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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职业惧乐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尽管当时成立的是职业惧乐部，但是在操作上却没有接职业俱乐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码一点，应该是合同在前，履约在后。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工资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给我“定”的。当时我以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见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是非常的初级。
当天会议结束后郁知非告诉我，体委已经通知队员，明天上午9点钟到江湾基地报到。此时，我的教练班子也准备妥当，桑廷良和顾兆年当我的助理教练。在确定我为申花队主教练之前，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我和桑廷良、顾兆年已经碰过几次头。我向他们透露过我有可能搞中花队，并告诉他们，如果我当中花队主教练，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桑廷良了解球队，顾兆年积极肯干，我对这个班子很满意。
他们向我透露了队伍里的思想状况：一，一些老队员有想法，说根宝上台后不用他们，怕被淘汰；二，年轻的队员思想有波动，因为当时队伍已经有29名球员，一些年轻队员有点泄气；三，听说徐教练管得太紧；四，俱乐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当时阿克发队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队也不过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我对他们说：一，我们不要怕乱，要乱就让它乱个透，我们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惧乐部提出改善训练和住宿条件；三，与队员多谈心；四，把食堂、医务、管理人员配备整齐。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是全队报到的时间，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7。风雨中开始
在回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到江湾基地去过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而这次是以主教练的身分进入江湾基地的。我早早地来到了江湾，在各处转了转。球员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间，赃兮兮的蚊帐横七竖八地搭着，房间里又乱又脏，地上满是垃圾，甚至烟头。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江湾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毕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这个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为这个城市足球队的主教练。来到队里的会议室，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球员们。
9点半到了，陆陆续续来报到的球员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原定11点钟开全队会议，在会上我与王后军进行交接。但是过了11点，仍然还有小部分球员没有到。这样一个开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还是忍住了。对大家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
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报到。这支队伍纪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风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一些迟到的球员向我诉说理由，有的说是堵车，有的说不知道几点报到。我没有说什么。心想，要尽可能地冷静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布开始开会。
王后军先讲话，他说上海队原名上海阿克发队，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上海申花队，他的教练工作也结束了，由根宝来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王后军讲完后由我讲话。我开口便给大家提了几个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讲普通话，这从我开始做起、第二，从现在开始，上海阿克发队变成了上海申花队，我是主教练，桑廷良、顾兆年是我的助理教练；第三，队伍刚成立，事情有很多，队员也有各种想法，这都是正常的。外面传说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问题可找我们教练谈。第四，队员中有伤不能练习的，以后向顾兆年提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一天两练，上午身体训练，下午分队比赛；第五，今天规定是9点30分报到，但准时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现在，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到，可能有的球员在家里没有通知到，现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点30分报到。
开完会我们马上去训练。天正下着雨，我问队员过去下雨天在哪里练？
队员说在体育馆里。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就在雨里练。
说完，我就让大家回房间准备，马上下楼进场地！
那天，雨下得比较大。桑廷良对我说：“怎么开会也不多说说，提提要求，就这样拉出去练了？”我说，我的要求都在场上，空话不说。这天大家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还是练得不错。说实在的，没有制订正式的训练计划，第一场练习狠难练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艰苦的训练来给大家一个认识，我们从现在开始已是职业队了，职业队就是庞该与过去不一样。这场雨不得正好。训练结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刚打完比赛。我不知道球员们对这第一堂训练课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应该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这一天，几个老队员如张卫华、唐全顺、林志桦、郑彦等没有到。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球员没有报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队员们从心底里对我有抵触情绪，或是对我这个“外来人”来点“下马威”、“杀威棒”之类的把戏。于是，我决定不等了。时间一到，马上开始训练，我依然像过去在国二队和国奥队一样地要求。在场上大声地喊着，催促着球员们努力地去争球。
训练完，我又开了个短会。我说，昨天9点30分有不少人没有到，今天9点30分又有许多人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尊重。我希望没有到的球员能够向我们教练说明原因。这一天里没有到的球员中，有唐全顺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为前一天雨中训练受了点凉，回家后发烧了。
来来去去，队伍始终到不齐。我在申花队头两天的训练，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时，没有什么训练上的具体要求，对我来说，有多少球员来训练，是最为重要的，至少说明谁是愿意跟着我这个教练，愿意在我们这个申花队里干下去的。这里还有一种信任。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种“较量”，一种无形的较量，考虑了再三，也为了争取更多的队员能留下来，我再一次宣布，如果明天还不能按时报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卷铺盖走人！我想借来训练的球员把我的话传给没有来的队员，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击。
我接手的居然是这样一支散漫球队，如果没有好的作风、没有意志力，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我要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便是把这支队伍整顿好，让他们有严明的纪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有朋友对我说，根宝，这是上海队，不是你过去的国奥队，你不能用过去的那一套来管理这支上海队。应该有所不同啊。我说，比赛场上，对手是否会因为你是上海队而放松压力？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是上海队，人家踢得更凶！
第三天，愿意留下的都没有迟到。我想，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应该紧紧抓住。这是申花队的基础！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势，狠狠整顿，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一定要带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硬朗的球队来！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8。七名老队员不想干了
但是三天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些老队员提出不干了。
上午，守门员贾春华来找我，提出他不想干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徐教练上台才不干，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对这项事业并不由衷地热爱了。但他又说，我能跟着队活动吗？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对你自己的事业不热爱，还跟着队干什么？”我又说：“你打万宝路杯赛时守住了5个点球，龚副市长专门奖了你1万元，你能白白地把这些荣誉都丢掉吗？你再回去考虑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门员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干了。蔡建林没有找我，而是通过桑廷良来跟我说的。那时我们一共才只有这两个守门员，都走了，谁来守门？我挺生气。但又想，为什么一天之内两个守门员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在俄罗斯找了守门员库茨，他们感到有威胁了？我向郁知非汇报，又给金永昌主任作了汇报。当时球员的关系都还在体委。
金永昌让我去他家里谈。金主任对我说：“体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队员真不想干的也不要勉强，但不想干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还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们做了工作后，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来。但是，仍有一些老队员不想于。我对此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从小就与足球结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的层次，就这么轻易放弃，不可借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决定亲自找他们谈。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个不错的球员，很有实力。尽管我没有亲自带过他，但曾经把他列入国家集训队的名单。我告诉他，一，你的年龄还不大，还能踢球；二，你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现在你的水平还够得上入选国家队，三，你也入选过我的国家集训队，我们应该还是彼此了解的。鞠李瑾点头同意，表示愿意跟随我于下去。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训练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后又病了。我让桑延良去看望他，他发着烧，看上去很虚弱。最后他还是表示不想干了，说主要是身体不好。到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只得同意。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上了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跟着人家做生意。我说当初我们一起干有多好，你条件好，正是当打之年，退出去，多可借。我们都为你惋惜。言谈中，他也流露出些许遗憾。
人生就是这样，机遇可遇不可求，错过一次，也许对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与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也许他认为那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我祝愿他走好。
我还找了王钢。王钢是队长，忠厚、老实、不善言谈。成耀东对我说，现在这支队伍还缺右后卫，王钢是个不错的人选。王钢无论从年龄还是实力上讲，都是可以用的。再说他是老队员，在队伍里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队里，像王钢、李龙海、林志桦、鞠李瑾，包括唐全顺等，应该说都有作用。
说起来我与王钢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的父亲与我的弟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平时对我弟弟挺照顾。1983年王钢入选国家队时，正好我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我训练过他的。我对他说，作为一个老队员，我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再踢几年。我还向他提出，纪律上和生活上要对自己抓紧。因为我听说以前这些老队员经常是称兄道弟，香烟相互递来递去。
王钢当时表示愿意留下来。几天后，他和妻子一起到队里来，我又把这些话对他的妻子讲了。那天，他带着小孩，我还让顾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宝送到他的车上。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钢心里非常矛盾，大顺队想要他去，他也动了心，只是还没有告诉我。后来，王钢还是离开了我们去了大顺队。
三年后又相见时，我们已是全国冠军了，王钢仍在甲B球队。他的太太责怪王钢当时不听我的话。他默默无语。
虽然王钢和几个老队员先后离开了申花队，去了大顺队，但我还没有忘记他们。1994年年底我们与德国凯泽斯劳膝队比赛时，后卫线人员不足，我从大顺队借了张卫华和王钢来。他们两个在队里的训练相当努力，也非常遵守队里的纪律。
我找的第三个老队员是李龙海。李龙海在队里是出了名的老黄牛。他平时话不多，但踢起球来非常认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对他说，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家都说你是老黄牛，队里也需要你这样的骨干，如果你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他也很爽快，说希望能够帮助解决房子的事情。他说他的年龄大了，没有几年好踢了，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老队员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是合理的，便答应他向俱乐部反映尽力解决。李龙海人很实在，工作也好做。在谈话之前我就得到“情报”说，他愿意干。
林志桦来了。这是上海队的另一位老队员，踢中卫位置。说起来，他与我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林耀清是我的启蒙教练，从感情上讲，对他我应该特别对待。当时，我已经考虑好为他留了个位置，让他去当青年队的教练。由于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因此我的谈话也直截了当。我问还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话，可以去当青年队教练。林志桦说，他是上海队的助理教练。我说，那时是体委时期任命的，现在球队关系从体委变为申花集团，老板换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当一名好教练，总要有个过程，我认为从抓一些小队员着手，对自己积累经验非常有用。现在就想当一队助理教练，恐怕不太现实，而且也不可能。
我说，我从国家队下来后，到少体校当教练，培养了高洪波。那时我完全是业余的，就连饭也是自己做，没有人帮忙。两年后我去山西队，后来又到云南、火车头带队，然后再去体院读书，我认为这一段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还没有一个教练上任韧便当一队教练的，你还是从小搞起比较好。
林志桦也很通情达理，我们的谈话气氛非常友好。最后，林志桦说要考虑一下，我同意他考虑几天，后来他还是没有来。
张卫华是我第五个谈话的队员。张卫华身体条件好，头球不错，是后卫线上的一把好手，而且对他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他与成耀东一样，是我组建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说起来也算是“嫡系”了。我对他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的优点，接着也提出了批评，我问他第一天训练时为什么不到？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愉快。张卫华提出的条件很现实，一定要解决房子问题，否则就不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这要看俱乐部。如果你要干的话，下午必须到场训练。他说他没有带鞋，我说我给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没了，没打招呼就走了，对此，我很生气。
郑彦也应该来报到的，但他年龄的确大了，自己也认为踢不了，干教练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来了。
唐全顺在上海队里是一个有灵气的射手，经常得分。但那几天他一直没有到队里来。直到我们训练的第4天，他终于露面了。我说这个时候你来干嘛？他笑嘻嘻地说我来看看。我说：“三毛（他的外号），我这次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来不来？”他仍说：“看看再说。你可别开玩笑呵。”我说我不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的。结果他还是没有来。
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为这些老队员的事非常操心。我一个一个地与他们谈，是想能够“争取”几个留下来。毕竟，这些老队员无论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他们留下来，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来来去去的问题上，我对老队员一直留有面子，并希望能争取一个是一个。
正在这时，已经在队里训练的邱京巍，也不来了。邱京巍是队里的前锋，说实话，我很用得着他。他忽然不来了，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邱京巍的退出，是怕自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