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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其领导者往往运用诗歌宣扬其政治理想和宗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鼓舞千百万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洪秀全颇喜作诗，其《天父诗》录诗600多首。他曾编写《原道救世歌》宣传宗教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写道“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在《原道醒世训》结尾题了一首诗：“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这首诗为百姓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洪秀全有一首述志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杨秀清也有一首《果然英雄》，其中写道：“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这些诗篇都充满着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理想和改天换地的英雄之气。他们的诗篇往往通俗易懂，朴实明晓，生动有力。太平天国还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三字经》主要宣传宗教思想，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诗歌，内容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进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如：“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教材，也体现了传统诗歌类读本偏重道德教育的特点，政治功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专制主义统治，极力推崇理学，特别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清代诗歌总体风格偏重典雅，民歌对清代诗人的影响较小。但仍有一些诗人向民歌学习，写出了歌谣体诗，朱彝尊有《鸳鸯湖棹歌一百首》、龚自珍有《馎饦谣》等。晚清末年，进步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诗人黄遵宪十分重视向民歌学习，曾辑录民歌选集《山歌》。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体诗歌，名曰“杂歌谣”。在内容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宣传进步思想；在形式上，句式整散兼有，篇幅长短不一，字数多少不等，风格多种多样。黄遵宪亲自创作了许多歌谣，在新歌谣创作方面贡献最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在《致饮冰主人手札》中建议他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的歌谣。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先后刊出了黄遵宪的《出军歌》和《幼稚园上学歌》、梁启超的《爱国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启超呼吁更多的诗人努力从事歌谣创作，并举黄遵宪为楷模。康有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这类歌谣体作品。江苏籍留日学生也在创办于东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苏》上刊载了供儿童歌咏吟诵的学校歌（儿童诗）《游春》、《扬子江》、《秋虫》等。俞复、丁宝善编写的《蒙学课本》里也有新歌谣，如第三册第二课：“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这些新创作的歌谣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寓教于乐，语言通俗，形式自由，易读易懂，便于歌唱，易于流行，将传统韵文体蒙学教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创作新歌谣也就成为宣传进步思想、教育青少年的最佳方法。
晚清末年，在维新变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难以适应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末路，与之相适应的诗歌教育也逐渐衰落。随着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诗歌教育被赋予了新任务、新内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奇闻逸事集 013 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第五章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在上面几章中，本书概述了古代诗歌教育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本书将古代诗歌教育的的下限延续到了晚清时期。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晚清阶段往往被历史学家划入“近代史”，并成为“近代史”的主体部分。但本书并非纯粹的历史学著作，也无意改变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只是无法将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生硬地割裂开来；而且晚清时期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很大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尚祈见谅。
下面，本书将从教材体系、基本方法和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对古代诗歌教育作一综述。
第一节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体系
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传授自然知识与伦理规范，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十分丰富，很难一一列出来。本书在前面简述诗歌教育史时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管中窥豹的方法提及其中的一部分。概括地说，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是儒家的经学类教材，是指以《诗经》为核心形成的注释《诗经》的许多著作。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有一些产生于西周初期的诗歌，在当时就被用于教育贵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诗经》和开私学授徒算起，《诗经》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约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诗经》就成为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诗经》先后被列为“五经”（西汉）、“九经”（唐代）、“十三经”（南宋），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为了便于学子学习《诗经》，历代学者阐释《诗经》的著作数不胜数。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等人奉诏所撰的《诗经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融通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古文经《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首次提出《毛诗》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别，首次指出《诗》之《大序》为子夏所撰，《小序》则为子夏、毛公合作，在经书注释上独创了“笺”的名称。郑玄《毛诗笺》、《毛诗谱》出现后，《诗经》的流传发生了重要变化——古文经“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而今文经的“齐诗”、“鲁诗”、“韩诗”就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诗经》教育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现今流行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孔颖达于贞观年间奉诏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毛诗正义》是对“毛传”和“郑笺”的疏解，对魏晋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注释进行了鉴别裁定，因此又叫《毛诗注疏》，是注解《诗经》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被清代学者阮元列入《十三经注疏》，影响至今。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诗集传》是《诗经》诠释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在《诗集传》中，他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而就诗篇本身探索其本旨；文字音义则不拘泥于训诂之学，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齐、鲁、韩三家学说，而以己意进行取舍。《诗集传》释义简洁，明白易晓，逐篇述其主旨，逐章言其大意，常有新解。朱熹以后，注释《诗经》者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也以《诗集传》为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和“诗教”传统对中国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毛泽东就曾写作数首四言诗，如《奋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等。1937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就采用了古朴典雅的四言诗形式。《诗经》里的一些诗篇在今天仍然是诗歌教育教材，如《关雎》、《蒹葭》、《伐檀》、《硕鼠》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二是纯粹的诗歌类读本，是指根据某种需要编选的各类诗歌选集、全集、总集之类。
《诗经》原本就是一部诗歌总集，本名曰“诗”或“诗三百”，孔子加以整理后用以授徒，虽然作为礼乐教育的教材，但并未改变其本来面目。西汉时“诗”被儒家尊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此后其文学色彩越来越淡，而经书味道越来越浓。
自两汉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诗歌的选集或总集就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就成为文士学习作诗的范本而广泛流传。如《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花间集》、《江湖集》、《唐音》、《唐诗品汇》、《唐诗解》、《唐音统签》、《名媛诗归》、《明诗综》、《词综》、《全唐诗》、《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这些诗歌选集、全集、总集往往规模浩大，适应对象也非常广泛。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北宋时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窜改，所收诗歌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对古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中唐时期，蒙馆塾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全唐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多首。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代一些诗人、学者还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类著作，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六一诗话》、《韵语阳秋》、《沧浪诗话》、《浩然斋词话》、《乐府指迷》等。
三是蒙学诗歌读物，是指专门为学童学习诗歌和进行文化伦理教育而编选的诗歌读本。
古代一些学者非常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如《咏史诗》、《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此外，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选集（如《文选》）和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学习诗歌的教材。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