和施莱彻尔集团以外，总统府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和他的国务秘书梅斯纳操纵着幕后的实权。凯撒霍夫饭店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不仅在搞阴谋夺取政权，而且在搞阴谋干掉对方。不久，这种阴谋网越来越错综复杂，到1933年元旦时，这些阴谋家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在暗害谁了。不过，过不了很久，他们就会弄清楚的。
施莱彻尔：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
“我执政只有57天，”施莱彻尔有一次在留神倾听的法国大使听得到的地方说，“而且每一天都给背叛了57次。以后别跟我说什么‘德国式的忠诚’了！”凭他自己的生涯和作为，他当然是这个问题的权威。
他一开始当总理，就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当德国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施莱彻尔由于邀希特勒参加他的政府失败，现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这个钓饵来分裂纳粹党。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党内是第二号人物，在党内左派分子中间，由于他们当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他比希特勒更有人望。他是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同地方各级党领袖有直接联系，看来颇得他们的拥护。他现在相信，希特勒已使他们的运动走到了绝路。比较激进的一些党徒已经开始投向共产党一边。党本身在经费上已陷于破产的境地。
11月间，弗里茨·蒂森曾经提出警告说，他已无法为他们的运动募到捐款。
现在根本没有经费来付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的薪水或者维持冲锋队，仅仅后者，一个星期就需要250 万马克。纳粹党许多报刊的承印商也扬言要拒印他们的出版物，除非偿清欠帐。戈培尔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了这一点：“柏林组织的财务情况已经毫无希望。除了债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12月间，他担心党内工作人员必须减薪。最后，12月3 日施莱彻尔会见施特拉塞那一天，图林吉亚选举结果，纳粹党丢了40％的选票。显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来是如此，纳粹党要靠选票取得政权，一辈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弃他的“毫无还价”的政策，能捞到什么就是什么，参加施莱彻尔的联合政府。他担心，否则的话，党会垮台。他这么主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戈培尔的日记从仲夏开始一直到12月为止，充满了不满施特拉塞“不忠”于希特勒的话。
12月5 日党领袖们在柏林凯撒霍夫饭店开会的时候，终于摊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纳粹党至少“容忍”施莱彻尔政府，支持他的意见的有弗立克，后者是国会纳粹党团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为议员中间有不少人担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选举，他们可能丧失议席和议员薪俸。戈林和戈培尔则坚决反对施特拉塞，把希特勒争取到他们一边。希特勒决定不“容忍”施莱彻尔政府，但是后来情况表明，他仍旧愿意同这个政府“谈判”。
不过，他任命戈林来担任这个任务，据戈培尔的日记透露，希特勒已经风闻施特拉塞两天前同总理举行了一次秘密谈话。12月7 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凯撒霍夫饭店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发生激烈争吵。希特勒指责他的主要副手背后下他的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