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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人多地少的矛盾、表里山河的地理位置，或者勤劳诚信的文化传统。应该说，这些因素对晋商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决不是晋商产生的关键因素。与山西有类似条件的地方并不少，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晋商的出现仅仅是由于山西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在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盐池边有“池神庙”，我想这应该也是中国的“商神庙”。这里是晋商和中国商业的原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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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浩瀚的盐地（2）
春秋时期，运城这一带属于晋国。晋文公重耳利用这个自然优势，以商强国。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使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裕的晋商。据《国语》中记载，绛邑（现为运城市绛县）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候之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些商人已经富到可以开着“大奔”之类名车，穿着“阿玛尼”这样的精美服装在王候之间行贿、游说了。可见，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称霸时间长达一百六十年，是五霸中最长的。晋国也是最早进入封建制的地区之一。
第一代晋商的财富也许不如以后的晋商，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据《史记》记载，晋流亡公子计然经商成功，并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称为“积著之理”的成功经商之道。助越王勾践伐吴成功后远走江湖的范蠡正是受计然的启发弃官从商致富，人称“陶朱公”。山东人猗顿向范氏请教致富之道，范氏告他养牲畜和贩盐。猗顿来到今天的临猗市，从事畜牧业和盐业，成为巨富。《史记》中有“猗顿用卤盐起”的记载。据说，猗顿还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发明了用铁锅（称为“牢盆”）煮盐水制盐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历史上曾使用了很长时间。今天，临猗市建立了猗顿的雕象，以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由政府控制盐的生产、运输、批发与零售。盐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但官营盐商效率低下，官员腐败无能，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私盐走私严重，也使财政收入流失。北宋雍熙三年（986 年）开始实行“折中制”。在这种制度下，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称为“入中”），由政府给予“盐引”（称为“折中”），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就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并未放开生产）。庆历八年（ 1048 年），太常博士范祥制定“钞盐法”，规定商人可以用钱买盐引。四贯八百钱买一份盐引，可到盐池领盐 200 斤。
这种制度变化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宋元两代都实行了这种盐引制，这就形成了最早的晋商——河东盐商。“折中制”是政府在盐业运输和销售中的“国退民进”，也是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当然，晋商真正成为一个商帮还是在明代之后。这一点我们以后在《来自北方的商机》中详细介绍。
今天的运城也是随着盐业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古代因盐池之利而修筑城堡的历史很早。春秋时晋国的食采于苦城。“苦”读“卤”，即河东盐。苦城就是盐池附近地区。战国时，这里称为盐氏，以封地于此的盐氏为城名。汉代设管理盐业的司盐都尉于潞村，所以，这里又名司盐城。唐大历年间（ 776…779 年），曾设治于潞村。不过，以上的城堡规模都不大，以后都荒废了。
元末在潞村筑城，是先建运司而后筑城。元太宗八年（ 1236年），盐运使姚行简绘图献议后立运司潞村。以后，这个在元初时被称为“弹丸一乡镇”的小村就由于盐业管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了池神庙、学宫、谯楼和隶役处所。到明至正十六年（1356 年），那海德俊任盐运使时开始筑城。起初叫凤凰城，后来由于是盐运司所在地，改名为运城。
那一片浩瀚的盐地（3）
山西的南部，包括今天的运城、临汾、长治地区，地处黄河三角州，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又有丰富的煤铁资源，盛产小麦、棉花、蚕丝等农产品。这些与盐一起使这里成为古代山西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地区。清朝诗人郭书俊有诗云：“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解州安邑县运城志》中记载：“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几乎无物不有。”“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这里的人过去“穷人无所归，皆食力于农，今大半为商所夺，而农事不向”。
晋商产生于山西南部，然后向北发展，最后在中部达到鼎盛。晋商之旅的起点应该是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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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1）
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是指明清两代的晋商。明清两代的确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但这种辉煌是历史的积淀。当我们沉醉于晋商的辉煌时，不应该忘记这个漫长的积淀过程。正如我们赞叹罗马城的雄伟时，千万别忘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山西人有文字记载的经商活动从春秋时期起，到明代形成晋商时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个漫长的经商过程，远远没有以后那么显赫，经商者也没有以后那么富有，他们许多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业绩，其历史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是先行者，没有他们艰辛的创业、失败、再创业，就没有以后的晋商。只有知道这一段历史，才能知道辉煌的晋商是如何炼成的。现在，我们就来轻轻翻开那一段已经封尘的晋商前奏史。
在春秋那一段历史中，我们的重点是盐及运域这一带的晋国。但那时的贸易并不仅限于这个地区。战国时魏文候的老师段干木，原来是“晋之大驵”，即交易经纪人。当时就有经纪人出现，可见商业活动之发达。山西北部的人还重视与戎狄族进行贸易，其基地是晋阳（今太原）。1963 年，在山西阳高县发现的战国时期货币“晋阳布”证明了这种贸易的存在，阳高当时为戎狄人居住之地。
西汉初年，文景两帝奉行“黄老之道”，实行无为而治，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文景之治”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强大的国力使汉武帝决定攻打对北部边疆威胁最大的匈奴。那时，山西人经常与长城脚下的匈奴人进行贸易，聂壹就是从事这种贸易的大商人。聂壹是山西马邑（今朔州）人，接受汉武帝的指派，在经商的同时收集情报。聂壹还帮助汉军设计诱敌深入。当时汉大将军王恢统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左右山谷之中。聂壹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匈奴人乘虚进攻。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今左云县）入境，直指马邑。在距马邑还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到有异。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右玉县）的官员。这个官员为了保命，泄露了全部机密，匈奴急令撤退。尽管聂壹的计划没有成功，但经商未敢忘国成为以后晋商的传统之一。我们可以从范氏为清政府军队运粮，以及其他晋商赈灾、捐助等活动中看到这种传统的延续。
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山西商人也加入了与西域商人贸易的行列。清末在山西灵石县发掘出了十六枚古罗马铜币，从币面看为罗马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与我们汉代属同一时期。专家还推测，今天灵石县的贾胡堡村就是当年西域商人的聚集居住之地。《后汉书》中有“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记载。汉代的山西商人还把触角伸到东北地区，《后汉书》中就有太原人王烈在辽东经商的记载。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
以后史书中也有片言只语关于当时山西人经商的记载。《魏书》记载，山西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百万”。《晋书》记载，后赵建立者石勒曾在 14 岁时“随邑人行贩洛阳”。《北史》记载，北朝时期，“河东俗多贾要，罕事家桑”。
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2）
隋唐时，山西文水人武士是一个大木材商。《太平广记》中记载，他早年“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至大富”。富到什么程度呢？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得到武士财政上的有力支持，以后武官至礼部尚书，封应国公。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父亲。此外，还有山西闻喜人裴先在边境贸易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唐代时，山西从南向北的许多地方，潞州、泽州、汾州、并州、绛州、忻州、代州、朔州、云州等已出现许多一定规模的商业集镇，并向全国，甚至高丽、新罗等国幅射。五代后周时，太原高人李彦躩曾任太祖的榷易使，掌管了后周的财税大权。在当时的商业活动中，“并、治、幽、蓟之人尤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科学、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尽现当年首都汴京（今开封）的繁华与商业发达状况。山西商人在这个时代也大显身手。折中制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获得发挥盐业资源的优势，《金史》就有“解、绛民多贩盐”的记载。成功者也不少，例如，山西鲜州人娄应正是因贩盐而富，“计家财过一县之”，就是一家的钱比一个县的钱还多。
《宋史》中记载了并州阳曲人张永德经商致富，“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这位张永德还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宋太祖娶孝明皇后时，他“出■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投资”当然有回报，“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封建社会中 ，皇帝和官员控制着资源，因此，只有与权力结合才能把商业做大。以后晋商中的官商结合传统正是由张永德这时而延续下来的。
元代山西商人也相当活跃。《马可波罗游记》中指出：“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马可波罗还注意到，在晋陕豫黄河三角地区，“有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虽然至今，学者们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尚有争论。但无论这本书是自己亲身游历写成，还是听别人的所见所闻写成，对山西商业活跃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山西有独一无二的盐池，有铁与丝绸等物产，邻近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又地接塞外，自古就与少数民族杂居。这些优势使得山西在明清之前就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这些无疑是明清后晋商形成的物质基础。
但比这种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长期经商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重文轻商，重本（农业）抑末（商业），重义轻利的。但一代又一代经商成功者的榜样逐渐改变了山西人的观念，他们把“学而优则仕”改变为“学而优则商”，甘心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也是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最成功的思想基础。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一个情节是，在太原贡院前山西总督哈芬讥笑山西人贪财重商，把民风带坏了。乔致庸当着这位总督和主持考试的学政胡沅浦大义凛然地述说了士农工商皆为天下所需，商人货通天下，又为国纳税。这个情节也许是艺术创造，但的确是当时山西商人对商业的新认识。
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3）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雍正三年（1724 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民谣“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同样反映了山西人历史上逐渐形成的重商传统。
这种重商的传统把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商业中来。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于经商，这才创造出了晋商的辉煌。
长期的经商传统也使山西人挖到了作为原始资本的“第一桶金”，同时出现了一批经商高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晋商就呼之欲出了。如果把晋商比作一架飞机，那么明代之前，它是在跑道上滑行；当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这架飞机就加油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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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的铁牛（1）
尽管铁一直没成为晋商的主业，但冶铁业是晋商起飞的助推器，黄河铁牛提醒我们冶铁业在晋商中的地位。
离开运城盐地，我们可以到离这里不远的永济市观看黄河边上唐朝开元年间的黄河大铁牛。这四座雄伟的大铁牛就在永济市西 15公里处，古蒲州城遗址西门外的黄河边上。
这里是古代的蒲津渡。蒲津渡位于蒲坂（今永济市）与朝邑（今陕西省大荔县）的黄河两岸间，它是集渡、关、桥为一处的秦晋要隘，是当时晋地通向长安的必经之路。
唐开元十三年（724 年），唐玄宗下令，由兵部尚书张说主持重建蒲津浮桥。铁牛就是这座浮桥的桥锚。整个桥锚包括两岸的铁牛、铁人各四尊，铁山各一座。它们连成一体，作为浮桥的固地铁锚。两边用三十六根铁柱连接牛腹，用铁索联连，上铺木板成为连接黄河两岸秦晋大地的浮桥。今天我们看到的黄河北岸坐东向西的铁牛、铁人是在 1989 年 8 月发掘出土的。正西方 360 米处黄河对岸也有相对应的铁牛、铁人，还没有发掘出来。
在一千多年以后，当我们观看这些铁牛、铁人时，仍然为之震惊。这四座铁牛横向面河而卧，每座高 米，长 米，体阔腰圆，两眼圆睁，角昂然向上，最大者 75 吨，最小者 30 吨。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 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各有一铁人作牵引状。这四个人分别代表汉、维、蒙、藏四个民族。这些铁牛、铁人出土时仍然乌黑发亮，没有一丝锈痕。
面对铁牛，冶金专家会为我们在唐代所达到的冶金水平而骄傲，艺术家会为它的造型而惊叹，文学家会联想到当年张生正是由河南经过这座浮桥而来到离这里不远的西厢，与崔小姐产生了那一段浪漫的故事。作为晋商之旅，我们关心的当然是铁牛所代表的山西冶铁业及其与晋商兴起之间的关系。
据估算，已出土的铁牛、铁人、铁柱、铁山等的用铁量占到当时全国一年生铁产量的四分之一。铁当然是在当地冶炼的，由此可以推算出这一带当时在国内冶铁业中的地位。而且，当年并没有现在的大型炼铁炉，但铁牛等的铸造必须不间断地连续浇铸。据介绍，当年铸铁牛等的方法是在周围建起几百个甚至更多小炼铁炉（经历过 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的人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连续地冶炼、浇铸。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一带冶铁业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