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一样，大概可以算成是一种职业，你可以去当几天农民……可是我又一想，却觉得不对劲，就拿父亲来说，从１９６８年被开除回到农村，他后来一直在当农民干农活，可是我怎么也不认为父亲是一名农民，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一名农民，而是我从他的行为和思想方式上，找不到那些我认为中国农民必须具备的特性。
这让我突然想，也许农民不是一种职业，例如你看到街边的盲流，他们大多是非常年轻，中学毕业就出来打工，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并没有干过农活，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后，你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农民！
于是我又想，也许农民代表了一种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吧。也就是说，只要你像农民一样想，像农民一样动作，你就是农民。否则，哪怕你上过山，下过乡，干过农活等等，都不能称自己为农民。
我的姐姐哥哥是农民，这点连父亲也同意。他们早出晚归，农忙的时候脸朝黄土背朝天，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种果树养木耳，他们不像父亲一样一心一意想着离开农村，他们虽然也知道城市好，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属于农村，他们安分守己，他们无欲无争。
昌威也是没有干过农活的农民，这点谁都无法否认。后来就算他读了那么多书，我始终知道他是农民，最主要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掩盖自己是一名农民，一名农村来的盲流的事实。而我就不同了，我一直在掩盖自己是农民或者从农村出来的事实，以致在城市里我孤独了这么多年，我的孤独大概来自于我的农民出身和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农民的矛盾心理。
和昌威的接触慢慢让我有所觉悟，虽然对昌威信中的想法和提法感到突兀，因为他的那些提法和想法，拿给文明的城市人来看，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从自己内心深处，对了，如果心中有一扇门的话，从门那边深深的地方传过来的感觉，却让我站在昌威一边。这些年，我关闭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扇门，我强迫自己像城市人一样思考和看问题，可是我却是来自九亿农民的，我属于那九亿农民……就这样，每天我都挣扎在人世间这种鲜明的对比，这种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这种地球上最丑恶的贫富悬殊之中……
我能不孤独吗？！我能不变态，能够不精神分裂？到今天，我还能够不彻底垮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昌威让我认识到我原来是一名农民，而我曾经试图用城市人的世界观去教育引导昌威。我就是在自觉地学习中，把自己变为一名“城市人”的。我模仿他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最后我顺着他们的思路去思考，踩着他们的脚印去前进，我反感昌威的“不成熟想法”，我认为他“像个农民一样看问题”……可是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同情昌威的想法，而且深有同感……
如果说和梁科长和王媛媛在一起，让我感觉到孤独的存在，那么和昌威在一起，让我渐渐发现我孤独的原因，但当我和周伯伯在一起时，是我唯一不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周伯伯博大的胸怀仿佛超脱了俗世的一切划分，让我感觉到自在和自由。
因为孤独我才开始写小说，父亲为了让我永远不要回到农村，而把我“推上了国际舞台”，可是……从那天以后，我的心中始终被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冲击——农民和国际关系——这两种东西在我心中都有一定位置，而且互不相让，互相排斥斗争，让我时时感觉到残酷的痛苦和孤独。当我徜徉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当我在性爱与大麻之都的阿姆斯特丹想放开玩乐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涌现出日益荒凉的家乡的小村庄，这让我几乎总是心里堵着什么，无法真正快乐。可是我知道，父亲曾经想斩断我的根，因为他明白，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连着那根茎，只有无奈和痛苦，然而却很不成功。父亲在农村一辈子，仍然不是农民的同时，一天农活没有干过的我，却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一位像我这种穿上西装打扮得像个‘人’一样的外事工作者，如果脑袋却大部分属于农民，那种格格不入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我辞去了公职，一个人如盲流一样南下广州……
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我发现小说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把盲流和国际关系联系起来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小说！而且准备以三个月一本的速度，写到自己疲倦，写到自己疯狂，写到自己脑袋变成空白一片……第十五章：播种机、宣传队和宣言书
我喜欢给舅舅写信，舅舅看过很多书，他充满智慧。我想舅舅不但理解我的想法，还理解那些我理解不了的想法。妈妈说，我们上下湾十里八村范围内，改革开放后只出了一个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高材生，那就是舅舅。
还有，我知道舅舅总是有条不紊，他喜欢把信件都整整齐齐地收拾好。这让我放心了。在外的人到处流浪，说不定某一天就出事了，就倒下来，然后再也起不来。这些年里，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事。作为盲流，死掉就死掉了，没有人大惊小怪的，公安会很快把你的尸体收拾走，免得影响社会大众。虽然我知道如果我也突然死去，妈妈会伤心死的，可是妈妈的伤心永远无法超出那个村子。如果有一天我没有了，我的信就是我留下的一切。
给舅舅写信，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告诉舅舅，这不失为一个好想法，也让我无后顾之忧。今后也许我会把自己的信整理一下，从中找到生活、理想和思想，然后写小说。我还是想当作家，像舅舅一样，虽然舅舅始终不让我看他写的那本间谍小说《致命弱点》，但我认识的能够把自己写的东西印刷成铅字的人就只有舅舅，我崇拜舅舅。
我不知道写《盲流指南》算不算作家，但我很喜欢。看到自己编写的小册子受到和我一样的流动民工的欢迎，我就高兴得很，并暗暗鼓励自己再接再厉。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先从老乡入手，经他们介绍再认识不同省份的人，然后我了解各个同乡会的居住地和主要从事的职业，我把他们带头人的电话也收集起来。另外我还收集诸如便宜的住宿，临时帐篷、郊区木板屋和垃圾场的位置。每个城市都有适合盲流从事的工作，而每个城市又存在着差异，这些资料对于新来乍到的盲流尤其重要。所谓“盲流”，就是“盲目流动的民工”的简称。如果可以提前拿到我编写的《盲流指南》的话，他们就不是“盲流”了。我把尽量多的资料编写进《盲流指南》里。最早使用手抄本，但后来离开北京后，知道手抄本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同样热心的盲流朋友的介绍下，我到当地的盗版印刷厂去印刷一些粗糙的印刷本。
那可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编写的东西被印刷成书，我太有满足感了。
每个城市都有盲流，每个地方的盲流中都有和我一样热心编写这些资讯的盲流。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找到这些人就非常重要。最早还有些困难，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们盲流其实有自己的通信网络。我说的是我们自己的“通信网络”，不要误会，并不是报纸杂志，更不是收音机和电视。我们靠口头相传，往往一个消息出来后，从西城到东城，从南城到北城，都用不上几个小时，而且几乎能通过每一个盲流的耳朵。我们的传播网就是密密麻麻站在路边的盲流。那比中央和省里的电视台更加及时，更加可靠。
《盲流指南》印刷册数有限，但只要印刷出来一些，然后免费在盲流集中的地区散发，那么小册子中的重要信息就会在短短时间里传遍全城，当然我是指全城的盲流，城市人对这样的小册子根本不屑一顾。《盲流指南》里都是关于哪个地区要开发，哪个工厂要开工，哪个地区的下水道总是堵塞，哪个地区的富人最喜欢丢弃有价值的垃圾……广大的民工越来越喜欢这本小册子，我就在各地组织一些人固定更新。我在想，有朝一日，也许我可以把《盲流指南》办成一本杂志，一本盲流自己的杂志，一本盲流信得过的免费派发的杂志！看看现在市面上的书报杂志，不是国家国际新闻，就是改革开放的大道理，或者是那些白领人热衷的一夜情和网恋。没有我们盲流关心的内容，更没有关心我们盲流的内容。
当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民工朋友信任《盲流指南》，并把盲流指南的内容推荐给其他的盲流时，我开始计划扩大一些内容。找工作，找便宜住处自然重要，但流浪在外的人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认清这些城市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对那些刚刚出来的盲流。可是从哪里入手呢？起先，我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如何回避与城市人和警察的冲突，也就是以前老盲流教导我们的那些。不过后来，我想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无辜的盲流死于残暴和霸道，城市停尸间里也大多是无名的盲流。我想，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些道理我们没有掌握，有些事实我们没有能够认清。但那是什么呢？我看了那么多书，又走了这么多路，如果我认真想，一定可以想出来的。
不久，我想到了我从上海带出的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本东西太好了，我读过好几遍，都翻破了，每一次看，都有新感觉和引起新的激动。同时我也认识到，为什么无论是到北京还是上海，城市人都在谈论讨论这本书，就像妈妈以前珍惜《毛主席语录》一样。北京的城市人觉悟特别高，动不动就把宪法拿出来和政府官员讲道理。开始我觉得这本《宪法》很陌生，后来慢慢感觉到亲切，再后来，我就觉得，这宪法好像也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于是我尝试着把宪法上脍炙人口的句子印刷在《盲流指南》的结束部分，让盲流朋友在找到工作、找到住地和吃的地方后，也同时认识到我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这个国家，至少在宪法上规定，我们和城市人一样，我们在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也属于“人民”。
很多盲流朋友看不懂，但他们都说喜欢。我就纳闷，看不懂，怎么会喜欢？
真是有意思！
就这样我从一个城市流串到另外一城市，一边靠打小工维持生活，一边联合每个城市热心的盲流编写当地的《盲流指南》。几年下来，我已经编写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湖南、等多个省市的地方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对于到当地来找工作的盲流极其有作用，但最让我激动的是，我现在是一名作家了。所谓作家，不就是写出东西，写出东西人家喜欢，就应该是一名好作家。
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个想法告诉舅舅。舅舅又过了两个生日了，我都忙得忘记了舅舅的生日。有一次打电话给妈妈，她笑着说，你舅舅大概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这样也好，让他一直认为自己还是四十岁吧！
从编写南京的《盲流指南》开始，我开始试着把盲流遇到的苦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结合起来，适当加进一些解释和自己的认识。例如我会在小册子结尾解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了我们盲流和政府官员商人学生们一样的权利，所以当有人把我们赶来赶去时，我们不必像温顺的受惊吓的绵羊东躲西藏，我们要学会讲道理，讲宪法。我特别告诫上海的盲流同胞，上海不光是上海小瘪三的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盲流的，他们那些规定外地来的民工必须在三天内登记住处，还要交50元押金领取《上海市临时居住证》的规定是违犯宪法的，他们是要对盲流赶尽杀绝。如果上海当局以维护市容维护改革开放的窗口的形象而驱赶我们时，我们应该手拿宪法和他们讲道理。
这算是第一次我把自己的议论写在小册子里，印刷出来的小册子我都不敢多看一眼，我也有些不安，经常看新闻，看是否真有盲流按照我说的这样做而被镇压了。有时我很矛盾。从最早的盲流指南开始，从写一些如何避免惹麻烦，如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到今天，我开始写一些让盲流朋友拿起宪法争取权利的语句。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这些事，我不敢告诉舅舅，我怕他担心我。再说，我感觉到舅舅虽然也是我们村子出来的，但他受过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城市人，他不会赞同我的想法的。
好几个春夏秋冬过去了，但当这个春去秋又来的时候，我知道该到福建、广东等南方去走一走。不过这之前，我要去一趟温州。
温州！自从毕业后她离开家乡后，温州就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温州好像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一个城市，而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时让我牵肠挂肚，有时让我伤心落泪，但大多时候却是让我感到温暖。
她叫柳青，是邻村柳家湾的女孩子，我的初中同学，初中的最后一年，我们两人同桌。直到现在，只要我愿意的话，一闭上眼睛，她就仍然坐在我旁边。我仿佛看见她的柔软的小手在轻轻转动卷笔刀，我可以紧张而快乐地从她飘柔的长发间偷看她粉红的小脸……有时，她乌黑的大眼睛会出奇不意地调皮地瞪我一眼，我的脸准会“唰”地一下，立即红彤彤一片……
同桌一年，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我在心里和她的对话，如果写出来的话，会比所有的课本加起来还要厚。一年后，她没有考上高中，回到了村子里。
我带着对她的思恋和幻想，背着行囊到县城里念高中。为了让她看得起我，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我把对她的思念变成学习的动力。半年后，当我回到村子里屁股都没有坐稳，就到柳家湾去找她。我是高中生了，我不再腼腆，我有很多话要同她讲，如果可能，我还想告诉她，我为我们两人计划的未来。
她的村子空空的，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老人告诉我：柳青和村子里的年轻人一起，出去打工啦。
到哪里打工？县城？
不是，老人想了好一会，才说：是温州，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走了，带走了我的希望和幻想，只在我心里留下一座冷冰冰的城市——温州！
我没有心思读书，读书是为了未来，现在我的未来都被她带走了。
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我想出去打工，走得远远的。可是我却在犹豫再三的情况下，并没有到温州，而是到了广州。我想赚点钱，等自己活得像个人样时，再去找她。
几年前，我在广东东莞失去了一条手臂。我想忘记她，就像忘记那一条失去的手臂一样，可是我失败了。她仍然让我魂牵梦绕，日夜思念。
从无锡坐长途公共汽车到温州，颠簸十几个小时，满车的乘客都疲态尽显，只有我，车离温州越近，就越精神抖擞。
到了温州后，我直奔他们所在的工厂。盲流之间从来不通信，大家只有通过家乡传来的消息才知道彼此的死活和现状。当初和柳青一起出来打工的姊妹小霞被传呼到工厂接待室，见到一条臂膀的我，她吃惊地站在那里；而当她听到我是来找柳青时，她就更加吃惊起来。
小霞说，柳青早不在这里干啦，她不见家乡人，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见你。你打她的手提电话吧！
小霞说完，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自己还在上班，于是转身就走了，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背，零乱发黄的头发，想起她刚刚面对我时的干枯的皮肤和失神吃惊的眼睛，还有她发哑的干涩的话，我心里一阵难受，几年工厂的苦力，几乎让我认不出小霞，她不再是我记忆中邻村的小霞，不再是初中时秀气活泼的小霞。
柳青还是初中时的柳青吗？柳青还是我心中的柳青吗？我思绪万千。也许柳青像小霞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