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负伤了。
张瑞麟老人说：
高玉林他爸是为我牺牲的呀。
我们打打退退，离卡子后面一个屯子还挺远，没等上马，我那匹马中弹了，我的胳膊也负伤了。中队长高云峰把他那匹青马的缰绳塞给我，说张主任，快走。要在平时，两个人骑匹马也行，这时驮一个人也挺困难了。我不接那缰绳，说你快走，我掩护。他说你不行。说着，一手步枪，一手匣子，转身奔个土坎子，趴那儿打上了。这人枪法好，百发百中，艺高胆大。要是没有他顶挡一阵子，我们几个人恐怕谁也跑不了。
李桂林老人说：
跑过一个铁道口时，我的那匹马绊倒了。那是匹儿马，挺烈性，爬起来，我的一只脚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那马也伤了，跑不快，我的整个身子都在地上拖着。这时，敌人汽车离我们也就一里地的样子。景芳见了，勒住马，匣子枪炒豆似的向敌人射击。大队长杨永祥、中队长袁风林跳下马，把我推上马，机枪摁地上，一槽子子弹都打光了才上马。
打下肇源县城，12支队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进山后不到50人了。
后期名将王明贵
哈尔滨有条一曼街，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34年在汤原县格节河金矿当工人时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任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3路军西征后为3支队长。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宽肩阔背，寸把长白发，双目有神，有些耳背，我们的谈话就有点儿喊话的味道。
同样担任过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瑞麟老人，笔者采访时患脑萎缩。老人的夫人告诉我：他糊涂了，什么都忘了，就抗联的事情还记得些，你跟他谈一会儿吧，行。
而王明贵老人的夫人，则提醒我：你们少谈一会儿吧，他心脏不好，一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血压就高。
又道：你要是早来几年，谈几天都行。
1940年9月，打下“模范的克山县”城后，3支队假装南进，5天打了7仗，然后突然掉头，夜行晓宿，向北疾走，长途奔袭嫩江县北部的霍龙门车站。
在军事上，霍龙门是北部呼玛、塔河、漠河等县的支撑点，经济上是周边几县矿产、木业的集散地。鬼子还在这里建立个铁路供应总站，储备大量军需。打下它的意义、价值，又非那座“模范城”可比。
除伪铁路警察外，有几十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由10多个鬼子负责警卫。车站东边有个伪骑兵“讨伐队”，南边是鬼子大营。每天早晨从嫩江开来一列军列，运来几百鬼子，有时住在大营里，有时当晚返回，大营里只有几十个鬼子。
10月13日，王明贵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去霍龙门侦察，得知鬼子这天又返回嫩江了。
1940年（无月日），《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应为3支队——笔者）夜袭火罗门车站、渡嫩江、深入甘南平原经过》（下称《经过》）中，写道：“从支队长说明攻击罗门意义后，队员们都一刻不停地整理东西互相低声地让（议）论着：‘他妈的，这回日本子，又该倒霉啦！’”
8大队摸到伪军驻地，把毯子搭上铁丝网，翻跳过去，按住哨兵，冲进院子，歪把子朝房檐下就是一个点射。敌人睡得迷迷糊糊的，这是让他们精神精神。然后大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里面一阵骚动。再喊不投降就扔炸弹了，里面喊着别扔，我们投降。
鬼子大营周围一圈铁丝网，还有很深很宽的壕沟，只有一个大门。7大队一个中队趴在大门外路边草丛中，待鬼子跑到门口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鬼子连滚带爬地到壕沟的土坎后面，还击一阵子，在机枪、小炮掩护下，又朝门外冲来。火车站枪声炒豆似的，它急呀，结果站起来就成了靶子。如此反复几次，不知鬼子死伤多少，都被顶了回去。
火车站兵分几路，缴铁路警察械，攻打警卫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子，砸铁路供应总站仓库。粮食是大米、白面，还有成箱的饼干、罐头、香烟，衣服、大衣、帽子、鞋子全是新的皮的。缴获200多匹好马，就都成了驮马。可偌大的供应总站，也就驮走一个角落而已，付之一炬，霍龙门就成了火龙门。
一切都按照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王明贵还活捉个鬼子。
活捉的十几个鬼子、几十个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还有几十个随军慰安妇。《经过》中说：“给他日本文的传单释放，起初日本人很害怕，放开他们的时候，都表示感谢，机枪射手××（原文如此——笔者）同志瞪着眼睛说：‘日本子，你走吧！你要捉住我们，再也不能放，他妈的！装好人呢，滚吧！’”
冯治刚指挥2支队打下讷河县城后，敌人精心组织一支200多人的“讨伐队”，以游击战对付抗联的游击战。
这些人是从讷河、克山、德都三县收罗的，瘸子、独眼、大烟鬼、惯匪，还有从监狱里放出来“立功折罪”的罪犯，共同特点是枪法准，骑术好，有奶便是娘。装备精良，马也是从几个县挑选的最好的快马，驻在讷河、克山、德都之间的北兴镇，哪儿发现抗联，立即出动，穷追不舍。这帮地头蛇自恃身手了得，没把抗联放在眼里，也确实给抗联造成很大危害，耿殿君、姜福荣就是被这帮东西杀害的。
王明贵就琢磨怎么灭了这帮东西。
1940年4月上旬，王明贵和赵敬夫率3支队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的十三号屯。找来屯长给些钱，让他买来两只大肥猪杀了，饱餐一顿后，在屯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天亮前起队出发，王明贵让屯长去向敌人报告，实话实说，并说抗联往五大连池方向走了。
部队过了五大连池，又向北进入朝阳山。顺沟走出几公里，迎面一道土岗横在两山之间，两侧山上是稀稀拉拉的不高的柞树，沟里一片开阔地。如果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敌人可能就不上钩了。
敌人来了。一路顺着山沟跟踪而来，另一路从西边上山，沿着山梁前进。王明贵微微一笑，看着山沟里的一路进入伏击圈，一枪把领头的敌人打下马来。顿时，七八挺机枪和二百来支步枪吼叫起来，接着手榴弹也投了下去，山沟里人仰马翻。这是从汤原游击队始，第一次有了被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感觉特别来劲，也真有威力。西山梁上的敌人还挺远，侧射火力作用不大。看着打得差不多了，王明贵下令撤退，一口气奔出几公里，然后“打马桩子”，人翻西边山梁，占领阵地，把从西面迂回上来的敌人又一顿痛打。
两次伏击，这支地头蛇“讨伐队”伤亡近半，也把它的精神摧垮了。而3支队马不停蹄赶去北兴镇，趁夜暗打进去，又把它的老窝端了。
陈雷老人说，王明贵这个人聪明，悟性好，决心硬，又冷静，能算计，眼界宽，走一步，看几步，是抗联后期最能打仗的支队长之一。
3支队袭击霍龙门车站，是为了应对已经雪花飘飘的严冬，也是准备进军呼伦贝尔。
1940年1月，根据北满省委指示，冯治刚率6军教导队和12团120多骑兵，进军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准备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北满抗联总后方，并与关内八路军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取得联系。这是抗联首次进入这一地区。2月4日，在布西三岔河上游任殿臣屯被敌包围，冯治刚牺牲。王钧率部突出重围，转战阿荣、巴彦两旗，3月中旬返回朝阳山。
霍龙门战斗后，3支队两次进军呼伦贝尔。首次历时两个多月，在阿荣旗突破万余日伪军堵截，深入到洮南、泰来等县。第二次是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3支队渡过嫩江，直插阿荣旗和甘南县民族杂居区，再北上进入呼玛县，年底过界去苏联休整。
忽而呼伦贝尔大草原，忽而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战马打死了、累死了、饿死了，断粮杀掉吃了，骑兵变步兵。再打仗，再缴获，再变成骑兵。伏击、偷袭、化装袭击、遭遇战、突围战，不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而在进入呼玛县后，则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横扫呼玛河流域的金沟矿业。
在同时期的东北抗联中，3支队是最活跃的，战绩也最大。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王明贵今年（1941年——笔者）一月上旬入苏，三月上旬归满，于本期内为第三路军匪帮最为活跃者。”
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敌寇用尽千方百计，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毁灭了富饶的农村，而使抗日部队在伪三江省地区受到严重打击。而今抗日队伍又克服巨艰万难，长征小兴安岭西，挺进于嫩江平野，展开历年来所未有之英勇行动，敌寇焉能不惊讶穷蹙呢！因此，敌寇对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路又大加注意。例如森林汽车道之修筑，瞭望所之设置，沿山武装移民团之大批分布不遗余力！在平原内则情报网之建立，保甲制之加强，户口、证明书之整理，奸细密探之成群，局部沿山地方之归屯，一切都风行雷厉的在加紧着。
沉寂的西荒成了新的抗战热点，而敌人从东荒搬来的那一套，当然也是行之有效的。
小兴安岭西部山边，日寇原来就沿山部署许多开拓团，这回除配置重兵外，又集甲并村建部落，要把抗联封堵在山里困死。在山里打猎、烧炭、伐木、采集山货的人，许多是敌人安插的，真正讨生活的越来越少。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即调集兵力“踩踏”、“梳篦”，穷搜山林，有时还出动飞机。而在平原地区，日伪规定，有抗联进屯过夜，第二天8点前必须报告。重点街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没有报告即被视为有敌情，“讨伐队”立即出动。同时强迫老百姓“站道”、“拉大网”，在高粱地、包米地里排队拉网搜查，站在公路上监视抗联。
西荒的有钱大户，没有土地革命、打土豪、吃大户的记忆，对抗联一般都比较支持。有的觉得报告了，鬼子、汉奸问个没完，甚至怀疑你“通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报告。老百姓“拉网”、“站道”发现抗联了，就喊走啊，这旮旯没人啊，就过去了。但也因地而异。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伪兴安东省“关于我们的消息，民众不报告的地方还少（因为民众怕日本的毒辣政策），有不报告的地方多系害怕敌人着扰为难（这多属于小村落及人不杂乱的地方）。但多数不报告的，都是在我们威逼下所致，而绝不是他们从心所愿，而真正敢拥护我们和帮助我们的，只占少数而已”。
李桂林、高玉林老人说，3路军到西荒后，头两年基本都能住上房子，我们上队时就开始露营打火堆了。看老同志那衣服烧得窟窿眼子的，开头还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儿，觉得这队伍怎么都像火头军似的呀。在山里打火堆比较安全，在平原就危险多了，白天冒烟咕咚的，晚上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火亮。那也得打呀。特别是冬天，不打就冻死了。
露营打火堆，并不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问题，显见的是西荒抗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种全面的困境和危机。
张瑞麟老人说：
我们先在烟筒砬子找到6支队，又去大青山找到总部。一下子多了100多号人，很快断粮了。大年三十，我们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李桂林老人说：
我记得是1942年7月，我们从铁力去东兴活动，走到白杨木河，看到西岸欢喜岭下有几顶帐篷，还有排红瓦房。河边有个老头钓鱼，告诉我们那是日本开拓团，去年秋天来的，40多人，大都是在乡军人，都有武器。老头说这帮东西才坏呢，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白干，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你。
下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淋着，等天黑。老头说你们打不打呀？我们说打呀。他说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支队长朴吉松，原是6支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大队长景芳，小队长张祥，再就是安福、李绍刚和我。不光人少，朴吉松一只眼睛负伤瞎了，景芳一只独臂，还有缺手指头、脚指头的。6个人里，也就我和李绍刚零件齐全，一看还是小孩，那衣服也都剐得破狼破虎的，瞅着哪个带个架（“带架”，即像样儿）呀！
景芳笑笑，拍拍老头肩膀，说：大叔，你今晚拉完道，就可劲儿“卖呆”吧。
天黑后雨还下，我们摸进开拓团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拖拉机，那时叫“火犁”。大雨帮忙，岗楼漏雨，哨兵进屋躲雨了，狗也没叫。我记得是3扇窗户，6支匣子枪就响上了，然后就喊缴枪不杀。朴吉松、景芳和张祥打多少年仗了，会几句战场上用得着的日本话。刚摸到窗前时，听里面睡得直打呼噜，这下子可就鬼哭狼嚎地炸营了，一个翻译没好声地喊，别打了，投降，我们投降。朴吉松让里面点灯，把枪都扔出来。里面磨蹭一阵子，我们喊扔炸弹了，灯就亮了，噼里啪啦往窗外扔枪。打死10来个，剩下的都放了。
接着，我们端了木兰县利东警察署，打下大贵镇，烧了石头河子警察分驻所，又打下庆安县大罗镇。打大贵镇是12个人，打大罗镇是20多，都是晚上打的。伪警察，好对付，打完了就进山。
郝凤武老人中等个头，黑白发，有点儿耳背，一支接一支地抽石林烟。他1921年生于依兰县，1937年5月参加9军，离休前是抚顺煤矿十一厂厂长。去他家采访，老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你是东北军区的呀。
老人说，我第一次负伤就是重伤，指导员张荣把我扛回来，有个老王头照顾我。他四十多岁，是炊事员，先在山坡上搭个窝棚，他就在旁边刨坑。两米来深的长坑，躺进去个人挺宽敞，还扒来几块挺大的桦树皮。我躺在窝棚里看着，说你鼓捣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呀？他说你别问了。后来看我死不了了，才说师长说了，小郝死了，要好好埋了，别让狼扒出来吃了。那坑就是给我挖的，桦树皮是当棺材包我的，这东西油性大，抗烂。我寻思这回没死了，下回死了还能有这待遇吗？
老人说，参军前我在甸子里放猪，碰上葛万才和富仁山，他俩去城里侦察回来，动员我上队打日本子。我说能打过吗？他俩说能，我说行。那时什么不懂，后来明白光凭我们抗联自己，是打不过日本子，推不翻“满洲国”的。可打不过也得打。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有抗联在，就不能让它小日本、“满洲国”消停了。
1940年12月8日，《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兴担�
四○年敌人在战场上受的损失，比较三九年更严重，我军在战斗中。
第52章 “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
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军长
许亨植，原名许克，3路军西征前化名李熙山。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其父因反日被通缉，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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