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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群 纪念吴晗同志（3）
吴晗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自然，也热爱他的专业。他生前虽然主要担任了一些领导工作，但对于历史科学贡献也是巨大的。1965年他改写的《朱元璋传》第四版，标志着他学习马列主义深入的里程。江青曾扣着这部书，无端诬蔑吴晗同志“要稿费、要名”，这不值一驳。当抗战之中，重庆的国立编译馆要出版他的书，书中农民革命军多称为“红军”，对地主反动武装则称为“民军”，编辑要吴晗同志改掉“红军”换成“民军”。吴晗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清贫教授，说“我宁可不出书，这个字不能改”。二十多年后在新中国的吴晗，已成为先锋战士的吴晗，竟被江青诬蔑为要稿费、要名，简直胡说。《朱元璋传》是吴晗同志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研究，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一部科学著作，但现在似乎可以说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特别是历史剧《海瑞罢官》。
《论海瑞》这篇学术论文，借历史上海瑞的刚直不阿、敢于说话的斗争事实提倡毛主席所要提倡的东西，完全是正确的。就在《论海瑞》一文发表后，他进一步“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一剧，剧中的海瑞更形象地突出了海瑞精神。如果说，《论海瑞》是篇学术论文，那《海瑞罢官》即是以学术研究作为基础写成的政治倾向性、针对性很鲜明的文学作品。这个剧本不无不足之处，如人民的蒙冤愤慨之情，艺术表现展开不够。但是，剧本以基本矛盾的展开作为背景，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清浊两派的斗争，结局是以海瑞为代表的刚直不阿的清官，纵然下场是“罢官”，也要把害人虫除掉，显示了正义的力量。这出戏应该说比那些至今受人欢迎的“包公戏”好得多。“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把《海瑞罢官》以至《朱元璋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吴晗同志打成“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从而打倒一切，打倒大批的“海瑞”，造成很多的冤案。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海瑞当时所处的明朝末代，当代海瑞是与人民连成一体的。新中国尽管出现了一小撮封建法西斯余孽，可以兴妖作怪于一时，但天下总归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天下。历史作出了结论，吴晗同志及大批革命老同志的冤案不是已经一一得到了昭雪吗！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应该不怕冤。为社会主义而献身，死了也是光荣的。
围绕以《海瑞罢官》为序幕而展开的巨大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把吴晗同志的形象烘托得高高的大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剧，有重大的贡献。全国许许多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许不会读完那部《朱元璋传》，但却赞赏着在电视机前观看着《海瑞罢官》的重新演出，心里叫好。如果海瑞将来会活在人民心中，那是因为吴晗同志活在人民心中。
（原载《吴晗和〈海瑞罢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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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 李文宜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1）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而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已有15年之久。他是受“四人帮”和那个自命为理论权威的“顾问”残酷*致死的，并且株连了成千上万无辜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大冤案。吴晗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必须昭雪，这是多年来人们心头的愿望，而这一愿望只有在“四人帮”被打倒，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才得以实现。
吴晗同志是1943年加入中国*同盟的。
1943年春，党中央南方局指派几位党员同志先后来到昆明，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做好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吴晗同志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他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每两周秘密召开一次的*。*有时在唐家花园唐公墓旁的林荫下，有时又转移到滇池的船上，每次都有一个议论的中心，发言踊跃，争论激烈，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亲切、舒畅和受益。闻一多先生的《兽？人？鬼》，吴晗同志的《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和《说士》，都是他们在座谈会上所作发言的一部分内容。同时，大家利用*的机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际形势，传阅毛主席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使思想认识得到不断提高。在这一基础上，吴晗同志于1943年秋经周新民、潘光旦同志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政团同盟。
从这以后，吴晗同志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他坚定地从象牙塔的书斋里走了出来，投入了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和以后的反蒋爱国运动。他曾经常对人说促进他转变和进步的，主要靠两个老师，一个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他，使他懂得很多道理，分清了是非，认清了形势，增强了革命斗争的信念；另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从反面教育他。所以，吴晗同志在以后的昆明*运动中，获有“炮手”的光荣称号。
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吴晗同志和民盟的同志一道，积极推动云南省民盟工作的开展，把一些在文化教育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吸收到民盟中来。他先后介绍了闻一多、闻家驷、夏康农等同志加入民盟。1944年12月9日，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周刊》创刊，吴晗、闻一多都参加了编委工作，吴晗同志被推举为主编。《*周刊》是当时在昆明进步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影响的刊物之一，对于争取抗日*，反对卖国*起了积极作用，其中是含有吴晗同志的心血的。
1945年年初，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昆明成立*青年同盟，以便更好地把青年组织起来，投入新*主义革命运动。为了转移反动派的视线，“民青”的工作最初由民盟出面联系。吴晗同志在民盟内部分工负责青年工作，他直接参加了“民青”的筹备成立以及以后的许多工作。他和闻一多一起，成了昆明进步青年的中心。党为了扩大宣传工作，急需自己有一个印刷厂。吴晗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积极想办法，多方设法联系，终于帮助“民青”建立了秘密印刷厂，翻印出版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主义论》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各种宣传材料，在黑暗的大后方传播革命火种。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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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吴晗同志的思想作风和文风也发生了变化。吴晗同志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任教时，受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较深。他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他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是在胡适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在清华念书时，他房里挂的是胡适送给他的对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清华毕业时，胡适曾著文要青年学习吴晗“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精神。可是，这个时候的吴晗和过去判若两人，时代的激流把他冲到斗争的前线，他已很少写学术文章，而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了当时昆明的青年学生运动。他那锋利的笔，写下了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和评论，公开揭露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教育了人民，也锻炼了自己。记得日本刚投降，许多人为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奔走相告，激动万分，吴晗也是其中之一。很快，他觉察出这“逼人而来的胜利，送上门来的胜利，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所有一切对国民党政府有利的事都做了，只有一件事没有做——对人民有利的事”。他呼吁：“第一，惩办汉奸。第二，立即颁布大赦令，赦免一切*，包括战争以前和战争中一切因政治原因被捕的民族子弟。”
事实正是这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策动的内战阴云正在笼罩全国。1945年12月1日，面对昆明学生规模宏大的反内战争*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反动派用手榴弹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吴晗和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一起，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他们积极组织教授罢课，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吴晗同志用笔作投枪，写下了《人身自由何在？》、《士兵们放下枪杆来！》、《抗议非法的干涉武装*自由》、《〈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序》和《“一二？一”惨案与纪纲》等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吴晗同志不但写，而且讲，他十分善于演讲。他演讲时听众总是满场，连窗户、树杈上都攀坐了人。1946年3月17日，昆明*举行“一二？一”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惨杀的四烈士葬礼，浩浩荡荡的群众送葬队伍从上午11时开始*，吴晗、闻一多等走在*队伍的前列。*队伍回到联大墓地已近黄昏。公葬仪式开始。闻一多讲话后，吴晗接着讲话。他说：“两千年来，有些地方叫做圣地，如今，‘一二？一’四烈士埋在此地，此地成了光荣的地方——成了圣地！”他的声音如气贯长虹，响彻联大校园。
1946年5月，吴晗同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昆明，经重庆、上海回到北平。在重庆候机的一个多月，他住在民盟总部，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参加反内战、争*的*，也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大学，以他犀利的语言为反对*，为和平*大声疾呼。
1946年8月，吴晗同志和他的爱人袁震同志经重庆、上海，回到了久别的北平，又住进清华园。
抗战胜利刚刚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内战的烽火燃起来，吴晗同志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他到北平不久，就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和民盟华北总支部、民盟北平市筹委会接上了关系。他和张光年同志一起负责《*周刊》（北平版）的编辑发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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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在这一段时期里，吴晗同志和教授、同学、青年以及各界人士一起积极参加抗议美军*北大女生的抗暴示威*，“五？二○”的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反*的运动等一系列反蒋反美的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破坏和谈，*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北平的军调部也停止了工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吴晗同志坚决反对，将民盟的活动转入地下，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民盟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里，吴晗同志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写成十五六万字的《朱元璋传》，他不知疲倦地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和创作。
1948年，国民党军队的反人民内战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击，美国认为这个“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一时北平出现了“自由主义运动”和“新第三方面”。在民盟内部有些上层知识分子已被视为“*个人主义”拥护者，成了争取的对象，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东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司徒雷登的“鼓励”。
此时的民盟总部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民盟内部存在的中间路线思想，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公开声明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主张。吴晗同志虽然没有参加三中全会，但他坚决拥护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各项主张，积极地与民盟内部的中间路线思想、*个人主义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1948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后，清华园也遭到了检查。吴晗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平山县解放区，即*中央所在地。不久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使他终生难忘。吴晗同志自己写了一段生动的回忆说：
“不是毛主席教育我，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糊涂的，不清楚的，自以为是的，‘超阶级’的。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除掉指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之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上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此吴晗同志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吴晗同志以军管会代表身份回到了清华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接管清华大学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吴晗同志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之一是负责中国*同盟北京市委会的工作。他先后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在1958年举行的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在民盟工作中，吴晗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团结高等学校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努力服务。
民盟作为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爱国*党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是经过斗争而总结出的经验。在吴晗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市的民盟工作中，无论在土地改革、镇反、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工作中，或在以后进行的形势教育，推动成员积极服务，加强思想改造的工作中，都是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他通过民盟的工作，有效地调动了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色地完成任务，使大家受到锻炼，受到教育，得到进步。他对于盟内的某些取消和怀疑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对于民盟今天能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有贡献的。 。 想看书来
胡愈之 李文宜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4）
吴晗同志在工作中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和贯彻是全面的。他本人是知识分子，也了解知识分子，能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他经常上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家中串门，也经常请知识分子到自己家中做客，大家在一起，从学术到政治，从业务到思想，无话不谈。他是知识分子的“诤友”、“贴心人”。
吴晗同志善于处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反对空头政治，千方百计地鼓励、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做好业务工作。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他欢欣鼓舞，精神振奋，一再鼓励大家搞创作，写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作出贡献。同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按规定时间学习和写作，没有大块时间，就抓时间、挤时间，见缝插针。每当回到家里，他总是坐在书房里读和写，即便再忙，每月也要去一次图书馆。他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