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 第24部分

人民警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外界当然不知道。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人们都认为我们警察是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好人利益，痛击恶棍坏蛋的人，却忘记了我们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法律。我们是执法的，我们保护和维护的是法律，而不是好人或者坏人，更加不是保护人民本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好人的法律，那么我们维护法律的警察就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然而如果这法律本来就是损害人民利益、保护了一小部分坏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照样得维护法律，也就是说，有时哪怕得靠损害人民的利益也得去维护法律。

这才是我们的职责……维护保卫捍卫法律！所以当一些人哭哭啼啼来到公安局诉说他们被欺负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被他们认为是保护神的人告诉他们法律如此，我们无能为力之时，也就是他们认为我们是坏人的时候。

这种被人当坏人的感觉多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当初的理想，不知不觉就开始找机会贪污腐败，甚至敲诈勒索。

一个人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尊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哪怕他是人民警察。

全国人民对警察中的交通警察最痛恨，可是我却最有体会。我在分到广东省公安厅后被问到第一年到基层实习到哪里时，我提出到和刑警最不相干的交警支队。领导同意了。我穿上交通警察制服，昂首挺胸走出了办公室。我要把我所管这片的交通秩序搞得井井有条，让人民群众知道交通警察的作用，也让公安厅领导知道我这个刑警大学生什么活都能干得最好。我有信心，话再说回来，这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不过短短一年，我不但尊严扫地，而且对这身警服产生了怀疑。

我主管的一片是天河区天河城附近，这里街道宽敞，交通设施齐全，按说交通应该很畅通，但是由于有几个路口经常有车辆图方便而违规转弯和逆行，结果每每造成这个地区堵车。第一天上班我就揣了一大本罚款单，我相信使用严格的重罚可以扭转形势。

第一天我就抓了至少六辆严重违规的小汽车，我给他们开了罚款单。我想一百多元的罚款加上驾驶执照留下罚款纪录足足可以杀一儆百了。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交警的支队长就把一叠罚款单摔在我面前。他说：你昨天开出的六张罚款单，那辆黑色的本田是政法部门的公务车，另外三辆奔驰是省委省政府家属的，还有两辆更加邪门，就是我们公安部门的！

“政法系统的公务车，怎么没有标志？”我问。

那头头瞪了我一眼：“你这人有病吗？那是宝马，政法部门的公务车有宝马的吗？你今后长点脑子，看清楚点再开罚款单，不要自己逞能，让我们给你擦屁股。你看这六张罚款单幸亏还没有送到交款部门，否则我就从你工资里扣！”

接下来，虽然我长了个心眼，但还是常常“出错”，一年快结束时，我才基本上搞清楚，哪些车是不能拦下来的，特别是有些车拦下来后，等于自讨其辱。司机知道你无法开罚款单，就是开了罚款也有人摆平，所以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到最后，我几乎只在拦截骑着破三轮或者自行车的盲流时才有点信心。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这身警服的尊严，我见了违规的高级轿车都自觉地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胡作非为。有时我明显感觉到连立在路边的盲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幸灾乐祸地鄙视地盯我一眼。

直到后来离开了交通警察支队，我才能彻底明白了并且理解，这样站在烈日强风之中的交通警察，举手投足而指挥成百上千车辆的人民警察，穿着神圣制服的执法者，每天都要经受权贵们无形中压在他们身上、压在法律身上的奇耻大辱。长期生活在这种不平衡之中，最后自己也去敲诈去勒索去贪污去腐败又有什么出奇呢？！

跟踪周玉书周局长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在公安厅，我们每天接触到好多份来自北京的指示报告和文件，那些报告往往是早上开会下午就到了我们的文件夹里，可是我却有种感觉，好像那些文件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什么思想教育，三个代表，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讲政治，讲道德”教育等等，难道北京真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吗？如果知道，他们还在那里假装这一切腐败贪污都不存在，搞一些虚伪的文件给我们，还迫使我们也不得不假装我们很听话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周玉书仿佛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我感觉到，北京确实有很多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但却仍然按照自己心中的幻想来教育自己的公务员，期待自己的公务员。有时我又想，既然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极点，为什么腐而不败，腐而不烂呢？

周玉书又给了我答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在那里知道或者不知道地顶着，所以贪官污吏才没有被人民起义推翻。可是像周玉书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还有多少？他们像恐龙一样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进步生产力的基本需要的腰缠万贯的腐败分子。

这一切还可以持续多久？当一切都快要结束时，我又如何选择呢？我知道法律站在他们一边，所以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我是说，当真正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会怎么选择呢？或者更具体更形象一点，当需要在周玉书这样老人和我的厅长之间作选择的时候，我会如何选择？我知道按照法律，我会毫不犹豫选择站在厅长那边，可是到时我真会让法律替我选择吗？我心里真是永远迷失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吗？

真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形象思维和联想？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种感觉让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跟踪的老人的亲切和可爱，他的存在本身仿佛就证明了我当初选择进入公安系统的正确，只是这些年我慢慢迷失了自己，现在我眼睛紧紧跟着周局长，这个被我跟踪了一年多的人已经成为带我走出人生迷雾的新的航标，我会抓着不放的。

那一天，当我一边远远盯着蹒跚的老人，一边陷入沉思的时候，他好像晃了一下，我以为是我走了神，看花了眼，揉了揉眼睛，等我再看过去，老人已经软软地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

我忘记了不得接触跟踪目标的工作纪律，一个健步跨出车子，向周伯伯冲过去。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的余光瞥见至少有两起躲藏在不同地方的人悄悄退了下去。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直以来，暗暗跟踪周伯伯的不只是我。第十三章：往事并不如烟

那天文峰问我：“如果你是盲流，你会思考吗？你是否会这样思考呢？”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离开湖南来广东找工作的，当初自己南下广州时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盲流。我当然会思考，只是大家都以为我不会思考。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记者，高中毕业后爸爸妈妈把积蓄拿出来供我读自费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系。我暗暗下决心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要发掘事实，揭露真相，为民请命，做党的喉舌的同时又扮演人民的耳目：把党的指示传达到人民，把人民所见所闻反映到中央。毕业后我一心投入工作，下乡跑基层，一个星期七天，每天从日出到深夜，几乎没有停过。我曾经坐公共汽车连续24小时深入湘西偏远地区，采访一户户赤贫的农民，那一张张被贫困扭曲的脸至今刻在我记忆里；我曾经扮演卧底去发掘当地公安局和黑社会勾结敲诈勒索民众而差一点被他们杀掉；我曾经为了揭露乡长镇长残酷剥削农民霸占人家妻女而长期在农村做蹲点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出了一篇篇优秀的采访报告和社会焦点追踪，可是也许是那些年眼见太多赤贫痛苦和不公正的缘故，也许自己毕竟是一名弱女子的原因，终于有一天我精神突然崩溃。我知道我无法再在湖南呆下去了。我来到了广州。

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又好像和湖南不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似的。我喜欢这里，我很快恢复了体力，恢复了精神和干劲。我开始找工作，我年轻健康，具有标准湖南美人的脸蛋和魔鬼身材，而最主要的是：我有大脑。这大脑不但充满理想和幻想，而且会思考！

报考应聘的多个工作几乎都成功，从干秘书到高级营销人员，我一干就上手，无论是在考试或者面试，抑或在试用期间，我都很快向主考官和老板证明我是有脑子的，我会取得成功，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但一个个老板却很快让我失望。不久我就发现，在这个城市，美丽的外表和美丽的内在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和丰满鼓胀的大胸脯，你就不需要一个大脑了；而如果你两者都具备，而且那大脑又会思考，那你就会痛苦不堪。

当我知道老板们招纳我是因为我的外表和大胸脯而不是想利用我的大脑时，我坚决地辞掉了一个个工作。我想找一个可以使用大脑的工作，找一个老板不是盯着我的外表和大波而是欣赏我大脑的地方。

我重操旧业，《南方周报》的老板吴力超录用了我。我的条件是不要让我报道那些让人痛苦的贫穷和让人愤怒的社会阴暗面。吴总编笑着说：你这么漂亮，当然是负责党政军重要会议事件和人物的专题报道，我们广州光明的地方多着呢。你说的那些贫穷和阴暗至少要开车一个小时才能够看到。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崭新的记者生涯，为了报道党政军会议、重要事件和广东省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我穿梭于五星级酒店和四星级宾馆，那些日子我眼睛看的是灯红酒绿，耳朵听到的美酒夜光杯，心里想的是祖国到处一派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象。

仅仅在第一年，我就写出了多篇歌颂广东改革开放的好文章，有几篇为深圳特区特殊政策辩护的文章还被深圳市委宣传部选为全市公务员学习材料。很快我就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高层建立了自己的采访圈子，虽然这期间在独家采访时也有好几个高官想用“亲切的大手”抚摸我的胸部，也有好几个醉醺醺的人民的公仆想把“温暖的”嘴巴凑到我的脸上，但我巧妙地拒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广东漂亮的电视台记者几乎都在政府高官中有靠山，而一大半漂亮女记者都是靠身体换来独家新闻。但我有我的原则。我要坚持这个原则。不久我就领教到坚持原则的滋味，我不得不靠记者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而且我在高层的独家采访也渐渐减少。然而已经够了，我已经了解得够深了，深得足够我再一次崩溃下来。

什么莺歌燕舞，原来是淫歌艳舞；什么人民的公仆，其实人民才是他们的公仆；什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实到处是男盗女娼而已。我感觉到，正是眼前这些人模狗样的贪官污吏，才让我们整个国家落后和赤贫。我知道我该写什么，该揭露什么了。我有的是素材和资料。

我开始写焦点追踪，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广东的地方官员是怎样把本来属于这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而率先富起来的，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广东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多少内地穷苦劳工的血和泪，我甚至有事实支持我得出明确的结论：广东处级官员平均贪污达到五十万，厅级干部平均达到五百万，而省级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在经商赚钱，他们的资产平均一千万以上。我告诉吴总编，就这样登出去，如果有地方领导不服气，我愿意和他们对簿公堂，只要他们愿意公布广东地方官员的资产，如果结果和我说的有一分钱的出入，我愿意以诬陷罪把牢底坐穿！

“王媛媛，你冷静下来！”吴力超总编带着半紧张半关心的表情看着我说。

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每一次当他拒绝刊登我的调查报告和焦点追踪时，我都会向他急。他会同情地点着头，等我平静下来，然后耐心地向我陈述利弊。当然他从来没有退让过。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想我丢掉工作，他自己也不想被广东省官员找个理由抓去坐牢。“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他会解释：为了社会正义和真理，还有其他很多办法，不必要走这样的极端，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你以为你抓住了高官们的把柄，你以为你找到了解决中国的办法，可是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个淫歌艳舞和男盗女娼的社会里，我们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呀。你想，上个月我看你采访太辛苦，给你私下发放了3000元的出差补助。你知道吗？那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你揭露副省长贪污两千万，中央需要调查取证，可是我保证在中央结论出来之前，你从我们小金库领取额外3000元采访补助的事情就会让你走人的。我们是法治国家，但法律掌握在他们手里。这点至关重要啊，小王！

我深深理解吴总编。但我怎么也不甘心这一篇篇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揭露报告就此封存起来。我不甘心，我痛心，我伤心。有一次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告诉吴总编，你知道广东地方官员在修路和搞开发时贪污多少钱吗？你知道他们的子女都把多少亿万的人民的币转移到香港海外吗？你知道那些钱如果在湖南可以挽救多少因赤贫而自杀的农民，可以送多少失学的孩子重返学校吗？

吴力超总编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知道，你还穿开裆裤时，我就都知道了！”

我无话可说。吴总编找个机会就安排我到香港去旅游，让我散散心。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香港的繁荣和热闹让我心情轻松起来。而香港书摊上各色各样的书报杂志则让我眼花缭乱，很快就吸引了我。我才发现香港的报纸杂志可以无所不登，无所不谈，只要你有事实根据，你可以点名道姓指责特首和北京领导人。我也看到香港报道的很多关于内地官员贪污腐败的事，可是我发现虽然那些报道都很让人吃惊，但很多却并没有真凭实据，我想，如果我的那些报道文章能够刊登在香港的报刊上就好了。

我记下了一些报刊杂志的电子邮件地址，回到广州后，我把自己以前的文章整理后刻录到软盘上，然后偷偷到郊区的网吧去把文章发送到香港和海外媒体的电子信箱里。很快我的电子邮件有了回音，他们大喜过望，说立即撤下其他文章先刊登我的大作。我虽然看不到刊登出来的文章，但不久就听到广东地方官员受到调查，因为香港报章和互联网上刊登出了揭露他们腐败贪污的文章。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记者的工作。公开的，我仍然全力为《南方周报》撰文写稿，私下里，我把被总编枪毙的稿子全部偷偷传送到香港和美国各大网站发表。为了不暴露自己，我为自己取了三个笔名，当然都是男人的名字。虽然工资有限，向海外投递稿子使用笔名又没有办法收取稿费，但我就算把工资全部花费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我也不后悔。我高兴地看到有好几个贪官污吏因为我发表在海外的揭露报道而受到中纪委的调查，对于我来说，这比得到最高记者奖励还让我心满意足。这段时间，不停从自己电子邮件收到来自国外编辑的称赞信让我像着魔一样挖掘贪官污吏的劣迹丑闻。

一年后当我再次到香港出差时，好几个香港和美国的编辑坚持约我见面。在比较隐蔽的情况下，我和他们一一见面了。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让我脸都红了，但心里却美滋滋的。香港和海外的编辑大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