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种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或表演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三．明确的信号
二ＯＯＯ年，新世纪开始，我的女儿大学毕业。正赶上计算机人才炙手可热的大好时机，所以顺利地当上了“白领”。
教师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我和妻子除了在学校授课，还做些家教，有时还到外校兼课，我还给一个教育网站写稿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到驾校报了名，卷入了“学车热”的大潮之中。
记得小时候“六一”节免费乘公交车，我总要站在司机后边感受开车的感觉；一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一边盯着司机换挡打方向盘；看司机能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操控得停走自如，真是叹为观止；以为除了开飞机开火车，开汽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了。
所以，我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有当诗人，当工程师之类；都没敢梦想过开汽车。
六十岁左右学车的人，或许都和我差不多，是要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梦。
我学车时闹过不少笑话，过环岛时，教练发口令说：
“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 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数字化”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这种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五．家庭利益
“妈妈”有一次问我们：
“一个假期的家教你们就能挣好几万块钱呀？”
“哪儿有那么多，不可能，有一千多块就不错了。”妻子回答。
“怎么不可能，报纸上讲的嘛！”
有报纸作后盾，我们只好无言。
“妈妈”的表情嫉妒而不满，像是抓到了我们隐瞒收入的证据。
解释与不解释一个样——明星大腕们面对小报记者大概就是如此。
妻子告诉我，在医院陪床的时候，“妈妈”说：
“我一直没把无敌当外人，他在农校上学的时候，我去学校看他，拿衣服回来给他洗。”
“还有一回无敌触电，是婆婆（外婆）救的他，给他做人工呼吸。”
过一会儿又问：
“无敌没跟你说过什么吧？”
“说什么？…没有呀。”妻子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确实，我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以前的事。而且，有过初中时因“后妈”遭人嘲笑的经历，我再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过有“后妈”，过去的事情更是不愿意再回想。
所以，她随便怎么说都行。
妹妹的公婆先后去世，留下一套房子。妹夫是长子，为人忠厚，将房子变卖后与兄弟们分了。“妈妈”提起这件事就忿忿不平：
“老太太活着时说好了房子给大孙女的，她那两个儿子胡搅蛮缠，非要插手。乐乐他们也太老实了！”
我接了一句：
“不给儿子直接给孙女，就是作公证都是很麻烦的。”
“妈妈”气犹未消：
“那怎么不行？”
一涉及到她的“家庭利益”，说什么也没用。
在这边，真正的“家庭利益”，他们早已安排完毕。
老二和老四，都从他们的“换房运动”中得到了房子；老三虽然搬了出去，但爸爸和“妈妈”住的朝阳区的房子留有老三的户口，这显然是给老三留着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调回北京时不让我们借住，是惟恐我“染指”他们利益的最后分配。
对于既成事实的不公，我并没有和他们计较。
因为我也习惯了。
我给女儿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孩在路边哭，一个路人看他哭得伤心，问他为什么，男孩回答：
“我丢了两块钱。”
路人说：
“别哭了，我给你两块钱。”
男孩接过两块钱，哭得更伤心了。路人不解，那男孩哭着说：
“要是没丢，我现在就有四块钱了！”
这个笑话其实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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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能只记住失去的，更要记住得到的。
我已经得到了“补偿”。我凭自己的工作和资历，享受了教育系统分给我的住房，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
但矛盾最终还是因“房子”而起。
本来，“妈妈”以为大事安排已毕。他们别无财产，把房子给她的儿子们一分，心也就塌实了。没想到他们朝阳区的住房面临拆迁，将有一笔拆迁费；而离休干部，又要发一笔购房补贴。这本来也和我没有关系，对我们，他们尽量回避这个话题。
对她的子女，她总还要交代一下。
“妈妈”说：
“我还欠老三一套房子。”
意思是说，这笔钱是给老三的。
老四的爱人一直看不惯他们的所为，此时说了一句：
“要是这样，你们对大哥也太不公平了！”
“妈妈”气冲冲地说：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别管！”
这是后来，老四的爱人对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其它的话，因为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听到的，我不想多述。
“妈妈”反而很生气。他以为，儿媳的发难肯定与我们有关，肯定与那笔钱有关。
有一次到他们那里，“妈妈”旁敲侧击地说：
“我们还没有死呢，就有人惦记我们的财产。我们有什么呀，家里就这点东西，我们总不能住到马路上去吧！”
“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要靠父母，那算什么本事嘛！”
爸爸在一旁又唱起了高调：
“毛主席就是伟大，要不是当年自力更生，啊…，那会有今天这么繁荣？自力更生就是了不起，了不起！”
我不理他们。此时和他们争论不明智，必要的时候我会表态。
对于过去的不公，我已经接受；爸爸“妈妈”的重新表态，让我对他们彻底失望。
作为长子的我，在工资微薄的条件下，对这个家十年资助，但是，在这个家里却没有我的一丝权益。
其实，这些权益我可以放弃，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做的。作为兄长，我不会和弟弟们争夺什么。但作为“父母”，起码也要对我说一句“对不起”。
但他们不。如同他们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无须作任何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
我不能再容忍他们的不公，我的自尊不允许。我的容忍已超过半个世纪，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一直相信以德报怨，但结果是——我愈让，彼愈妄；以德报怨反而成了对他们的默许和鼓励，反而成了取怨之道。
看来如孔子所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正道。
2004年，老二的住处拆迁，他得到了一笔拆迁补偿款，在朝阳区购了一套二手房。简单装修之后，邀请我去做客。我和妻子也带上礼物，祝贺他的乔迁。老二从离婚后一直未能重组家庭，一个人很不容易。
到了老二的新家，老四一家三口也到了，爸爸和“妈妈”也在。我和弟弟们说话，“妈妈”坐在一旁，一脸不大高兴的样子。
到了中午，大家一起到楼下的饭馆吃饭，正吃着聊着，“妈妈”沉着脸冒出一句：
“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
真是有什么病说什么病。
这句不阴不阳的话显然是冲着我来的。她没有教育自己子女的能力，却有“教育”我的癖好。
这次当着众人的面“教育”我，事出有因，分明是一次挑衅。
是我表态的时候了。
我看着她，针锋相对，也给她“务虚”：
“一个人不能太自私，太自私的人其实会失去很多。”
“金钱买不到亲情，有些人却为金钱失去亲情。”
我的这两句话，这种智小谋强的人未必能听得懂。
我的这番话一出，她一时无言以对；当着众人的面驳斥她，这还是第一次。
弟弟们不好说什么，爸爸正襟危坐，欲言又止；弟妹和妻子用别的话岔了过去。我也就此点到为止，不想扫了老二的兴。
回到家里，我思来想去，心潮难平。
我要的是公正的态度，还不是实质上的公正，他们就向我泼起了脏水，而这脏水，本来是他们自己身上的。
无德寡知，父頑母嚚，我还能说些什么。
晚上，我躺在床上，五十多年的经历像电影一样慢慢回放。
从叫第一声“妈妈”开始，我进入这个家，却一直被排斥在这个家之外。不让弟弟妹妹叫我哥哥，我却必须叫她“妈妈”；我脸上的几条抓痕虽愈，心灵上的抓痕却一条条历历在目。我本想忘却，但他们不让我忘却。
想到受欺负的奶奶，苦命的母亲，失怙的姐姐，我更是一肚子的愤懑。我要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为自己，也是为别人。
将近六十年，该结束的应当结束。
我不会乞求公正，但我要还他们以公正。
作家巴金在《再谈探索》一文中说，他拿起笔是因为：“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 写出来能够“安静自己的心”，可以“救人、救世、也救自己。”
我不敢自称作家，但作家的这种心情我感同身受。我要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安静自己的心。不敢说救世，但我要唤醒人们对继母问题的关注，或许能够救救孩子，连同救救还有救的大人。
六．回到起点
我打开电脑，“奋笔疾书”；我给我的自传起了个名字——《母爱的阴影》，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章的初稿。我用电子邮件把它发给了在网络上的女儿，通过MSN（。 Messenger Service）的对话窗口，我们进行了无声的对话：
我：“你看了我写的吗？”
女儿：“看了。”
我：“怎么样，是不是很可笑，看到我小时候尿床？”
输入这句话时我一阵心酸。在写第一章的过程中，我几次止不住落泪。
女儿：“不，我能理解。回忆是痛苦的，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是一种解脱。”
多么懂事的女儿。
我：“我一定把它写出来，将来做一个‘小白菜’网站。”
我给自己打气。
女儿：“好的，我支持你。”
我：“你帮我排一下版，打印几份，我有用。”
女儿：“行。”
妻子看了第一章的初稿，感慨道：
“过去的事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我也奇怪：那些遥远的往事，好象寄存在一个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