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且黄穑⒓捶⒈砹瞬党庹派旮拇砦笮卸纳鳎⑶液耪倜衩送净姑衩说幕疃绦磺荒拥赝竦撤炊杉岢侄氛被挂竺衩俗懿靠派旮拿思�1948年以沈钧儒、章伯钧为首的民盟部分中央委员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积极恢复了民盟的活动。吴晗老师和北平市的民盟同志热烈拥护。
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时，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起草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宣言，在得到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的48位教授签名后，发表在《观察》杂志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上。在这个宣言上各位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的签名，大都是吴晗教授等登门拜访取得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10）
从清华园到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吴晗老师住在今天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这个古老的院子是当时*青年和进步教授经常出入的场所，多次*运动的宣言和通电就是在这里起草的。那里还隐藏过军调处执行部结束我方办事处撤退时，徐冰送给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一台美国军用收音机，那时就是用它来收抄解放区电台的电讯，并且很快刻印出来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鼓舞人民反蒋斗争的意志。这台收音机后来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那时的北平，随着反人民的内战的展开，通货膨胀的加剧和物价的加速上涨，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也越来越低，一般教职工被迫在饥饿线上挣扎，大学教授也有不少过着贫困的生活。吴晗老师就曾到东单一带旧货地摊上买旧衣裤穿。1946年秋，他还特地向我们介绍过买旧裤子的经验，他说：“一定要将裤裆对着亮光照一照，看它磨损的程度，否则就会上当！”
北平解放前几个月，吴晗老师就准备响应党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到解放区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8月以来的紧张的政治空气，特别是8月19日公布的黑名单和大逮捕，使他下决心离开清华园去解放区。吴晗老师在8月12日朱自清教授逝世以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抄录了谭嗣同的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欲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要献身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强决心。8月15日清晨，我去看望他，在清华旧西院西北边的树林中和他谈话，我们都坚信黑夜不会很久，黎明即将来临，要不了多久北平就会解放，他就会回来的。在树林边，我给他拍了一张半身照片留念，这就是《吴晗画传》封面上的那张照片。不久后，吴晗老师于9月6日乘飞机到达上海，本来准备次日就乘飞机到香港去和在香港的同志们一起进入解放区的，不料看到当天的报纸上登载的消息说去香港的飞机票一律要凭照片买，上了黑名单的他只好不走香港了。在上海，吴晗老师不好露面，隐姓埋名地在余庆路182号《中国建设》发行人王艮仲的宅中蛰居了一个多月，他抓紧时间阅读明史资料，为进一步修改《朱元璋传》做准备；其间，曾去淮海路（现名）虹桥疗养院里探望被幽禁的*同盟中央的两位负责同志；又曾由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黄裳等同志陪同去苏州玩了两天。回上海后不久，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来信说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他就坐飞机回到北平，当天就转车到天津，过了两天党派来的交通员来了，他和袁震夫人化了装，由交通员陪同顺利地进入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地区。11月，吴晗老师来到党中央所在地的平山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
在*革命时代，吴晗不仅是一个有造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坚强的*战士。
北平解放以后
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解放了，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吴晗老师身穿佩有北平军管会标志的灰军装和灰棉大衣，随同钱俊瑞同志到北京大学*广场参加对北大的接管仪式；不久又参加了接管清华大学的工作，回到清华旧西院居住了一段时期。1949年10日初，他和陈毅、张奚若、李秀真、张茜等同志在清华大学操场参加了清华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陈毅、张奚若、李秀真等政协代表讲了话（陈毅同志早在1926年3月1日就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到清华大学讲演过，宣传过共产主义）。他和张奚若、叶企荪、周培源、潘光旦教授陪同陈毅、张茜等同志参观了清华校园和图书馆，在图书馆大门口由张茜同志给他们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11）
1949年5月15日，中国*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在沙滩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举行。在这次盟员大会上，我们正式投票选举吴晗老师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主任委员。等待开票时，我和他在解放后第一次个别谈话，并把去年在清华园拍的那张照片交给他，他很高兴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以挂着“中国*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大字横幅和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三位民盟烈士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为背景，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全国解放后，吴晗老师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多种职务。从1949年11月起，他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分工主管文教工作和民政工作。他对提高首都中小学教育质量、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保护和整理首都文物古迹、建议发掘定陵和建立定陵博物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认真负责，许多工作往往亲自动手，例如颐和园内几个殿堂的解说词就是他执笔写的。就是在建设首都街头公共厕所这样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广大市民生活的关怀。记得50年代末，吴晗副市长在西郊中关村公共汽车站附近发现没有公共厕所，而邻近的农家的厕所却又一个个都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他就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而在全市各街道和较大的公共汽车站附近都增建起公共厕所。这件事在他的生平事业中可说是排不上号的一件小事，却使首都人民至今身受其惠。
吴晗老师早在1943年参加中国*政团同盟以后，就有在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终于在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位资产阶级学者、革命*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当时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在北京市委大楼里开会时曾经见到他。
1956年，吴晗老师克服了身体上的困难，积极参加了赴西藏的慰问团，在拉萨，因有高山反应，曾靠吸氧气过日子。回京后却兴奋地向我们谈论西藏的丰富宝藏，极端残酷腐朽的农奴制，以及*改革后的新貌。不曾想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就只曾在街头墙报上看到他“坐喷气式”的照片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晗老师除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外，身兼的职务很多，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等。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从不放弃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史学界的学术活动。他写过不少论文和杂文，还不断修改《朱元璋传》，书中对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皇帝的*统治，宦官的擅权，东西厂特务的横行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加以抨击。他对朱元璋的功绩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对其晚年大杀功臣也作了如实的记述和批评。他写道：在朱元璋的衰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杀得无人敢出一口气了”。他由于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提高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在解放前挺身而出愤怒声讨蒋介石政府的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在解放后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深得广大群众喜爱的著作，这绝不是偶然的。
烈士丹心
吴晗老师是不甘心于庸碌无为地平平安安“死在床上”的。他在读史之余，早在1933年就表示要壮烈牺牲的愿望。那年2月20日，他在读完《碧血录》一书后的底页上写道：“读完此节，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1948年夏又抄录谭嗣同烈士的《狱中题壁》诗，寄赠友人，以表示准备去解放区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一片丹心。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把《海瑞罢官》这个正确的作品，诬蔑为“一株大毒草”；把一位积极反蒋并从革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竟诬陷为“*老手”；一个历史清白从未被捕过的历史教授，竟然被蛮横地定为“叛徒”；解放战争中的坚强*战士的一些历史功绩，竟被诬蔑为“特务活动”。真是敌我颠倒，是非混淆，令人发指！吴晗老师没有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无声手枪之下，却死于用“最最革命”的词句装扮起来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酷刑审讯和逼供之下。在他大口吐血的时候，周总理曾经指示抢救，可是“四人帮”及其“顾问”却以加紧*来对抗周总理对他的关怀。这不仅是老师一人一家的浩劫，而且也是从反面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其深刻的教训。
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位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优秀的革命品质的历史学者和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81年10月改写于北京大学
（原载《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马识途 我对吴晗的印象和纪念
我和吴晗教授往来不多，相交不深，一共不过接触五六次，只能说有点印象；但是就这么很少的几次接触，却给我深刻的印象。
吴晗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之后的某一天，在吴晗教授来给我们讲中国通史的课堂上，谈到我们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陈寅恪等坐不上飞机回来，而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飞机送洋狗回重庆的事时，他疾言厉色地说，南宋有个喜欢玩蟋蟀的宰相贾似道，人称“蟋蟀宰相”，现在有用飞机运狗的行政院长，可称“飞狗院长”。他的讲话给正在酝酿抗议的同学们火上加油，结果上街*示威，号称“讨孔运动”。吴晗大义凛然，令我敬佩。
吴晗在以后给我留下印象时，他已经是和闻一多等进步教授参加*同盟和地下共产党多有联系了。那时我在党的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和民盟教授特别是闻一多老师常有往来，和吴晗有两次重要接触。一次是联大一批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名叫*青年同盟。这个“民青”在联大以至昆明的*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其中，许多同学和民盟教授多有往来。民盟右翼竟然想把民青变成民盟的青年组织。我得知这个情况，马上去找闻一多。闻一多的侄儿女都是共产党员，我对一多师说他的侄儿侄女都是我的好友，因而他猜知我的政治面目，加之他又是我的老师，和我关系较熟，往来较多。我对一多师说明情况后，他带我去找住在斜对门的吴晗师。我对他说明这个青年组织的章程就写明接受先进政党的领导，以《新*主义论》作为自己的纲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答应在盟内解释。同时他当然也猜到我的身份，就对我说以后多联系多配合。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乐意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我和吴晗另外一次重要联系是我们在一次运动的宣言中，因为一个口号和民盟发生分歧，通过他得到了解决。
1946年吴晗随联大北迁后，和他再也没有联系。直到1949年春我代表党的川康特委领导去北平迎接解放军南下时，从同学口中才得知吴晗的情况。说他回北平之后，思想更进步了，在群众*运动中表现激进，以致不得不避难到附近解放区。在解放区期间，吴晗受到党的尊重，把他作为*人士的代表人物，所以北平刚解放，他就随军入城，参加接管工作，很是积极。吴晗不仅接管教育，还担任民盟北平市主委，民盟中央常委，又兼有各种重要职务，主要是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我那次到北平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央组织部，一天晚上，听说有跳舞晚会，我虽不会跳舞，也跟着大家去看热闹。我们坐在舞池边喝茶，忽然看见吴晗也在翩翩起舞，看他和周恩来、朱德等老领导谈话，很是自在。他忽然看到了我，走过来和我寒暄，十分亲切，继而各自道了别后情况。
从那以后，我们再未见面，但每年去北京开会，都能听到同学们说，吴晗是真心实意地靠拢党，勤奋工作。他特别出色的是在知识分子中带头改造思想，为众人瞩目。后来听说他和邓拓、廖沫沙在北京的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三家村”，经常发表时论杂文，批评时弊，锋芒毕露，全国闻名。还听说毛主席很欣赏发动农民战争打下江山的朱元璋，他就发挥其明史权威特长，驾轻就熟，修改出版了《朱元璋传》，很受欢迎。后来吴晗听胡乔木说毛主席在什么会上称赞明朝清官海瑞，于是闻风而动，写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在大报上发表，轰动一时。他还克服困难，自己写剧本，赶写出《海瑞罢官》，海内轰动。谁也想不到这个剧本竟然给吴晗招来杀身之祸，铸成千古奇冤。
有的人以为，吴晗是一个连胡适也颇为欣赏的学者，在西南联大那样一种学术自由的环境里，本可以在学术上有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可以说相当偶然的机会将他卷入政治大潮，和闻一多等大学者一起，成为*运动的号角，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夙愿。有人说像吴晗这样的大学者，一旦功成名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书斋，作民族文化的传人，继往圣之绝学，作今世之学者。但是吴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熏陶之下，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结果招来横祸。那意思是说吴晗不该去做官。这话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真是这样吗？难道这就可以说明吴晗蒙冤之所以为冤吗？如果在另外一种历史环境里，除开万岁爷坐龙位的封建王朝，比如今天，能有这样的奇冤大狱吗？我想，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再有了。
（作者在西南联大时名马千禾，时年已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