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聘礼，把这女生给弄自己家去了。这追人才跟追美女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只要有人抢，草鸡变凤凰。俗话说得好，竞争出效益嘛。
当然这种用人观是有问题的，战国时候燕国的燕惠王听信谗言，把大将乐毅赶到赵国，结果在齐国吃了大败仗。后来他听说赵国要重用乐毅，就赶紧派人给乐毅道歉，想把乐毅请回燕国。乐毅就回了封信，很不客气地指出，您啊，不是突然琢磨过味道，觉得我老乐是个人才了，而是因为赵国要用我，心里不平衡罢了，要不燕国打败仗都这么多年，您怎么没想起俺这个老功臣来，偏这会儿想起来了？
乐毅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人才市场说到底是个买方市场，人家是强势，是挑选者，三条腿的骡子没有，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虽然说活人跟活人不同，可那也得皇上他老人家自个儿明白这个理儿不是？孟尝君在齐国倒霉的时候，他的门客冯谖搞的那个“狡兔三窟”，先想法让秦国给孟尝君下海外聘书，再设法让齐国国王知道这档子事儿，最终让孟尝君在齐国成功实现高管重新上岗的奇迹。其实，他不过就是参透了皇帝公关学里这个“有人抢的肉才香”这个奥妙。
不过话说回来，这海归一旦上岗，那就从客人变成仆人，从神秘的大救星变成了普通的办事员，皇帝这个天下最有权力的CEO兼大俗人，也势必不可能一直拿从前那种热情来对待您。您可千万得端正心态，摆正位置，苦干加巧干，争取尽快人才转型成功。毕竟“抢肉效应”只能有效于一时，真正决定皇上胃口的，还是您这块肉的肥瘦如何，口味怎样，等等等等。您若没能及时意识到这点，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看不清皇上心理的微妙变化，最后把好肉做糊了，可别怨皇帝公关学没提醒您。
俺这可不是吓唬您，知道韩非吗？这个韩国大才子名震天下，那秦始皇（那会儿还不叫秦始皇呢）看他看得哈喇子都流了几洗澡盆，巴不得韩非明儿个就站到自个儿面前。等韩非真来了，而且也乐意给他效力了，结果怎么着？下狱了，弄死了。虽说那是李斯这家伙从中捣鬼，但刀把子可攥在秦始皇自个儿手里啊，他若不动杀机，一百个李斯也不敢乱来啊！五代十国时淮南有个大将王景仁，跟后梁皇帝朱温打仗，十分勇敢，这朱温就跟人说，王景仁要是归了我，我一定好好重用他。后来这王景仁连着转了几次会，最终还真跑到他手下当官，结果怎么着？窝窝囊囊混了几年，没打过几场像样仗，最后稀里糊涂就给弄死了。人家抢食的热闹劲儿已经过去，您已经从两只狼狗撕咬争抢的大肥肉，变成了一盘人家放进冰箱冷藏柜、随时可以吃也可以不吃的众多剩菜之一，可心态却还是从前大肥肉的心态，想不吃亏，难！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一个当大臣的要是犯了错，皇帝追问起来，是坦白呢，还是抵赖呢？
许多人都会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坦白从宽是亘古不变的至理。话说北魏有个大臣叫高允，因为参加历史文献写作班子，被主编连累着给“双规”了，跟他一起接受审查的还有个因为经济问题“进来”的功臣，叫翟黑子。这翟黑子就问高允，一会儿皇上提审，我是坦白呢，还是抵赖？高允说当然坦白了，坦白从宽嘛。可翟黑子没听，结果皇上听他狡辩听得生气，当场把他给宰了。改天提审高允，这老高是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说了个清楚透彻。这皇上一开始也发火，可马上就换了副笑脸，不但没杀，连个处分都没给，甚至还接茬让他写他的历史文献。
您看看，这老实人有福，狡猾人有祸吧？有错认错，改了就是好同志嘛，一味狡辩抵赖，那不是对不起皇上，对不起良心吗？
可是相反的例子也有。
隋炀帝时候有个大臣叫韦福嗣，曾参加别人组织的叛乱，后来见势头不妙，就自己溜出叛乱集团，跑去洛阳自首。等叛乱被*，他捏着张“既往不咎”的书面保证，跟其他同案犯一起被押往长安。半道上有几个难友越狱，喊他一起跑，他却把那张保证书一晃：你们跑你们的，我这儿有保票呢，撑死了混个劳教，犯不着跑出去做没档案没户口没暂住证的盲流。结果怎么着？到了长安，隋炀帝把他箍到一车轮里，让首都九品以上官员拿着小刀、弓箭，把他捅成个千疮百孔的破灯笼，射成个乱蓬蓬的刺猬。
在那个社会里，混到大臣这一步，您要面对的可就不止是法律了，而更是皇上的爱憎喜怒。皇帝要是高兴，您就是犯下弥天大罪那也是大事化小；反之就算是随地吐痰马上道歉，也保不齐丢不丢脑袋。因此这坦白从宽还是从严，那就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道得明的了，简单说，得看您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
这高允其实也不够厚道，他自个儿坦白一定能从宽，他心里头有数：那件文字案主犯不是他，而是他的主编崔浩。要说这崔浩皇上其实也挺喜欢，可是一来老崔脾气倔，死不认罪，弄得皇上下不来台；二来他得罪的人也着实太多，很多人巴不得他死。老高不一样啊，首先就是个从犯，再怎样也不够死罪；再者，他平时为人厚道，同事关系处得不错；不但如此，他还是皇太子的老师，跟太子爷关系莫逆，皇上平时对他印象也不错。您想啊，黑锅已经让那崔浩给背了，他自己再服个软，递个台阶，皇上还能不就坡下驴吗？历史上记载，皇帝杀了崔浩没几天也都后悔了，当然更不会拿个百依百顺的高允开刀问斩了。可这翟黑子不同啊，他的案子怎样，皇上对他印象如何，老高是两眼一抹黑，当时就是随便给出了个从宽的主意。后来翟黑子因为不坦白丢了脑袋，可谁又能担保，他坦白就一定能保住性命？
前面说到那个有得溜不溜的韦福嗣，那几个叫他一起逃命的难友中就有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密。
要说这位李密仁兄也是京官出身，还给隋炀帝当过保镖。可他知道，隋炀帝一直对他有成见，又挑剔他长得黑，又怀疑他上班时间东张西望，有可能偷窥皇宫里的美女，硬是把他给下放了。如今跑去坦白，不是正给他个发泄的机会嘛！不跑？不跑是傻子。
这下您明白了吧？招不招，跑不跑，那得看皇上对您的印象以及您的人缘，没有一定的路数。什么？您不知道皇上对您印象怎样？那您还当啥大臣啊，这不是飞机翅膀上翻跟头—拿自个儿脑袋开玩笑嘛！
羊有时比狼更可怕
中国人不知道伍子胥的恐怕不多，这位老兄最后死得很冤，老百姓可怜他，让他做了潮神，这且不提，值得留意的是，老伍是因为心直口快好提意见，得罪了吴王夫差才送了命。可从历史上看，他并非一开始就是“炮筒子”的。
话说他在夫差爷爷吴王阖闾手下当差时候，翻遍正史野史，都没找到他跟吴王拧着干的记载，不但没有，反倒有他溜须拍马、委曲求全的记录，比如攻打楚国，他伍子胥明明是最佳人选，可阖闾嫌他是绿卡族，不放心，他就特意推荐了孙武，还煞费苦心地将这个齐国移民愣给包装成吴国土著。没错，他是在打下楚国首都时发飙过一次，可对象是楚王不是吴王，是死鬼不是活人啊。到了夫差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那个处处小心的伍子胥，陡然变成了给吴王整天提意见、掰杠子的专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说到底，是伍子胥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阖闾时代的他，是个难民出身的引进人才，地位说低不低，说稳也不稳，吴王对他将信将疑，朝廷里那么多贵族和土著大臣根基牢固，对他的威胁也不小。不仅如此，阖闾即位时已经是中年人，素来以精明残暴著称，曾经为给女儿陪葬，一下活埋了上千人，伍子胥若不小心伺候，别说官职、地位，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是问题。而夫差时代的伍子胥则不一样，他已经是立下大功的相国，同事没人敢不服（至少表面上如此）；夫差是他孙子辈，而且能即位还多亏他一句美言。这时的他一来对自己自负，二来对夫差放心—谅你一个娃娃也不会把老夫怎样。
他的脑袋丢也就丢在这儿了！坐在宝座上的不论是狼还是羊，是壮年还是娃娃，他都是皇帝，是握有大臣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老皇帝能杀人，小皇帝一样能杀；精明皇帝能杀人，蠢蛋皇帝照样可以杀人。羊有时比狼更可怕。阖闾这样的狼虽然残暴，但阅历丰富，头脑清楚，办事有条理，不触及自己根本利益，即使您得罪了他，他也未必拿您怎样；像夫差这样王宫里长大的羊，年轻气盛，杀谁不杀谁，连他自己都未必事先知道，您的脑袋岂不是更不保险？
不但如此，这种羊羔一样的小皇帝偏偏常常是那种自信满满、急欲证明自己长大了的孩子（这种孩子现代“小皇帝”中怕也不少），偏偏他又有杀人的权力。如果您仗着自个儿资格老，功劳大，有事儿没事儿整天念叨“你爸爸当初是怎样不是怎样”等等等等，念一次两次也许问题不大，一个月念二百多回，那小羊羔就得恼了：您不是总惦记我爸爸吗？得，您下去跟他一块儿解闷拉倒。
有时候不提意见，什么都不管，一样挨小羊羔的刀。南朝刘宋有个亲王叫刘义恭，在他侄子刘骏当皇帝的时候处处小心谨慎，没事儿就上个自我批评信把自个儿贬损一番，结果素来对皇亲国戚十分猜忌的刘骏竟没拿他怎样，让他舒舒服服混了半辈子。等刘骏一死，侄孙刘子业即位，刘义恭一看，这新皇帝才15岁，又没本事又没人形，哈哈，这下我老命算保住了，于是整天海吃海喝，打算安度晚年。结果怎么着？让这个15岁的羊羔皇帝做成了肉粽子—这小皇帝一瞅，哦，敢情这老家伙只怕我爹不怕我啊，我今儿个就让你怕一回得了！
明白没有？这二位错就错在“放松”二字上，以为伺候羊比较安全和容易，可以不那么拘束，但千万记住，“伴君如伴虎”是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这君是老是少，是聪明是愚笨，都是天字第一号的超级危险品，可千万大意不得啊！
连洗手都不肯，就别指望他洗澡了
话说汉元帝当皇帝当得闷了，有一天突然想征求一下群众意见，就大老远从山东请来一位民间知识分子贡禹，向他请教自己的行政措施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贡禹说，您老婆娶得太多了点儿，个人消费标准太高了点儿，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嘛，所以这两样都得裁减裁减。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写到这儿，对贡禹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人家皇帝难得征求一回群众意见，更难得征求你这个群众的意见，你放着*啊、干部制度啊、经济政策啊那么多重大问题不说，单说这些个人小节，这不是有病吗？
要搁我是贡禹，劈头能给这司马温公一耳光：您写书那会儿高寿了？怎么见识跟您砸缸那岁数差不多啊？
您当贡禹不想说这些？可您得瞅瞅这征求意见的人是谁啊。
不是有那么句话—“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皇上在内政外交上有什么毛病，知道的人还少吗？可他们知道了为什么都不说？如果不弄明白这点贸然提意见，结果只能是让大家都不自在。
也是在汉朝，东汉桓帝那时候，有人推荐河南安阳一位名士魏桓去洛阳当大臣。这魏桓接到公家发的差旅费，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把亲戚朋友当中有见识的人都给请了来，问他们“这皇上小老婆很多，我要是提意见，他能给精简点儿吗”，大家全说“没门”；又问“皇上花钱大手大脚，我要是提意见，他能给省着点儿花吗”，大家又全说“想都别想”。魏桓一听这些，立马把差旅费退还，借口身体不适死活不肯上任。他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当官就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可官是给皇上当差的，这皇上连裁减小老婆、节约开支这样的私人毛病都难改，还能指望他在国事上言听计从，有错必改吗？还是省省吧！
皇帝公关学里说得好，伺候皇上，让皇上心情舒畅，目的是把官做好，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是途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如果这皇上被您伺候爽了之后，能让您人尽其才，那么不妨好好伺候；倘若您不论怎么伺候，他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根本不会拿您的话当回事，那您还伺候个什么劲儿？有奴才瘾不成？还不趁早家去！对皇上提意见，就该像贡禹那样，先提小的、容易改的，以观后效。如果行，就接着说下去，否则干脆不伺候。道理很简单：连洗手都嫌费事的主儿，能乖乖听人劝每天洗澡吗？
这汉元帝征求群众意见，那不过是摆个姿态。贡禹提这几个不轻不重的意见也十分恰当，您听，最好，我得空再提些更进一步的；不听，这些意见算不得什么刺激性的，您也不会把我怎么着。事实也正是这样，汉元帝对禹贡的意见给了个口头表扬，可以后也没听说他重用这位先生，更别提听他别的什么批评指教了。至于那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他虽然表面上虚心接受，可您就想一想，这位大爷就是把王昭君送给匈奴人的那位大皇帝，一个老婆多到两只眼睛看不过来、要靠人家送画像来挑拣陪夜对象的主儿，就知道这意见的反馈究竟如何了。对这样的皇帝，还能提什么军国大政的批评吗？
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叫贺琛的，上书皇帝，批评他浪费民力和钱财。结果让皇上勃然大怒，写了好几千字跟贺琛辩论，吓得贺琛连写了几份检讨书，才灰溜溜离开京城。这贺琛这会儿大约也明白了，皇上要的不是意见，而是尊严和面子，那么您就留着您的尊严和面子一个人待着吧，咱也该干吗干吗，横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至于那位扶不起的皇帝，等他落得被侯景弄到没饭吃地步的梁武帝一般田地时，就让他自己个儿对着一堵墙生闷气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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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学会当奴才，就当不了主子
话说唐朝末年有个大太监叫杨复恭，因为贪恋权势让皇帝下放川北劳动改造。后来大约觉得他改造得不够彻底吧，干脆派兵*，弄得他东躲西藏，最终逃不过一个死字去。杨复恭死后衙门找到他的逃亡日记，发现他愤愤不平地写道：“皇上真是个没良心的门生。”
要说杨复恭委屈，那也不是没道理：他的确跋扈、擅权，还养了好多干儿子当卫兵，可是晚唐的太监有几个不这样的？皇帝亲兵由太监率领，这可是皇帝自己立的规矩啊！再说了，昭宗皇帝就是他杨复恭跟哥哥杨复光力保才坐上宝座的，平常文的武的，没少出谋划策，皇上还叫过他一声老师，又没造反又没作乱，莫名其妙落得这般下场，自然是越想越郁闷了。
他冤吗？他半点儿也不冤！谁让他一个太监非要当皇上老师的！
没错，唐代是太监势力极大、作威作福的一个朝代，太监不但可以管理商业，监督各地文武官员，替皇帝充当耳目和使者，还正式成为几十万御林军的总指挥。问题是，他们这些权力并非像汉朝“十常侍”那样自己抢了来，而都是皇帝给的，皇帝既然能给，那自然就能收回，因此爬上权力顶峰的太监固然多，但旋即摔下来的却也绝不在少数。
要弄明白杨复光为什么错，就得先弄明白皇帝为什么要用太监干这么多重要的事。
这问题，唐宪宗在回答大臣质问时说得明明白白：官员的任免终究有一系列繁文缛节，不能说用就用，说抹就抹，会惹很多麻烦；而太监就是一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