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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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 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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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先后在苏州、湖州执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苏湖教法”,宋仁宗时诏令在全国推行。“苏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改变了隋唐以来重辞赋的学风。“经义”科以探索六经义理为主,着重学习研究经学的基本理论;“治事”科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主,强调学以致用。“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风的转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湖教法”的推行,也对宋代诗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人,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胞弟,后人称伊川先生。二人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二程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语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们潜心于学术,先后在开封、嵩阳、洛阳等地讲学,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曾在他们的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

    二程对诗歌教育非常重视,并有独到见解。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作诗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颐将诗看作“闲言语”,认为作诗“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载:“或问诗可学否,(程颐)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会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弄水蜻蜓欵欵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今寄谢王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逺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子眞所学,只是独善,虽至诚洁行,然大抵只是为长生久视之术,正济一身,因有是句。‘”看来,理学家反对的是无助于传道的诗,而他们的诗则往往充满道学气息。

    歌谣历来是民众表达心声的主要手段。北宋时期的民间歌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笔记小说里。仅存的这些歌谣中,仍然能够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人民的爱憎。如“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就是群众对抗敌英雄的一曲赞歌。如“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就表达了人民对权奸王黼公然受贿、卖官鬻爵的讽刺。如“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就反映了百姓对奸臣的憎恶。如“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就揭露了北宋末期统治者广开言路的实质。这些民谣表达了人民惩恶扬善的愿望,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主要形式。

    第五节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1127年,金军南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5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与西夏和金朝并存。之后,南宋朝廷在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北宋相比,南宋偏安一隅,更加懦弱,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王朝。南宋立国之初,也曾由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众多将领抗金北伐,多次击败金军。但宋高宗任秦桧为相后,削夺抗金将领的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一味推行求和政策,向金国纳贡称臣,于东南半壁苟且偷安,穷奢极欲。此后,妥协投降成为南宋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南宋理宗之后,奸佞当道,政治腐败,国势日衰。1234年,蒙古大军灭金,其后继续南下攻宋。元军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俘五岁的南宋恭帝赵显。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继续坚持抗元斗争。1279年3月,崖山海战失败后,陆秀夫背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南宋全面继承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制度。高宗南渡以后,继续沿袭科举取士制度,并于建炎二年(1128年)恢复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一直延续至宋末。如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榜330名进士。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中榜989名进士;宝佑四年(1256年),中榜601名进士。在外患内忧不断的情形下,南宋官学仍然维持了较大的发展。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南宋末,太学生多达一千七百多人。尊孔崇儒依然是南宋文教政策的核心。程朱理学在北宋末南宋初屡经禁止后,至南宋中期影响越来越大,宋理宗极其推崇程朱理学,是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一位重要的君主。

    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尤其发达。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书院渐趋衰微。南宋时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学者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开始复兴。鼎盛时期的书院数量有二三百家,遍布南宋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而书院内部的设施功能更加完善,教育教学的规章制度更加完备。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四大书院的主持人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兼教育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条》),体现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成为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间书院办学的范本。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职湖南,大规模重建岳麓书院,邀请知名学者来此讲学,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千余人,办学规模远远超过北宋时期。

    南宋自立国起就始终面临外敌不断入侵的局面。“靖康之难”、金兵南侵、蒙军攻宋给南宋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其中许多人目睹了惨烈的战争,亲历了艰辛的流亡,亲身体验了百姓的苦难,他们的思想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与帝王将相的荒淫享乐,民众要求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与南宋朝廷的孱弱怯懦、屈膝投降,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因此,慷慨悲歌、苍凉悲壮成为他们笔下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悲怆激愤的情调。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成就突出的诗(词)人,如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吴文英等。其中,陆游和辛弃疾分别代表了南宋诗与词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南宋灭亡之际,涌现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群体,他们的诗篇历来是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艺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其母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幼时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博览群书,少女时代即以诗词名噪一时,受到名家称赞。她多才多艺,以词著名,兼工诗文书画,并著有《漱玉词》和《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声誉。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注重词体协音律、重铺叙、有情致的特点。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南渡之前,她生活幸福,婚姻美满,因而前期的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流露出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喜爱,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等。南渡之后,因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她后期的词表达了她对故国往事的深情眷恋,充满了浓重感伤情调。如《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等。李清照的词主要继承婉约派的词风,有时还兼有豪放派之长,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她的诗现存十余首和一些逸句,往往出语豪迈,不让须眉。最著名的是《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逸句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有受到良好教育,十二岁就能诗善文。陆游自少年时即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金,收复失地,因而一直受到投降派的压制。直至晚年退居家乡,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他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9300余首,是两宋时期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或抒发政治抱负,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抒写日常生活,或批判统治集团的投降政策,风格雄浑豪放,晓畅平易,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广泛学习前人之长,尤其尊崇屈原和杜甫。他的诗在体裁上无体不备,各体俱工,更擅长近体诗。《关山月》、《书愤》、《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游山西村》、《临安春雨初霁》、《示儿》等均为后世所传诵。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陆游专力于诗,但也擅长填词,较多地受到苏轼的影响。在现存的100余首词中,有部分作品同样抒写了激越的爱国情思,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钗头凤》是抒写爱情的名篇,《卜算子…咏梅》是咏物言志的名作。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其父范雩终官秘书郎,其母蔡氏夫人出身名门。他幼承庭训,十分聪颖,十二岁时已遍读经史,十四岁已能诗善文。其后父母早亡,家境贫寒,仍好学不辍,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累官至参知政事,在南宋诗人中最为显达。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曾深受江西派的影响,又广泛学习中晚唐诗人的风格与技巧,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其诗题材相当广泛,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尤其是他的近体诗,委婉清丽,意味深长,很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绝句。他的使金纪行诗记述了途中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一位正直政治家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如《州桥》、《清远店》、《会同馆》等。他的田园诗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乡村的生活面貌,既有农村秀丽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的场景,也有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和困苦生活。其《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七言绝句,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风格清新明快,优美流畅,富有韵味,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词作较多,或情意缠绵,风格婉约,如五首《秦楼月》;或豪放阔大,飘逸潇洒,如《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范成大的作品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等,他的诗歌自南宋末年起,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出生于儒士之家,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一生主张抗金,正直敢言,清正廉洁;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忧愤而死。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并称“中兴四大诗人”(或“南宋四大家”)。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模仿到自成一家的过程。他在《荆溪集自序》里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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