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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饼的到来自然是让我高兴得不得了，但兴奋之余却也十分纳闷儿，无论如何也没让人闹明白，您说这对“肺痨”他怎么这么快就化敌为友了？一钻进那几间黑屋子里就有说不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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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玩伴
建平，是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忘怀的儿时的玩伴，尽管我们相处的时间甚为短暂，但却有着抹不掉的“135”黑白照片时期的友谊。
自打二饼到我爸这儿“投诚”了以后，建平哥俩就跟我们哥俩成一个“炮楼”的了。论玩打仗，他不是司令就是军长，我不是军长就是司令。论玩烟盒（也叫“拍三角”），他的技艺比我高，再说他们家是华侨，烟盒的花样也多，少不得让我赚点小便宜。论玩弹球，他却不如我，可他们家有一副用弹球做的“跳棋”，五颜六色的煞是让人看着眼儿热。
建平很大方，可能他的骨子里有南洋华商的“范儿”，我“秘”他几张烟盒，“顺”他几个弹球，他从来就没太计较过，往往倒是我先不好意思了。
建平还有一项特别喜好的技艺——放风筝。
那时候他常偷着把家里夏天用的竹门帘上的竹篾给抽出来，点上一根蜡烛，在蜡烛的烘烤下将竹篾弯成各种形状，于是做出来的风筝有三角儿的，有方块儿的。他叔叔二饼的手更巧，三下两下又给他做出个“线框子”，建平再从他妈那儿偷一团缝被子用的“丝光线”，得嘞！一只风筝就跟长了眼睛似的，专往云彩里钻。我就跟屁虫一样跟着他跑，起飞的时候我得举着那风筝，从胡同的东口儿跑到西口儿，又从西口儿跑到东口儿，甘心情愿当“副驾驶”。
有一天建平新做了只风筝，约我一起试飞。偏巧我妈那天值班，我便跑到她们机关大院儿里“疯”去了，建平只得自己一个人“放单飞”。
那天的半夜，据说隔壁院子里是人声鼎沸，我因为白天玩累了，睡得跟死猪似的推都推不醒。可第二天一大早，却传过来一个五雷轰顶的噩耗：建平昨日放风筝，从胡同的墙头上摔下来，被摔死了！
记得当时我坐在床上惊得是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
我姐就在一旁念叨：如果你不到机关大院儿里玩，跟他一起放风筝去，他还会摔死吗？
如果……如果……我简直不敢再往下听了。
我爸抽着烟，一声声地叹息，我妈则一分钟都不带耽搁的就把我所有的风筝都给扯烂了。
几天以后，二饼带着建平的弟弟建安来到我们家，他一边擦眼泪一边对我说：“往后别再跟淘气的建平学，蹬梯爬高的放风筝那多悬呀，咱就玩弹球吧。”
说完让建安拿出来一口袋的弹球，正是那些五颜六色的“跳棋子儿”。
我搂住建安哇哇大哭，人生中我第一次为朋友流泪。少年的眼泪真挚而又纯洁，那泪水纯得流进了嘴里，都尝不出咸味来，这一年我刚好七岁。
在那个失掉了挚友的时节，我经常是半夜里一觉醒来，感觉到自己又孤独又害怕。孤独的是，最好的玩伴从此离我而去。害怕的是，建平该不会也跟我爷爷奶奶似的，躲在西厢房的某个阴暗角落里不出来，专等着夜深人静，我实在憋不住尿一个人上茅房的时候，他才抽不冷地从后边叫我一声……
去今四十年矣，这同样是胡同给我留下的记忆。却不知建平老弟在天国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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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妹的歌声
我小时候的大街上，看不见车水马龙，四周围也没有高大建筑。放眼望去，唯独民族文化宫的绿顶子；算是西单一带的“制高点”了。静谧的胡同里，尤其是在夏日的午后，你可以听见别人家藤萝架下蝈蝈的叫声，或者是一群鸽子在屋顶上翱翔，留下忽远忽近的哨音。
顽童们是从不午睡的，即便被姥姥按在床上，也很难真正睡着。然而搅和我午睡的不是人家蝈蝈的叫声或头顶上飞过的哨鸽，是邻居院落里的一群小丫头片子，她们总喜欢大中午的在家门口跳皮筋儿，唧唧喳喳地叫：
“小皮球儿，香蕉梨，马莲儿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这十三不靠，互不搭界的口诀，在她们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实在是让我觉着“烦死人啦”。就像现在的某天中午，您家的窗根儿底下有一辆小卡车，用电子发声器没完没了地提醒：“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那一准得让你起急，让你抓耳挠腮的，撞墙的心都有。
女孩子们的“皮筋儿谣”，大概就是我能记忆起的，胡同里最讨厌的聒噪之一。
然而，事情总也有例外。
赶上那么一天，在一个没有女孩子跳皮筋的中午，我还真就睡着了，睡得是甜甜美美，昏天黑地。其实让我铭记了大半辈子的，并不是那天的午睡怎样香甜，而是被一曲比睡眠还要香甜的歌声唤醒了。
唱歌的人是典型的“后院儿女孩”，小名叫玲妹。也就是我先前说的上小学的头一天，因为正确地回答了老师关于“树上有十只小鸟”的问题后，被指定当了“学习委员”的那个梳着歪辫儿的小丫头片子。可如今她已然做了我们班上的头把交椅——班长。
玲妹所唱歌曲的名字叫《日本孩子想念毛主席》，歌中唱道：“天上的白云呀，请你停一下，停一下，请给毛主席捎句知心话。隔千山隔万水，日本孩子日日夜夜想念他……”
对于音乐，我还没有那么深的感悟，其实令我诧异的是：这支歌把玲妹唱美了，玲妹也把这支歌唱绝了。玲妹的漂亮，怎么以前就从来没注意过呢？于是，我的内心深处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不安，生理上居然还有了一点点儿“反应”。
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原始、最蒙昧的躁动。然而值得称赞的是，这一切居然是因为倾听了那首颂扬“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的歌曲才产生的，因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我的这种“躁动”是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
陈家的二饼率先敲开了我们那孤家寡人的“国门”以后，我爸就变得越来越开通，并义无反顾地带领我们加入了这条胡同里的“WTO”，于是孤独的小院从此不再寂寞。
玲妹建议在我们家设立“学习小组”，我是一百二十个乐意。自打倾听了玲妹唱的那首“准日本歌曲”之后，我便总也忍不住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越发的想入非非，不知玲妹是否也在注意我。
我曾偷出藏在我们家西厢房里的一串漂亮的珊瑚珠子（此物或许应该是清代官员佩带的朝珠）送给玲妹，玲妹就还送我几张她收藏的糖纸，花花绿绿的，仿佛带着她身体的芳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夹在书本里。
其实我并不喜欢糖纸这类女孩子的小气玩意儿，“爱屋及乌”罢了。
但做完这“赔本”的买卖之后，玲妹仍旧是那个专喜欢“向家长告状”的角色，每每在我爸对我的训斥中，她在一旁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这个小没良心的，我想恨她但又恨不起来。日后才明白，这就是所谓“剃头挑子一头儿热”的单相思所带来的烦恼。大概是属于《少年维特之烦恼》。
党的“九大”召开之时，学校组织庆祝游行，玲妹属于擅长载歌载舞的文艺尖子，结果发生了一点不幸，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差点被“二踢脚”给崩瞎，所幸救治及时，未成大碍，这事儿曾令我好生的怜香惜玉。不久她家就搬走了，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玲妹一家人搬走了以后，一段时间内害得我净做怪梦，当然那些梦的细节都是“不可告人”的。看来这梦不仅预示着我即将进入青春期，也多少让我开始体验到了什么叫“复杂”或者“阴暗”。
有一次几个朋友在谈话之时，忽然提到了“玲妹”这么个名字，我“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问：“你们谁认识她？这个人如今在哪里？她可是我的小学同学耶！”
朋友们笑道：“去你的吧，我们说的这个人都快八十岁了，当你妈都有富裕！怎么成了你的小学同学啦？”
唉！原来此“玲妹”非彼“玲妹”也，只是我自己都觉着奇怪，近四十年了，怎么还对这个名字如此的敏感？这“力量”应该是归功于玲妹，谁让她当年那支徘徊在房前屋后的甜蜜歌声，赚取了我的思念并为我编织出了这么个“一帘幽梦”。
然而，那记录着人人事事，物物景景的小胡同，才是背后真正的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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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嘚儿”的故事
在这个“物华天宝”的小胡同儿里，倒不是净出些像建平、玲妹这样“人杰地灵”的金童玉女，偶尔也出几个傻小子、坏孩子什么的。
我们的前院儿有一户人家，姓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他们家的老爷子是开长途汽车的，孩子们来自农村。刚搬进我们这条胡同的时候，他们家的地方窄，人口又多所以根本就住不开。这家的女主人就拎着一口袋小米来敲我们家的门，想租借我们家的西厢房住。我爸当时脸都白了，忙说那厢房里住不得人，漏雨！
然而这户“小市民”还不甘心，没事儿就派他们家的孩子向这里探头探脑，眼睛专往西厢房里瞄。这就大大地触动了我爸原本敏感的神经，死活认定别人知道了我们家西厢房里的秘密。于是刚刚“开放的国门”，又被紧紧地关闭上了。
他家也有个小三儿，年龄比我略小。别看人家生活困难，穿得破、吃的糙，个顶个长得虎头虎脑。尤其是这个小三儿，胖乎乎的，所以起小名叫“三墩儿”。可没多久他的这个小名就被胡同里的坏包儿们给改了，把“三墩儿”叫成“三嘚儿”。
其“儿”者，老北京土语中小男孩之生殖器专指也。于是这“三嘚儿”、“三嘚儿”的，在胡同里不论男女老少就都叫开了，傻小子不明事理，人云亦云，其乐融融。
这三嘚儿看上去有些个缺心眼儿，玩打仗的时候你当司令他就非当你的兵，冲锋陷阵回回是他，被人塞了一脖子的沙土也在所不辞，只是每天的日落之前，总能听到“三嘚儿”呜呜的哭声和他妈扯着嗓子的叫骂。
据说刚上学的时候，他什么作业都不会写，因此老是“挨留”。有一次老师问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吗？”这三嘚儿想了想，小脸憋得通红，嗫嚅地说：“我只会写我的小名儿。”于是，他居然在纸上画了三个撒尿的小###儿。老师这时候刚好正在喝水，“扑哧”的一下子喷了一地满桌子，然后是剧烈地咳嗽，就差把肺头给咳出来了。
您瞧三嘚儿多有两下子，头一个礼拜上学就好悬没把他们班的老师给“呛死”。
我对三嘚儿的记忆，并不光是他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儿，对他有比玲妹还光彩的印象。
六十年代的后期，我们家也搬走了，搬进了机关宿舍楼。没过多久，我姐就“军垦”去了东北，送走我姐后，我爸昧着良心当了一回“先进家长”的代表，到当年我姐毕业的那所学校去“作报告”，其实是给那些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就这么被送往北大荒的家长们做“说客”。
在组织的“关怀和鼓励”下，我爸一时的就慷慨激昂、忘乎所以了，就唾沫星子乱迸、眉飞色舞了，就拿出了当年他参军时的热情澎湃。结果是越讲越激动，越说越离谱，差一点就让台下久违了的“街坊四邻”们给哄下去，要不是军代表拍了桌子，还真就不好收场了。
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爸显得无精打采，灰头土脸的，旧时的街坊们各个侧目而过，甚至连个寒暄都没有。这时候，唯独三嘚儿和他妈走了过来，这个以前我们很少搭理的“小市民”，依旧是那样的热情过度，那样的礼多不怪。
三嘚儿他妈拉着我爸的手，真诚地说：“他叔呀，听了您的报告后我们才知道，独门独院的，敢情你们家里也是那么困难，这可真不容易。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理解您。得嘞，我这儿有五斤粮票，您先拿着用去！”
她的儿子三 儿则过来拽着我的胳膊说：“小明子啊，那楼房你们要是住不习惯就搬回来吧，咱们还在一条胡同儿里当街坊，你还当司令怎么样？”
那一回我爸彻底地没了“面子”，方才承认三嘚儿家当时的确是没地方住，才舍着脸来求我们，并不是惦记西厢房里的那些破烂玩意儿……
这就是我挥之不去的“胡同情节”。说实在的，我在胡同里遇到的故事太多了，一一忆来自然是不大可能。但无论怎样，哪怕是一盘朴素的炒白菜或一首隔世的老歌，甚至是一个恶俗的绰号儿，都会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而这往事大多是在胡同里发生的。
我思念我曾经居住过，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的那条老胡同。并以诚惶诚恐的心情，期待着能有人对那些正一步步地走向破败、即将消失了的胡同（或者说是“胡同文化”）做一点临终关怀。
“文革”伊始
1966年在我该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神州大地上席卷了一场风暴。
我的印象中，人们是没完没了地###，没完没了地游行。我当然不明白“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怎么个意思，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新规定的什么节日，不承想这个“节日”竟延续了十年。有人说是“十年一梦”，这梦魇对我和我们家，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充满了抑郁和焦虑。
取消了“全民少先队”之后，孩子们开始分期分批地争当红小兵，作为红旗一角的红领巾被一个菱形的臂章代替。我所在的小学一会儿停课，叫“停课闹革命”。而后又复课，称“复课闹革命”。总之，没有了以往那“一只乌鸦口渴了”的朗朗读书声，学生们差不多心里都“长了草”。
那段时间，我就经常是赖在我妈她们的机关大院里玩儿，玩儿一些根本不该我这个年龄玩的“游戏”。
每天的下午四五点钟，机关里那些先“###”后“誓师”的人们，就排着队来到食堂的门口，每人从地上的柳条大笸箩里领两个包子或馒头，然后举起红旗或标语向着长安街，向着天安门进发。我就排在这些大人们的后边，也想混俩包子吃，结果每次都是排到了跟前儿，被大师傅给拽了出去，还用他那小棒槌似的手指头弹我的脑奔儿。
摸着生疼的脑门，我就琢磨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那笸箩里菜多肉少的包子吧。
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大人们搭建“大字报”专栏，在操场里用杉篙搭架子，钉上草席就往上面刷大字报。那架子搭得里三层外三层，进去容易出来难，真有些像圆明园里的“万花阵”。
孩子们就在这“阵”里边玩儿打仗，可“战事”刚一开始，我就先“挂彩”了，被一根生了锈的铁钉把右手给划出个寸八的口子，深处可以看见小骨头儿。我妈和另一位阿姨架着我就往南礼士路的儿童医院跑，那天正赶上长安街上过“国宾车队”，我妈都要急哭了，好在那时候的警察叔叔特好说话儿，“一路绿灯”的指点着我们奔赴医院。于是，我捧着血淋淋的小手，在长安街边儿上，与当时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号领导人谢胡同志，在特近的距离内打过一个“照面”。
从儿童医院回来后，我的脖子上系着绷带，将受伤的右手吊起来。父亲没再责备我，只是问：“疼吗？”
我说：“不疼！”有点轻伤不下火线的劲头。
这时我姥姥来了，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