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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说：“放弃吧，不要为难自己！”
脚说：“去看一眼吧，反正我不怕累。”
头脑说：“你怎么不听我的良言？”
脚说：“是心要我这么做的。”
心说：“就算人不在，死心了好做别的事。”
我还是爬上位于田家炳教学楼的五楼，我们系主任的办公室。我没有古人的气魄：“你过来，是礼贤下士；我过去，是趋炎附势。”所以，我趋炎附势来了。门开着，牛教授竟然在。我敲了敲，他抬头看见我，问：“什么事？”
“老师，”我走到他面前，说：“我讨债来了。”
“我欠你什么债？”
我噘着嘴，说：“您答应请我喝酒的。”
“我现在没时间，我们先随便聊聊吧。”
办公室没有其他人，我也无所谓。
“我最近忙死了，太多的事，真烦！你们班同学对上课老师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
“那你们怎么经常不上课？”
“我们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关心，我们就等着毕业。”
“你们怎么那么颓废？”
呵呵！我想起牛教授在我们班上大发脾气，说：“你们班怎么死气沉沉的，一点活力都没有？抬头！挺胸！年轻人应该有斗志。”
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我们也曾经激情澎湃，但是每天被无聊的课堂摧残，我们就像困兽一样。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自己，我们私下用功，不在外表标榜自己。我们不爱上课，但我们学自己想要的东西，学英语，学电脑，有的同学还考自学考试，多拿一个文凭。这一点牛教授看不到，他对我们的观察简单粗糙，他只对肉眼看到的作出判断，他与人的沟通方式很简单，要求别人跟着他的思维转，即使提出异议，也要他喜欢的方式。他总说我们没有思想，弄得班上的人都很反感，“就你有思想？”他习惯了张狂的表达方式，但我们资历太浅，我不想假装不驯，外表的桀骜和叛逆，只能说明我内心的空虚，在他这样阅尽人世的大人面前，我们表演不好轻狂的角色，踩过了界，更加会暴露自己的浅薄。
“那张课程调查表你们填了吗？”
我笑了一下，那张调查表，上面列的都是系上的招牌老师，我们不可能说人家的坏话，因此祖国山河形势大好，我们系的局势安定繁荣。谁看得到调查表的背后？我们一年有几个好老师上课？系上总是批评我们太依赖好老师，说大学里是自学的地方。敢情我们花那么多钱，跑到S大租场子自学来了。他们是混淆“自觉”跟“自学”的概念，我们很自觉地学习，但也需要好老师的引导。跟这些领导，真是说不通，他们的想法比我们还幼稚。
“你想说什么就说。”
“那张表跟我们没关系。”
调查表确实跟我们没有关系。一个人最痛苦之处，莫过于做一只困兽，被笼子外边的鼠辈奚落。就像动物园的狮子，不幸地被人当作猴子戏耍。人类还期盼着你对他感恩戴德，否则就辜负了人家一饭之恩。我们的外表日渐憔悴，看似枯萎，实际上我们的内心因为笼子的缝隙而狂热。我们自己想办法自我救赎。
“什么跟你们有关系？”
“什么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只等着毕业。”
“那你们也该为将来的学生做点事。”牛教授说：“我准备哪天到你们班聊聊，听听大家的意见。那些不好的老师，就不让他们上课了，再怎么也不能耽误学生！”
“不好的老师多着呢。”
“有那么严重吗？”
“哼，一个不懂法律的老师，给我们上法律逻辑，还副教授呢！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站在台上给我们读课本，他以为是教语文呢。开什么《自然科学概论》，没有老师就拿没有用的课敷衍我们。”
我一说就激动起来，忍不住满腹的怨言，他淡然地看着我的失控。
“我也正在联系，希望能请到一些好老师。咱们系的状况应该改变了。”
“有用吗？”
“只要去努力，怎么会没用？”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们再约个时间吧。”
“您不会又失约吧？”
“我也就失约了三次。”
我说是四次。一次次地数，第一次是专家，第二次是朋友，第三次叫我去他家，人又不在。上学期约我喝酒，又爽约了。一提这事，我满腹委屈。
“记得那么清楚？”他微笑着说，语气上并不当一回事，我纵然一肚子气，也发泄不出来。他把我当一个小孩，中国的大人就是不顾小孩的感受，他们不会把小孩的情绪当真，如果你挥着拳头说，“我已经长大了！”这个行为本身就很孩子气。
“我很受伤。”
我以为他会像保护西藏的小乞丐一样爱护学生，但他淡淡地说受伤才会慢慢成熟。看来，受伤不一定得到安慰，有的伤口只能独自在角落慢慢舔舐。
“好了，我会跟你好好谈谈的。”
我不信任地看着他。一开始我就错了，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以为可以跟他保持同一高度，为了追逐他的长腿，下了自己的台阶，才发现自己如此矮小，如此微不足道。回过头，我连自己的台阶也丢了，真令人沮丧。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
“那您理解我吗？”说这话的时候，我像个怨妇。
“我觉得别人应该理解我，我不太去理会别人的想法。不是针对你个人。”
我突然了解了自己的困境，当初走近他是以为抓住了他心灵上、思想上的欠缺，同时以为他从善如流，以为我和他是一类人，只是活着的方式不同。我的细水长流正好补充他为了张扬个性而忽略的东西。但是在他面前，我陈述自己的困境都表达不清。我本来想表现自己的明智，但激烈的情绪让我语无伦次，让我在他面前表现得像个泼妇。
我早就该明白，牛教授太自我。在他“舌战群儒”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论证华丽而空洞，没有说服力，我不能被他的思想打动，仅仅为他的个人魅力折服。我一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当同学对他越来越不满的时候，我一厢情愿地为他设想了很多理由。今天看来，被人理解，他视为理所当然；不理解他的人，也不配与他为伍。
我们约了个时间，我并不相信他，他只是叫我别再摇头晃脑。我要了他的电话（他刚买了手机），到了那天，我会打电话确认一下。
三十九、“美丽的女奴”
“牛教授去你们班了吗？”我问寝室的姐妹们。
“他到我们班干什么？他又不上我们的课！”周晓敏说。
“他说要改革，问一下你们对老师有没有意见。他在我们班已经问过了，没去你们班？”
“改革那么容易？他一个人说话有什么用？”
“改革，那何艳霞方明上哪吃饭？”
“他说要请一些好老师。”
“有好老师也轮不上我们。”
她们都不以为然，其实我也不信，我也在观望。
但是我有时候会苦闷，苦闷的时候我就看着牛教授的电话号码。我不想给他打电话，我没什么重要的事，莫名其妙打给他，他一定会烦。
我忍住，忍到我们约好的那天。那是国庆后的一天，我悄悄坐在花坛边打电话，这样的话，即使我被爽约，也有个僻静处收拾心情。
下午六点半，我走进牛教授乱七八糟的家，他让我随便坐。我找了沙发的一角坐下，他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我，拿出一瓶啤酒，说：“我家没有杯子，咱们就对着瓶子喝吧。”
他咬开瓶盖，递给我。我接了过来，喝了一口。
“你为什么想找我？”
这个问题，我也问了自己无数次。
“因为您是性情中人。”
他笑了一下。我接着说：“我以为性情中人，可以超越年龄，超越性别，可以超越名利地位。但是……”
他挠了挠头顶的乱发 ，说：“我为什么要和你交流？因为我看了那本你送的书，我很感动，我觉得应该跟你好好谈一谈。但我没想好怎么样交流。”
哦，敢情我被爽约是他故意的。
他微微一笑，没有否认。“我觉得应该对你负责，对我自己负责。”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人很艰难，所以企图和我命运接近的人，都要有承受艰难的心理准备。你想好了这个问题，再来找我。”
怎么说呢，我只想与他交个朋友，我对朋友的界定很苛刻，但我觉得朋友要紧的是精神的交往和心灵的默契。我听不懂他言辞间的含义。
他说，他讨厌女权主义者，讨厌人张口闭口“平等”，为男性朋友他可以两肋插刀，而女性朋友对他而言，只能是“美丽的女奴”。
我瞠目结舌。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主张“平等”。我从不主动向徐文清伸手要钱，我并不指着他吃饭，不需要对他卑躬屈膝。我反对“奴性”，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大女人”，牛教授却是绝对的“大男子主义”。这点我们相去甚远，甚至不可调和。
但是，奴性是什么？
他说不是对名利、地位、金钱的奴性，而是对英雄的臣服。不是强权所致，而是出于自愿。因为没人能强迫或者说服别人做奴隶。
我发现我也是个相当自我的人，不轻易被别人说服。我不敢信誓旦旦说我决心承担他的艰难，也不随便低下我的头颅。我根本不能领会他说的话，不想就这样下结论。但我也不甘心被我不了解的东西吓住。光凭他的几句话，我不能理解他的言行。我希望进一步了解，自己做一个判断。
他说女人不该有那么多判断。
我发现有样东西堵着路，我没办法跟他进一步交流。但我不甘心，我觉得他的门应该开着，允许我观望。我希望他的门永远开着，我也许一辈子再也不找他，也许毕业两三年后，也许十年以后，我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我再来找他。我不想过早下结论，不想现在就把话说死。我希望他的门为我打开，但我不想他为我打开门，只因我是他的学生。
我提到何斌，不明白那个人怎么配做他的学生。我不屑与彼人为伍，所以不愿意做他的学生。
他说那个人，把周围人的坏话都说尽了，以贬低别人来表现自己的清高的人是浅薄的。他很厌恶这种人，但他是一个老师，对学生应该宽容和爱护。
我说我不要做这样的学生，就算是学生，也要做他独一无二的学生。我不要接受他施舍何斌的“宽容和爱护”。
他说做独一无二的学生，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不敢下定论，我骨子里有没有对英雄的崇拜，我不急于判断。他的描述太抽象，太片面，我理解不了。我不想预设一些可能性，也不打算询问别人，我怕左右了我的判断。
他说他一眼看穿了我，该说的他已经很坦白，没有说的，是对我，对他负责。这已经不是老师和学生的立场了。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智力有限，理解不了他话外的含义。
“你是一个好女人，我被你感动了。能遇到你这么一个有灵性的人，使我对这里不那么讨厌。我一看到那些实用主义者就烦。”
但是，我的阅历尚浅，无法理解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判断。
“看了你送给我的书，我觉得你心灵上有纯净的东西，虽然你多少被女权主义毒害了，如果有一天你丧失了这些纯净的东西，我会感到很悲哀。”
能读懂，能欣赏《小王子》的人，不会和我太遥远。
“希望你将来遇到一个好的英雄，不要嫁给一个懦夫。”
“我男朋友不是懦夫。”我习惯地说起了谎言。
“那你就不需要在我身上花费时间，你应该把精力用在你的爱情上。”
我有男朋友跟与他交流有什么矛盾？我不太明白，却问了另一个问题：“老师，师母是不是最美丽的女奴？”
“其实我不适合结婚，我的心太动荡，我向往着地平线。”他笑了一下，说：“我一直都很招人。”
“您见过的女人很多？”
“是的，她们有的如同天边的彩霞，在我的心上飘过。”
我可不愿意做天边的彩霞。“花园里有五千朵玫瑰，我只要一朵就够了。”
“我要整个花园。”
但是，我不愿意做五千朵玫瑰中的一朵，我要做独一无二。
“如果我们只做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我只能说这些。如果你想要做要好的朋友，你必须做‘女奴’。”
我知道，很多“大人物”都有“红颜知己”，古人最得意的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他们连喝杯茶都要“素手汲泉、红妆抱雪”。美丽的女人就像男人背后默默无闻的影子，就算有点名气，也只是樊素的口，小蛮的腰，从没听过某某女人的思想。我最自负的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作个唯唯诺诺的女奴，不是我的本性。
“我很高兴遇到像你这样的人，让我对这里的人多了一点信心。我也很遗憾我们之间存在差别。”
他说平等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我不知道法律意义之外的平等是怎样的，有很多我不能想象，不能臆测，不能判断的东西，因而我不能下结论。我喝了一瓶啤酒，就上了两次厕所，真是丢人。我的脑子很乱，需要重新组织一下。请原谅，亲爱的朋友们，我决定停止叙述，太多的事我想不明白，我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去想。
四十、我生病了
我感冒了，强撑着上课，以为挨几天就过去了。但是一个星期都病恹恹的，不见好转。周末，我这个样子，没有心肠做饭，就没有到徐文清那里去。杨爽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寝室。她就到寝室找我，一看我脸色很差，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说我感冒了。
“吃药了吗？”
“没有，我以为自己会好，可过了一星期了，还在头疼。”
她摸摸我的头，说：“有点烫，不会是发烧了吧？”
我也摸摸额头，说：“我就觉得头晕，呼吸喷着热气，而且便秘。”
“你有温度计吗？”
“没有，我很少生病，哪有那玩意儿？”
“走，我们去医院看看。”
她扶着我下床，周日，她说去校医务室。我说不去，上次我感冒，症状还没说完，那些人已经刷刷替我开了药，药才4毛钱，挂号费却1块5！她带我到学校附近诊所，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问我怎么了。杨爽说可能有些发烧。医生给了我一支体温计，让我量体温。确认我真的发烧，医生问我打针还是吃药。我说什么快，她说输液快，我说那就输液吧。我生平最怕吃药，有一次嫌吃药太苦，就把药丸塞进果冻里，整个吞下去。想想都好笑。
输了液之后，杨爽扶我回去躺着。她把买来的体温计放下，让我随时注意量体温。我在床上躺了一天，饭也不吃。晚上，杨爽来看我，问我量体温了吗？我说没有，我不会看体温计。她白了我一眼，给我量了体温，说我还在发烧。“你不会是得伤寒了吧，听说最近流行，我们学校好多学生都传染了。”
“不会吧！”
“我们到校医院去，让医生给开个条子，到省医检查一下。万一要住院，有学校医生的条子，才能拿医药费，要不然你就得自己先垫上了。”
我哪儿有那么多钱住院？我跟她去了校医院，医生问了情况，给我们写了“转省医”的条子。杨爽陪着我打车到省人民医院，挂了急诊。医生问了情况，说可能是副伤寒，决定给我先输液，详细情况明天观察了再说。
杨爽陪了我一个晚上，不知道医生给我输了什么药水，我这个不怕打针输液的人，也觉得疼痛难忍。杨爽就把药水调得慢一点，好像好多了，不过输液时间就漫长了。
早上，杨爽回了学校。中午，她带着我们班长来看我，还顺便给我拿了洗漱用品。我还是没有退烧，医生就说需要住院。护士把我扶到轮椅上，转到传染科病房。班长说不用担心，医药费他会去医务室拿。杨爽连连说拜托了。
医生来查房，说我们G大的食堂是不是不干净，已经传染好几个学生了。我们病房里就有个一个G大学生，外语系大二的，比我早来一星期，都已经快好了。他拿助听器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