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把讲武堂交给堂长夏之麒办。夏堂长是浙江X青田人，他与吴介璋均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生，曾任江西陆军小学监督，为人很好，我们同学发生什么风潮，闹什么纠纷，别人解决不了，他一出来便可以解决。二次革命失败后，夏亡命赴日，与陈英士等在一起，是陈英士十八弟兄之一，后来回到上海策动反袁，被袁氏爪牙暗杀，还比陈英士早死几天。
民国2年7月我们在讲武堂毕业，这时局面已很紧张了，不久便发生二次革命，我们讲武堂很多毕业生都参加这次反袁行动。
民国2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使gmd与袁世凯的冲突白热化，局面很紧张，gmd加紧反袁活动。其时有一江苏籍的gmd人何子奇到江西做说客，鼓动反袁，江西当局招待他，请他到处演讲。有人问他：“拿江西这点兵力，怎能DD袁世凯呢？”他回答：“你没有读革命历史，法国大革命时，老百姓是拿棍子来革命的。”口才甚佳，颇具煽动性。是年6月9日袁世凯免掉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不久又免掉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三位gmd都督因为猝不及防，皆遵令解职，而gmd已决定讨袁，不久湖口起义，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前，江西陆军有两师，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字南雷，江西吉安人）驻南昌，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抚州人）驻九江。李烈钧被免职，袁氏即令欧阳武任江西护军使，是以李无法在南昌发动，转到湖口来组织“讨袁军”，希望起义后刘世钧会在九江响应。湖口军队很少，李组“讨袁军”，无论正规陆军、杂牌军都在罗致之列，而主要组成分子竟是水上警察。
江西在清末有旧式水师巡弋于鄱阳湖及内河，民国以后改为水上警察，这些水上警察驾驶旧式炮船往来巡防，每船装土炮一门，人员除一船长一正目外，另有12人，携有枪械。李烈钧组织讨袁军是枪械、粮饷、兵员俱缺，而水上警察有枪械、有粮饷、有兵员，而且水上警察总监蔡锐灵是共进会要员，可以调用他的部属。李烈钧设法从每一炮船上调来8名，共调来一千多人，分为三营，称为“调练团”。调练团在6月底（阴历5月间）成立，我在这时也到湖口来参加调练团，被派为第二营营附。
调练团刚成立时团长是余徽照，第二营营长是何犹兴（留日）。
7月12日，湖口正式举义，那位能说善道的何子奇做了湖口守备军司令，邓文辉做副司令，调练团团长换了蔡梓华（湖南人）。我们调练团防守湖口对岸地区，团部设在回峰坑，第一营守桃花山、第二营在第一营右侧，第三营守江边。起事后我们满希望九江方面响应，没有想到刘世钧动摇了，据说他拿了袁的二十万元，而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也动摇了，在江西策应的就只剩德安方面林虎所带的桂军了，因此讨袁军就显得势孤力单。而当袁世凯所派北军第六师李纯部登陆九江往南攻击，除了林虎自德安北上，在沙河镇抵抗一阵外，赣军根本毫无抵抗。至于湖口方面北军张敬尧部从新港登陆，我们调练团便首当其冲。
7月16日，袁世凯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北军张敬尧的一团人从新港方面向我们逼近，最初两三天只是远程射击，从炮船上带来的枪有九响枪和十三响枪，打一弹要抽一下弹簧，坏在子弹是铅做的，有时打不出去。有的枪打了一二天，枪膛塞住了，板机扳不开，烦急之至。到了决战那天，我们营长忽然害了疟疾不能出来，我自告奋勇带领全营作战，整整打了一天，无所谓害怕了，背着枪跑来跑去指挥。打到下午，敌人打着赤膊拿枪向我方冲锋，我们营里一个护兵名叫凌则安（丹阳人，40多岁的老营兵）对我说：“赶快退，不得了，桃花山都被占了，团长叫退了。”我说：“有没有命令？”他说：“失掉联络了，快退。”我看敌方红旗反而从左后方逼来，我方死伤枕籍，便下令撤退，在田畴中退了七八里，靠近江边才发现第三营早退了。我太年轻，不知厉害，桃花山一失，第三营一退，我这营突出孤立在前线，实在十分危险，幸亏凌则安劝我速退。退到中途，看到第九连连长卢铁公重伤倒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停下来要带他走，凌则安说：“不可以，退不了。”我不愿见死不救，坚持要带他走，凌则安只好和另外一个卫兵帮助我扶着卢铁公一起退。这样一来，四个人目标很大，敌人的机关枪集中向我们射击，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成弧形跑，终于退到回峰坑，不幸的是凌则安受了伤，和卢铁公一起送医，卢得救了，而凌不治，救了一人也折了一人，我不知是功是过。
我到回峰坑团部时天色已暗，我看团长吓得面无人色，怪这怪那。那夜敌人炮火猛轰一整夜，到了一天亮，团长失踪了，我们只好退到湖口去。事先我们并没有撤退的计划和准备，江面没有撤退的船只，大家乱糟糟的看到船就抢着上，因此翻船惨死的很多。退到湖口，看不到兵站总监俞应麓，看不到湖口守备司令何子奇，也看不到讨袁军司令李烈钧，他们发动了战事，看到情况不对就跑了。我便从湖口退出，回到鄱阳。7月25日湖口便失陷了。
李纯带着第六师从湖北到江西，登陆九江南下，起先他以为江西军队都不战而溃，不加提防，没有想到自德安北上的林虎倒和他打了一场硬战。林虎的桂军原是广西北伐军，训练比较好，军力也较强，并且有过战斗经验。南北议和后许多军队解散了，南京留守黄克强特别把林虎一团（本为王芝祥所带桂军中之一团）改为混成团拨归江西都督节制。到了江西编成一旅，驻扎德安，这是gmd布置下的一着棋。那时南浔铁路还在建筑中，李烈钧在湖口举义，先约林虎北上策应，在沙河镇和李纯的第六师遭遇，打了一仗。那时报纸猛捧林虎，报导沙河镇战役标题是“飞将军从天而降”，但是桂军终于抵挡不住第六师，败退了。其他赣军更不能打，没有战斗经验和士兵是本地人都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桂军是客军，士兵溃散了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打败仗也不敢离队逃散，赣军士兵是本地人，把枪杆子一丢，衣服一换，逃离战场就和老百姓一样自由了，何必拚命？就这样，赣军溃散的溃散，投降的投降，使李纯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解决了江西反袁势力。8月4日袁世凯任命李纯做江西护军使，到9月29日李纯便署理江西都督了。
4江苏举义旋起旋仆
邓家彦宋案发生后，孙总理即欲举兵反袁。但党人多犹豫。gmd籍之四都督，湘督谭延辏А⒃炼胶好瘛⒏佣嚼盍揖⑼疃桨匚奈狄喽嘤锌嘀裕辉赣朐隽选Ｊ痹潦∧诓坎缓停戮济魑图遥好袷艄愀凸阒湎蚶锤艉遥济鞲淳咭靶模嬉曰剖苛钢猓好袷底怨瞬幌疽病０不彰衿侗伲匕滴弈芪Γ嫣烦錾矸г模杂诟锩跋赵慈刃模收婺芟煊μ衷呶ɡ盍揖蝗硕选Ｉ虾；嵋槭保亩街薪隼畛鱿５钣诨嶂斜硎荆被粗粒绫赜衷嘈胭顾亩较蛟侵耙院螅侥苄兄８蔷头ɡ硌裕创侵爸埃氖《级饺缇俦址プ芡常抟旆干献髀乙病�
黄克强初亦感手无寸铁，力不从心，故对举兵与否，持模棱两可之态度。后碍于孙总理之坚持，克强始勉允出力。
时程德全（四川人）任苏督，在南京，孙总理欲令德全举兵反袁，且谓克强曰：“如君不愿赴宁主持，余可独往。”克强不得已，乃偕汪精卫、蔡元培二人连夜赶赴南京，谒程，力请反袁。德全亦表示时势所趋，不宜作此举动。都督万无反对总统之理，且谓：“今南北幸得统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顿国家，励精图治。革命党人势力已孤，即使再举，亦难成功。”黄等三人下跪固请，涕泣劝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余退隐，部队奉诸各位统领，余则祝发为僧。”反袁之局遂定。
当时南京驻军三师，冷御秋之第三师与章梓之第一师均似可用，陈之骥统第八师，陈虽为冯国璋之女婿，然亦赞同讨袁。孰料各部中下级军官先已为袁收买。故宣布独立未及三日，部队已尽散矣。上海报载黄克强已走避，余等初犹不肯置信，未久消息传来，证实此说。总理大怒，忿欲亲赴南京，力挽危局。同志等苦苦劝留。同时英国租界当局宣布驱逐孙某离境。总理不为所动，盖总理熟悉国际惯例，其时已成举世闻名之政治犯，租界当局不敢轻予驱逐也。
此役失败之前，林虎尝在江西奏捷。克强既弃走南京，邓鼎丰等所统部队感群龙无首。先遣人来沪邀余前往主持，余以不谙军事，又无克强之人望，故婉却之。未几何海鸣被邀往南京，何胆大妄为，赴南京后亦尝苦撑数日，终无补于大局。
5讨袁失败，亡命海外
戢翼翘二次革命以黄克强、李烈钧在南京及江西的军事行动为最重要，gmd人又设法请清末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出来号召，希望两广的龙济光、陆荣廷（均岑在清末两广总督任内之旧属）响应，然而龙已受袁收买，甘为鹰犬，而陆亦踌躇未动，没收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李黄在赣宁发动的讨袁军，由于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仓猝起事，缺械缺饷，这仗便无法打下去了。7月25日湖口讨袁军败退，北军李纯兵队进占了江西。上海陈英士等所起的讨袁军攻制造局的计划也失败了，29日黄克强、章梓等鉴于大势已去就离宁走沪，以后由一报界中人何海鸣，从8月起在南京自任为讨袁军总司令，竟支持到9月1日才被张勋攻陷。
讨袁军初动时，我率部进驻徐蚌，协同第三师（师长冷适）对袁军作战，不幸全局既败，我们亦无法独存，我遂于12月间亡命日本。检讨此次失败原因是：“准备不周，缺械缺饷。”而一些同志白白牺牲了，很可痛惜。值得一提的是黄克强的参谋长黄凯元，他的资格比朱爵森还老，是一个老革命党人。讨袁运动酝酿时，他活动江苏军队，把百万家产都拿出来充为军费，讨袁失败后，钱收不回来，还被军队责骂，一气之下到普陀山上削发为僧，闭关面壁，后来就死在闭关的禅房里。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通缉起事党人，我亦在其中。我于12月逃亡日本，看到在日本避难的人太多了，这时想读书没有钱，想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家都是通缉犯，带钱的就藏起来不见人，有的穷得很，生活艰苦。我没带什么钱，以后生活怎么解决？当时确很烦恼，幸而到民国3年年初，有一位江苏朋友陈陶遗介绍我到南洋群岛去工作，他有一表弟原在爪哇的泗水教书，现在要到日本来，把他的教员职务让我去接，我就在民国3年年初到泗水做教员。
我到泗水后发现在南洋的革命同志很多（陈炯明、傅鑫、朱遐九、吴雨霖），当然又免不了要联合起来鼓吹革命了。这年年底我又有机会离开南洋回国加入滇军，很感愉快的是一年之后，我因此才能亲自参与云南起义，TF了洪宪帝制。
何成濬讨袁失败后，总理与黄克强先生暨同志中之锋芒较露者，都流亡日本东京，余亦与焉。国内议会解散，自治取消，民气消沉，暴X政日甚。革命党人虽远适异域，不能忘怀家国，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固未因失败而稍馁也。黄先生由日赴美，争取国际友人，联络侨胞志士，而以与留沪同志共患难，伺机活动之责任属于余，大义所在，虽力不能胜，亦遵嘱回沪，勉为其难。未几陈英士先生亦回沪，彼此过从甚密，一切互相商讨，历时两载，备尝艰险。多数同志卷伏于危楼一角中，有求日食馒头一枚、开水一杯而不可得者，有被恶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终者，在此恐怖恶劣环境下，与北洋军阀恶势力作殊死斗，英士先生屡率党众攻打上海制造局，前仆后继，牺牲惨重，终以策动变乱过急，误受鸿运公司之诱惑，致为军阀恶探所暗算，惨遭杀害，革命未成，賷志以没，至今思之，有余痛焉。袁世凯多行不义，终至众叛亲离，忧愤以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函邀黄先生入京，黄嘱余先往察看情形，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迅即离京。未几，大借款案发生，国会再被解散，政象日趋败坏。黄先生蒿目时艰，忧心如焚，致患脑溢血逝于沪上。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仅余一人之私恸已也。
马超俊二次革命后，郑汝成在上海通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遭受牵累，谢绝往还。我跟二三位同志，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钱，也无法离开上海，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充日人，偷坐黄埔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桥小客栈，或往苏州惟盈饭店小住。如此流浪，有数月之久，后得友人林佐治介绍，入英商捷足洋行，任广东经纪代理人，借此作掩护，于民国2年冬回到广州。
到广州后，集资开办惠民织造公司于太平沙大巷口，吸收忠贞优秀同志，从事秘密活动。当时龙济光督粤，侦探局长曹鼎钟以残害本党同志著称，我派同志卫一新、邓耀权、赵卓庆渗入该局充当眼线，以保全革命同志。民国3年6月，我派凌定邦刺杀龙济光的统领马存发（云南人，所谓四大天王之一）于天字码头南园酒家门前。定邦行刺后，安然逃脱，龙氏大震，派人至惠民公司搜查，逮捕李祥、邓耀权，严刑拷问，并派军警于深夜至西关我住所的亲戚家搜捕，我先逃往逢源，拂晓步行至佛山，转乘广三路车至河口，再搭英商德庆轮往梧州，从梧州折返香港。民国四年初，由香港赴日本。
周雍能我回到鄱阳后，邓文辉等也到鄱阳，还有一个卫兵营营长欧阳盾，和第二营营长何犹兴都来了，我看何犹兴并没有病，与袁军决战那天说不定是装病。邓文辉将溃兵集合，共约150人左右，并宣布他的新计划，他说：“我和驻在赣南的第四旅旅长蔡森是好朋友，我们去赣州。”赣州是邻近广东的重镇，我们虽然失败了，料想广东总会在讨袁军掌握中。蔡森是九江人，马队排长，南昌起义时最先率众入城，升到团长、旅长，现在又做了赣州镇守使，他既是革命同志，去找他应该是对的，大家便同意邓文辉的意见。邓文辉带了我们先到他的家乡临江府（今清江县），这地方很多革命党人，像蔡锐灵、熊罢士都是临江府属樟树镇人，在这里筹了一些钱再向赣州进发。路上看到很多散兵游勇，有的把枪都丢了，有的还带着枪，我们沿途挑了两百个有枪的，合起来编成一营，由我做营长。我们过了吉安快到赣州边界，发现赣州已沿边界布防了，不让散兵游勇随便过境。这时邓文辉便耍花枪了，他说要先到南康去等我的消息，队伍由我带到赣州。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猜疑，认为有把握，蔡森底下有两个营长是鄱阳人，鄱阳人对我家都是很尊重的，我去了他们一定会好好照应我的，便答应下来。邓文辉写了一封信给蔡森，然后和欧阳盾、吴楚凡挑了几个年轻的做卫士，佩着驳壳枪走了。
赣州在赣江上流，是章、赣二水合流处。我带着三百多人进入赣州境，边境警戒布防的对我们没加阻止（只是不许散兵游勇入境），我们直达赣州城下，没遇到一兵一卒。部队在城下扎营，我自己进城，找一间旅馆住下来，晚上去找一个卫队营营长（姓金），他很感到意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带了人来的。”我请他转告蔡森说我求见。第一天见不到，邓文辉在等回信而蔡森不见，急得很。第二天蔡森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