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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到1990年是我创作的巅峰期。90年代后期，我仍然有创作的愿望，但是创作能力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永远保持创作的高峰，能有十年的井喷期已经是十分幸运了，我还有什么遗憾呢？几十年来，对相声我做了应有的贡献，我相信我的使命完成了，希望后来者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将相声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相声在东南亚（1）
新加坡以华人居多，也有欢庆春节的传统。1989年春节期间，当地举办“春到河畔”的大型迎新春活动，我和赵炎应邀前往参加。这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由新加坡《联合晚报》主办，邀请了海内外许多艺术家，八仙过海，各逞技艺，也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竞赛和竞争。
这次我们一共演了三场，同台的还有刘欢等几位歌星。由于我们的台风正，节目高雅，无论是相声还是歌曲，都受到了新加坡市民的欢迎。
但是，第二天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这是第二场的演出，台湾一位号称“智多星”的歌唱演员和我们同台。在此之前，商务代办处的一位主任就给我打过招呼，说这位演员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颇有市场，但不要怕他，拿出我们的志气来。
开演之前，我和赵炎夹着演出服上剧场。到后台一看，乱糟糟的，许多演员在那儿化妆。我们不认识，也没一个人打招呼。赵炎说：“这么等着吧！”我们就在一条长凳上坐着。赵炎见我口渴，后台根本没准备饮料，只好上街买了一塑料袋茶水给我解渴。我心里正感到烦闷，只见“忽”地一下前呼后拥一大帮子人来到后台。我一看，正是那位“智多星”，好几个接待人员陪着他，把他请到楼上化妆室去了。这下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和赵炎找到那位晚会组织者A先生，尽量心平气和地问他：
“你们接待国外演员有什么标准？”
A先生可能有所预感，回答说：“我们事先研究过，一律同等对待呀！”
我面孔一板说：“是同等吗？报纸上那位‘智多星’连载四五篇，而我们呢？仅仅一篇！”
A先生见我来了火气，忙解释说：“马先生不要误会嘛，我那儿有剪报，不信拿来您看看！”
“你再看看这张宣传布告：‘某地’智多星歌星某某还有大陆歌星刘欢等——我们都在‘等’里头！”我越说越有气，接着又说：“你经常上北京，打听打听，我们是艺术家，懂吗！我们不是要饭的，要不是为两国之间的友谊，我们不会来！”
“你……你不要这样讲嘛。”A先生着急了。
“那怎么讲？我们抱着服装在后台坐冷板凳，那楼上化妆室怎么就给他一个人开，你给我说个清楚！”
“那是误会……误会！”
A先生忙不迭赔礼道歉，又连忙将我们引到二楼化妆室。这时，演出已开始，我暂且按住心头怒火，等演完了再说。
我们化妆完毕，“智多星”正在场上演出。他还是那老一套，观众提问，他以歌唱作答。效果果然很火，有些观众还向他递红包，他哈着腰，口里连说谢谢，两个指头很准确就把红包给夹住了。
马上就要轮到我们上场。我心想，我要压不住他，这口气不争回来，我就不姓马！于是，我和赵炎临时变一个节目，这节目是以前刘宝瑞老师教我的。字头咬字尾，先让观众报一个字，最后说来说去，总要落到《百家姓》的“周吴郑王”这句话上，这个节目是以即兴表演为主。
上场后，我们向观众讲了几句垫话，然后我话锋一转说： “在这里，我也请大家出个字，无论什么字，我字头咬字尾，不出十句，都要回到‘周吴郑王’这四个字上来！”
这类节目因为台上台下互相交流，最易引发观众的兴趣，马上就有几位观众出字，我都一一作了完满的回答。我正担心有观众出些稀奇古怪的字，果然一位观众站出来说：
“马先生，我出个字！”
“您说吧！”我内心有点紧张了。
“溜！”
“什么？”我一时没听清，预感来者不善。
“溜，英文‘W’的溜！”
“溜……溜……”我顺着他的字音考虑，心中灵光一闪：有了！我一口气说了下去：“溜须拍马——马上加鞭——鞭长莫及——急于求成——成竹在胸——胸有大志——志得意满——满面放光——光芒普照——照顾不周——周吴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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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在东南亚（2）
台下“轰”地一声炸开了锅，掌声、笑声、叫好声不迭。我如释重负。
这个节目加上《四字歌》和一个小段，反响比那位“智多星”更为强烈。天气并不太热，可我出了一身大汗。我内心充满豪情，斗志昂场。
我和赵炎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宿舍，我们前脚进门，A先生后脚就跟来了。他还搬来了他们电视台的一位B先生当说客。这位B先生更不会说话，他向我反复道歉，见我仍然有气，接着说：
“马先生，我们是好意嘛，我们电视台还是培养你的嘛！” 我一听这话更火了，把桌子一拍说：
“你少废话！我用得着你培养？你们广播局没成立，北京就有马季了。我跟你干不干还是另外一回事！”
“马季先生，这样说就没法合作了！”
“没法合作就没法合作！”我口气依然很硬。这位B先生也挂不住脸了，他也硬了一句：“那你明天回去好了！”
“好，明天就走，你马上安排机票！”
见我态度强硬，这位先生竟天真地用起威胁的手段，说： “那我以后到北京，只能向你们部长如实禀报！”
我一听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回了他一句：
“好哇，你不要讲向部长禀报，你就向我们中央首长禀报，他们也不会向着你说话！”
一场舌战就此结束，双方不欢而散。
我对赵炎说，我们一定要回去！这不光是我们两人的事，在这种时候，谁看不起我们，谁就等于看不起我们中国人！
新加坡一位服装辅料公司的老板罗先生，是个大好人，他劝我们暂时不要走，因为新加坡华人期盼着看我们的演出。就是明天他们打了机票也没关系，一切负担由他出，不要使星洲百万华侨失望。
第二天，对方并没送来机票，而是托了不少人来求情道歉。领队负责人也出面相劝，考虑种种原因，我和赵炎只好留了下来。
新加坡的人民是友好的，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华语的普及。他们广播局一位负责人曾接待过我，对我们的演出评价极高。他说，我们这些节目的演出，对新加坡人来说意义很大，因为每年他们都要开展一次“推广华语运动月”活动，政府首脑从李光耀总理开始都要参加。他希望我若有可能，给他们办几期相声训练班。我表示欣然同意，愿意为新加坡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
演出结束后，广播局还留下我们录了几盒磁带。他们专门为此开辟了一个叫做“笑一笑，少一少”的栏目。每次播五段节目，我们四段，本地的一段，每期播7~8次。一期接一期地播，播完了又抽出单个节目播放。
“笑一笑，少一少”的栏目，深受新加坡市民的欢迎。由于频繁的播放，我也几乎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人物。我只要在大街上露面，许多人便迎了过来，和我握手，请求照相。相声艺术也在他们那里得到普及。1990年，由直落布兰雅联络所和新风相声学会联合主办了一次新加坡“全国相声大奖赛暨群英会”，我和赵世忠应邀去当评委，国会议员许南山先生亲临献词。大奖赛隆重而又热烈，参赛的除少部分青年爱好者外，大多数是中小学生，而且女孩子居多。他们对相声艺术一往情深。下面不妨引一段“会刊花絮”中一位参赛者的话：
李城威，年龄27岁。
我的成长过程：
1至7岁——爱说话。
7至13岁——爱说话及爱听笑话
13至17岁——爱说话、爱听笑话及爱听相声。
17至22岁——爱说话、爱听笑话、爱听相声及爱写相声。
22至27岁——爱说话、爱听笑话、爱听相声、爱写相声及爱说相声。
28岁——结婚。对象：相声。
从这位年轻人的简短的履历表中，新加坡人之如何热爱相声艺术，可略见一斑。
在新加坡一炮打响之后，邀请演出的人接踵而来。1990年4月，经新风相声协会会长杨世彬先生的引荐，天地文化私人有限公司又邀请我们赴新公演。这次，我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以我为团长，成员有王景愚、赵炎、赵世忠、王金宝、刘伟、刘惠、王谦祥、李增瑞、戴志诚、郑健，还有秘书长王玉珊和节目主持人余声，共13人。还没启程，对方负责主办的苏华源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五天的票已全部售光。我们原订只演五场，演完后苏华源又要求增加场次，结果加到13场，最后两场从1100人的剧场改在1700人的剧场演出，部长级的人物来了四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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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在东南亚（3）
新加坡演出刚刚结束，马来西亚华人协会又发来了邀请函。苏华源见有利可图，又主动负责承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人是一个贪婪狡诈的经纪人，唯利是图，背信弃义，毫无人格道义可言。他极会钻我们法律常识缺乏的空子，不顾我们的阻止，翻录演出节目，我们应得的报酬他谎称汇到北京，结果不仅分文未付，以后去找他，竟销声匿迹，再也见不着他的人了。
马来西亚政府对外来演出团体控制很紧。我们刚去，我国大使馆便转告了他们的五条规定，如不许演未经政府允许的节目，不许散发小册子等等。内政部还派来一位叫卓哈里的公职人员跟着演出队伍巡逻各地。开始几天，卓哈里每天都要向上司禀报一次我们的演出情况。后来逐渐了解了我们纯粹是为艺术交流而来，不仅放弃了戒心，还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主动帮着开车，帮着搬运道具，帮着维持秩序，一个多月演出结束后，临走时她感动得哭了。
我们这次演出纯属义演，为马来西亚文化教育机构及残障协会筹募基金。首场演出定于5月1日在吉隆坡安邦马路马华大厦三春礼堂开幕。开幕式上有四位部长剪彩，代表政府发言的卫生部长非常幽默地说：
“相声是笑的艺术，常听相声就可以消病免灾，为什么让我来剪彩呢？可能是以后卫生部的事就少了吧！”他的简短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马来西亚，我们一共演出了17天14场。历经吉隆坡、槟城、怡保、红土坎、马六甲等七个城市。很多时间花在转点旅途上。有一个小镇叫“实兆远”，我叫它“实在远”。那里是一位文化官员的家乡，非让我们去演出不可。小镇条件很差，演出地点设在电影院，没有休息室，我们就在汽车上化妆。舞台有两米多高，演出得爬梯子上去。晚上住“美丽华大酒店”，名字好听，其实就是个乡村小旅馆。晚上睡觉个个都咬了一身大红疙瘩。郑健从天津带出来十几个小蛐蛐，用有机玻璃盒子装着，一路上活得挺新鲜，这回一晚上全被蚂蚁给咬死了，郑健为此好一阵伤心。演完后那位文化官员请我们吃夜餐，桌子上他举杯祝酒说：
“感谢你们，由于你们的帮助，我最少能多获10票！”
原来他拉我们演出，是为竞选提高身价，我们稀里糊涂在国外做了一次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马来西亚的华人有五百多万，他们热爱相声的程度简直难以想象。那里天气炎热，好多剧场又没有空调。观众为了占个好坐位，不少人提前几个小时就来了。剧场里挤满了人，走廊上、窗台上都塞得满满的，想上厕所都挤不出去。一位老华侨为看演出，开车追了七个城市，长达几百公里，一直买不到票。最后跟到新山，向剧场老板恳求，只要能让他进去，哪怕出几倍的票价都行。我们闻讯后很受感动，由赵炎出面将这位老先生请了进来。
这次演出之后，从1990年开始，我还多次应邀去马来西亚举办相声艺术讲座。先后在新山、摈城、吉隆坡举办了四期。1992年，我和王金宝在那里呆了五个多月，讲座27场，场场满座。马来西亚的报纸，几乎每天都发布我的消息和活动照片。报纸评论说：“这次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邀请马季前来传授相声艺术，除了促进两国相声欣赏、创作和表演交流外，最主要的是希望在他们的协助下，提高我国相声艺术的水准。”
参加听讲座的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主要是中小学生，教师、商人、牧师、推销员、医生也常来听课。我曾问一位牧师为什么来听，他说他听相声讲座，并不单纯为了欣赏艺术，主要是通过学习相声，锻炼口才，增强布道的影响力。我对牧师的谈话非常感兴趣，相声竟有这种功能，真是我想不到的。回过来再审视一下相声艺术的语言魅力，我干了几十年，似乎第一次才发现它是如此强大，不可抵挡！
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宣传普及相声艺术，我煞费苦心地设计如何进行讲座。讲深了不行，语言太专业化了也不行，单纯从理论到理论更不行。怎么办？我来了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浅出，灵活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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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在东南亚（4）
开始我从相声的起源和发展讲起。一般认为相声起源于民间笑话，我就举上几个民间笑话的例子；后来短笑话发展到长段笑话，无故事情节的笑话发展到有故事情节的笑话，我就说上一段《黄半仙》、《日遭三险》或者《山东斗法》。这种笑话经艺人之口就成了单口相声；后来，为了增强效果和减轻说的人的负担，逐渐发展到两个人，另一个人在旁边“哼、哈、咋、是”地帮帮腔，于是就有了对口相声。对口相声又分“一头沉”、“子母哏”，还有“柳活”、“腿子活”等等，我又一一举例并和王金宝表演。
这种讲座非常受欢迎，各种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能接受。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称赞，说既能欣赏到精彩的相声表演，又能获得相声艺术的理论知识，比单看一般性演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艺术享受。
马来西亚的社团组织非常多，在我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办事都很认真。我每到一地办讲座，当地主办单位都首先成立《马季相声讲座会》工委会。设顾问、主席、副主席、秘书、副秘书，乃至财务、票务、布置、纠察、招待、音响、摄影、司仪等等。分工非常细致，职责到人，工作井然有序。
他们也经常宴请我，宴请的经费既不是政府出钱，也不是社会出资，一律是参加宴会的人士自己掏腰包。这种公私分明的风尚很值得我们国人学习。我开始不理解，背地问一位朋友，让自己拿钱能来多少人呀？朋友告诉我说，在马来西亚，人们都以受到邀请为荣，认为自己是有身份、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仅愿意掏钱，还愿意多掏钱。因为座次的前后是以捐助金额的多少来确定的。我又开了一次眼界。
新、马两国对相声艺术的普及推广非常热心，非常积极。槟城著名相声演员洪昆券说：“相声在前阵子较为陌生，最近这几年来，文化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