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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16年，当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大学是用来追求高深学问的所在，而非为了做官”，并提出兼容并包的原则时，北大被注入一个全新的灵魂。在接下来几年中，这种灵魂使北大成为整个新风的开创者，使北大在动荡之中，却始终是常为新的，常与黑暗的势力作斗争，甚至还可以骄傲地宣称脱离当时腐败的政府……而当清华校长梅贻琦上任时，清华还是一所二流大学，正是梅校长所提出的理论—。培养健全人才，而非专门人才；2。教授治校；3。学术自由——使清华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清华一时成为新学风的中心。而北大、清华在这段时间内的学术成果与人才培养更是惊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成为社会光明的象征。在回忆当时北大、清华的文章中，学生更是普遍把大学视作他们生命的重生，因为这里的思想让他们激动，这里成为他们永恒的精神故乡。
学者杨东平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与30年代的清华最接近现代的大学模式。因为他们灌输的是理想与精神气质，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非一种职业技能。因此，大学应独立于政治，更不能屈服于社会，因为这两者，都会毫不留情地剥掉学院理想主义，把大学变为培养工具人才的场所。很可惜，我们的大学都未能幸免于难。由于缺乏独立的精神，中国大学在这几十年间的学术成就与人才培养都显现出惊人的可怜。北大南墙的推倒，清华开办驾驶学校，这两所曾经最具特色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传输给它的学生以伟大的传统，或者开创精神，因为喧嚣的校园已经不再孕育这种理想主义气质了。
四
1915年2月20日，留学美国的胡适因为看到美国著名大学对社会的影响，而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人Ｗ－Γ－Ｓ－Ｈ－Ｕ）第二天，他在日记里继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乃可耻尔……”
谁能说胡适的感慨已经过时，而在这个人类的精神愈见混乱迷惘的时代，大学更是应该成为社会精神资源的中心。但是，大学绝不是一间工厂，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简单的计划或者什么指标使中国大学取得真正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常识：大学是什么？我们如何遵照它的客观需要？或许首先，我们必须帮助它重新获得独立的精神风貌，使理想重新成为大学的核心，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所，激发年轻人动感的灵魂。
培养我们的俱乐部精神
一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哈佛的讲演中曾说，哈佛让人骄傲的是她给她的学生灌输了一种俱乐部精神……在真实的哈佛中，俱乐部是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把自己划分到不同的组织中，按照一位美国作家的说法是：“这里有运动员的哈佛；有眼睛盯着研究生院的学者的哈佛；有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后来在华尔街销售债券的人的哈佛；有来自豪门大户、条件优越的年轻人的哈佛……还有反叛者的哈佛。”在这些不同的俱乐部中，尽管仍旧会有很多的胡闹行为，但同志间的相互促进，无疑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迅速摆脱幼稚的言行，更重要的是哈佛通过这种努力，让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具有某种高尚的理想，并让这种理想伴随他一生。
詹姆斯的骄傲是有道理的，这位哈佛的精神导师之一从来都是期望哈佛的学生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成熟地思考，并且热烈地探讨问题。大学是一个培养“绅士”的地方，成熟的心智与激情的思考相结合是理想的大学。这也是一所大学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之一，对这个世界有着热切地渴望精神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毫无成见地对明天的社会进行构想，并激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实际困难的困扰，不用被世俗的意见所左右，大学是一块丰饶的实验田，学生在这里培育明天的希望。
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C。W。埃利奥特认为，应该把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视作成熟的人。因此，他极度推崇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使每个人按自己的所好去思索和行动”。为了这种目标，这位校长知道应该给他的学生创造最大的时间上与空间上的自由。因此他创立了划时代的“选课制”，所有的课程都是平等的、开放的，而学分又规定得非常之少，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同时，他让各年级学生都混住在校园内，以便自由交流。对于优秀的哈佛学生来讲，这种制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空气调节阀”，鼓励智慧以最佳的状态释放。
为此，大学本身也要习惯被那些学生攻击。1902级的学生约翰·里德曾写道：“人们在谈论世界，谈论大胆新奇的设想，谈论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被1906级学生李普曼誉为“有点像活着的上帝”的埃利奥特眼中，哈佛的教育目的是探索实验和自由思想。而威廉·詹姆斯干脆说：“这些不服管的学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于是，我们看到哈佛这样的大学内，学生社团是以一种怎样成熟而卓越的形态而存在。辩论社是哈佛最受推崇的社团之一，因为哈佛深信一个适合辩论的人说明他的头脑敏捷；而哈佛《深红》日报，几乎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学生刊物，世界各大报欲想了解高等教育的动态，往往喜欢引用《深红》。该杂志一年年在哈佛传承下去，如果你想进入核心编辑层次，除了天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打入这个集体。而对于报纸，参与者无一不全身心投入，因为《深红》的编辑离校后往往直奔《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新闻机构。一位《华尔街日报》前任总编辑回忆道，他在哈佛《深红》的经历是，第一年是三点一线，睡觉、上课、《深红》，以后的两年就是睡觉、《深红》。
哈佛的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曾经这样评论它：“《深红》是本科生出版的一份日报，它的影响相当大，国内外报刊常把它用作了解学校的主要新闻来源……它吸引了一批出色的学生，办报成了他们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他们花在办报上的时间比用在课堂或其他娱乐方面的还要多……在我当院长的11年内，它的专栏文章难得说我几句好话，他们几乎反对我的一切行动……”
在《李普曼传》中，作家罗纳德·斯蒂尔描述了李普曼在这所学校的俱乐部中的成长。1906年，这位后来空前卓越的专栏作家进入了哈佛大学，他和一些朋友做诗写剧本，办政治刊物，并且常常辩论到深夜。他们围坐在壁炉旁，诵诗饮酒，议论教授，探讨生活的意义。李普曼曾经给女朋友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一个狂热的时刻，每天我们探讨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艺术理论、叔本华等等直至清晨……”
尽管在当时社会主义被视作社会异端，但在1908年，李普曼与他的同学组建了“社会主义俱乐部”，煞有介事地宣称要“考虑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除了讨论，他们向校方提出挑战，要求学校停止剥削校工，他们甚至还越出校方，为市政府拟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这些青年显然被自己的热忱与抱负所激动，李普曼在校刊上撰文说：“如果有人在凌晨一时鸟瞰坎布里奇，发现五六群情绪激动的哈佛学生在街头巷尾大喊大叫的话，那么就应该告诉他，那天晚上社会主义俱乐部开会了。”
中国人似乎总是误解，以为哈佛闻名的是他的工商管理学院，哈佛的精神是体现在产生了多少位富豪多少位美国总统上。其实，真正的哈佛精神是体现在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俱乐部精神中，体现在年轻的李普曼们所进行的勇敢的尝试上，是那些叛逆却并不幼稚的学生身上。也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了哈佛的领先地位，或许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这些成功人士。美国的另一所名校伯克利也同样因为鼓励学生的思考行动精神而著名。在整个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全世界学生的圣地，尽管盛大的学生运动带来的危害性值得商榷。但是，无疑伯克利的无数学生组织是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目的而掀起这场行动的。李远哲教授在台湾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谈到伯克利。在80年代中的一次伯克利大学开学典礼上，代表教授讲话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谈到伯克利大学的校园精神时，一再地推崇伯克利大学学生敢于提出与当代不同意见的话。李远哲为此感慨，一个教授赞誉学生勇于站在社会前端，这在中国是不可见的。
二
1917年的沙滩红楼，几位北大学生极其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讨论时局。在他们的教授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感召下，这几个青年决定利用所学做一点事情，也参与到这场启蒙运动中。其中傅斯年提到，何不办一本杂志？他觉得“学生应该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有趣味的，有意与自动生活的……”随后，他们找到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并得到肯定：“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接着校方拨款两千元用于《新潮》杂志的创办，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巨款，而李大钊则专门从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的编辑部。《新潮》杂志果然不负众望，它实行三条原则——创新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辞，个性相当鲜明。而由于主办者学生比教授更加年轻气盛，在一般民众看来，《新潮》似乎比《新青年》更加猛烈，引起青年更多的共鸣。而《新潮》第一期就重印三次，销量达到12000册，之后也经常在15000册左右。后来，陈小峰甚至靠卖过期的《新潮》杂志创办了影响一时的北新书店。胡适在多年之后甚至认为，《新潮》对于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无出其右。《新潮》杂志的成员几乎都成了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人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何思源、俞平伯、叶圣陶、冯友兰、朱自清……
除了新潮社外，此时的北大还有“演讲团”、“剧社”、“新闻学会”等学生团体，他们在整个五四启蒙的过程中，将学生式的热情与学院的思考带向民间。胡适在五四运动过后，也希望学生社团可以更加完善，他提出了“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服务社会的生活”，希望学生以更好的组织性凝聚在一起，探讨学问，并尽可能地教育民众。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的光辉，除去那些动人的“兼容并包”的传说外，这些有热情有理性的学生社团也是重要表现之一。只有在真正的试图健全地培养学生的大学之中，学生团体才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长。但是，很可惜，中国动荡的时局，无法让大学保持延续性，而学生社团即使曾经如此辉煌，也终究是昙花一现。我们所羡慕的哈佛俱乐部精神，正是在哈佛大学三百年不间断的历史，始终维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两点保持了大学精神的延续性，也保证了教育理想的延续。
三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这个注重知识创造效益的时代，重又回到大众的焦点。211工程更是雄心勃勃地把北大、清华推入世界一流名校的行列。即使，我们不比较有关学术论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科研成就、基础建设、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样的硬性指标，仅仅把目光投向学生生活，就会发现其中的差距是多么遥远。
北大、清华在这一年的7月举办了划艇赛，这是牛津与剑桥的传统比赛项目。这个富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比赛，暗示了中国大学急于进入世界行列的心态。或许，再一年，这两校会举办橄榄球比赛，这样就可以离哈佛与耶鲁更亲近些。如果这项比赛能够进行下去，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事，因为体育生活本应是大学中重要的组成。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与世界名校在校园生活上的真正差异，是我们缺少让学生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不能给他们的思想以探讨和实践的机会。只有思想，才是一所大学的社团中最宝贵的东西，尽管他可能无法吸引很多的人，但是它必须在那里存在着。
北大山鹰社的登山水平在世界大学的范围内无疑都是傲人的，清华音乐团体的成绩同样令人瞩目，这两所学校甚至还慷慨地请进了国家级运动员。但是，这种活动的喧嚣无法掩饰大学的苍白，缺乏思想的学生活动，让大学校园缺乏灵魂。
由于没有灵魂的指引，中国的大学社团呈现出极度幼稚化的倾向。在中国各个大学中，最出名的团体是“爱心社”，这个社团的队伍极其庞大，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在冬天里扫雪，在黑板上贴上一张宣传画“请帮老师擦黑板”，或在楼道里摆上一瓶公用的墨水瓶……诸如此类的小儿科行为却成为学校表彰的对象。我并非反对他们的存在，只是怀疑这样的行为，如何成为大学的主流，大学不是幼儿园。而其他的学生组织更是缺乏组织性，他们并非聚集同志，为了某种目标而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校园的社团的组织者，甚至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按照一位同学的说法“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好找工作，好入党”。在每年毕业生的自我推荐表上，的确有相当人堂而皇之地写上某社团负责人，尽管他可能什么也没做。
而被视作官方组织的学生会成了校园内最大的摆设。根据西方大学的演进历史，学生会的存在是为了在教师与校方之间，争取学生的权益，它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但是，显然中国大学的学生会普遍是学校的附庸，他们无条件地传达校方的意见。在某大学进行的一次学生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学生对学生会感到陌生。在某著名大学内，尽管每届的学生会竞选，都在校园内大张旗鼓，也尽管传说每位候选人的拉票费用过万。但是，显然，喧闹与学生无关。不管哪一位上台，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搪塞学生的需求，千方百计为校方辩解。而在某些严肃的学生眼中“碰上好学生会成员，不过是放一放电影，培养大家放松心情的享乐主义机构”。至于学生刊物，在大学内是普遍缺席的。学生会的刊物几乎无法卒读，大多数是政策上的解释，除了枯燥不算，更经常大言不惭地颠倒黑白。而至于一些学生自己的刊物，则往往只能局限在风花雪月的地步，再好一点的，顶多是学术上的同行交流。至于能够震动学生心灵，具有思想上洗涤感的东西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的大学是无法容忍一份《深红》存在的，即使昙花一现的一些东西，也会因为缺乏严格的组织习惯，而无法继续。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纪念百年校庆的文章中甚至说，现在的北大把一些敢于独立思考的学生视作不安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表达思想的刊物的生存当然很成问题。
龙应台称台湾的大学生是幼稚园级别的，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而我们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呢？同样经过了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中学年代，而大学又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考与实际的行动。青年李普曼等在当年哈佛的举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