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迁升、改调的司局级位置。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词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以及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皇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乃心之体”说，直面人世，不当驼鸟，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宪成既废，名益高”，慕名前来求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就与兄弟就在自家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夫人朱氏则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如归家中。
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煌。那也是末世的奇景了——有一部分人因苦闷而苦读，以求精神上能找到一扇窗子，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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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2）
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他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东林书院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四月十一，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初九告竣，共用白银1200多两。首倡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即所谓“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了最初的学术团体。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万古绝唱——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具有现代学院的气氛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名大著”，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之民变的征兆。其影响到达京师，部分正直官员也与之遥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远因。
——社会是熔炉不假，但它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良心化为渣。当一个社会腐败到极致时，就会煅打出铁一样绝不屈服的人物！
然而，好事多磨，历来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东林书院受政局牵连，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廷臣中围绕亲东林党的官员李三才的褒贬，掀起了大政潮，就他能否入阁的问题发生激烈党争。掌京畿道的御史徐兆奎首攻“东林党”结党营私。不少士人心生惧意，不敢再与东林书院有瓜葛。
顾宪成则不改初衷，独力支撑，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照旧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绩）之年。是时，尽管有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主持其事，希图化解纷争，澄清吏治，但万历皇帝仍听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词，对东林官员实行打压。这次京察之后，邪党成员趁势而上，纷纷占据要津，朝局愈加恶浊。
这时参加东林聚会的人数也呈现锐减之势，仅“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者而已。次年，顾宪成抱恨去世，享年62岁。留有著作《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商语》等。
明代的士风，也就是廷臣的节操与风气，到嘉靖初年还都比较正。经过嘉靖一朝的乌烟瘴气，士风开始大坏。官员们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居然都不以为耻了。
就在东林党崛起的过程中，一批品质污浊的官员也纷纷结成“党”，时人往往以他们的籍贯名之。比如，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城人）；昆党——领袖为顾天峻（昆山人）；齐党——有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等人；楚党——有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等人；浙党——有姚宗文、刘廷元、沈一贯、方从哲等人。其中以浙党的势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内阁首辅。而齐、楚、浙三党又以科道官员（监察官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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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3）
这些“党”虽然彼此之间也偶尔互掐，但在对付东林党的问题上却是一鼻孔出气，不分你我。他们“声势相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通鉴》）。
在万历末年，东林党与邪党互斗，波澜迭起。双方激烈纷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争国本”，也就是皇长子常洛的太子名分问题。东林党是拥护常洛的死硬派，拼死抵制了郑贵妃想立自己儿子福王为太子的图谋。此后又有“三大案”之争，也都是由万历死后皇帝谁来做这个敏感问题派生出来的。
二是“李三才入阁”之争。李三才的资历比较老，是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的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务，历任凤阳等地的巡抚，《明史》称赞他“英迈豪隽，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他有名望，有务实能力，亦有正义感，曾劝谏万历撤销为害百姓的矿税太监。顾宪成在吏部的时候，就曾力荐他入阁。但是邪党一哄而起，给他加了“贪、险、伪、横”四大罪名，说他“借道学为名”，“党与日甚”（《明神宗实录》），暗指他与东林结党。
工部郎中邵辅忠甚至捏造说，世人“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邪党揣摩万历皇帝长期懒于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这种舆论。顾宪成此时已经下野，他见势不好，便给叶向高等人写信，申明事实，“论救淮抚”。但不料却激起邪党更大的反对声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机。最终，李三才不得不连上十五疏告病请辞。
此后，邪党官员怕他东山再起，又挖出他“盗用皇木”（修建皇宫用的木料）营建私邸的丑闻，将李三才彻底搞垮。顾宪成在名誉上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满朝诽谤中郁郁而终。
为此事，邪党在攻击东林党时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万历邸抄》）。“入党”一词，大概就发源于此。东林党在这件事情上比较被动。
三是争掌握“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门官员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皇帝对他比较信任。在他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经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浙党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善类为之一空”（《明通鉴》）。
东林党的翻身，是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继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东宫伙食科科长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人才和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做到。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皇帝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么？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1）
想在大明的最高政治层面上称霸，魏忠贤与客氏起初所具备的优势，仅仅是天启帝的恩宠，这其实是不够的。明朝的政治，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皇帝说了算的。
明朝这部国家机器运转了200多年，限制着皇帝为所欲为的有三###宝。一是礼法，也就是孔孟的那一套。不过纸面上的大道理很难约束大活人，所以就有了第二宝——祖制，是自朱元璋以来的历朝祖宗定下的制度。但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它本身不具备紧箍咒那样的无限法力，因而就有第三宝——建言机制，这是皇帝与廷臣在长期共同执政中磨合出来的一套体制。
皇帝你可以胡闹，但臣子我也可以批评。你可以不听批评，但你却无法消灭批评。因为批评的机制在，为批评而设立的官制在，谁也不敢把它取消了。就连对廷臣的批评最感到厌恶的万历皇帝，也只能以不视朝来躲开批评。也就是说，一个明朝的皇帝，只要正常地出来工作，他就要听廷臣对他的批评。
虽然也有残暴的“廷杖”，但以古代的文明程度来衡量和评价，这不过是皇帝对胡乱批评的一种惩罚和制约，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没有哪个大明皇帝公开讲过，要取消舆论、取消奏疏、取消邸报、取消内阁辅政制度，一切都由我来暗箱操作。
正因为如此，魏忠贤与客氏的政治图谋，在内廷坐大不难，如果想逐渐控制朝政的话，就面临着种种风险。他们俩就是爬得再高，也高不过皇帝呀！
再者，这二人的身份，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本来是伺候人的人，凭什么一跃而成为政治主宰者。明朝体制就是再民主，也要讲个资格与程序。
然而，所谓公正的历史，往往是由无数荒谬的细部组成的。客、魏开始时只有固宠的小小野心，而大大的幸运，却接二连三地找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很快就有人投奔。
这不奇怪。王安一死，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再无他人，只有魏二爷。现在，魏忠贤就成了全明朝拥有政治资源最多的人。按理说，客氏比他还强，与天启帝的渊源比他还深，而且又识字，记忆力还在他之上，但客氏不幸是个女人，又不想像武则天那样“牝鸡司晨”，所以客氏的资源全都用来给魏忠贤加了分。
宇宙中有一些规律，是雷打不动的，就叫做“宇宙定律”吧。“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的永恒定律之一。只要有资源的地方，就有人来投奔。尤其是在明朝的内廷，赤裸裸的就是个权力场，道德礼法很薄弱。魏忠贤这杆大旗一竖，扑过来抱粗腿的就大有人在。
内廷里的几个“大珰”，很快就成了魏忠贤的心腹。我们这里择其要者，先来说说他在内廷的“五虎上将”。
头一个，就是王体乾。他是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人，入宫的时间很早，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还在的时候就进来了。先在杭州织造太监孙隆的名下。他的为人，史书上称“柔貌深险，其贪无比”，同时又好读书。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极难对付。
熬到了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王体乾升了文书房，有了一点儿起步的资本了。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的关键时期，他以重金贿求李选侍心腹太监李进忠（这是哪一个李进忠，史家多不明说。按理应该不是魏忠贤，因为魏那时虽然也属于李选侍心腹，但本人位置并不太高），如愿升了典玺局掌印太监，成了二十四衙门的头儿之一了。一个月后，又升司礼监太监兼御马监，成为内廷里显赫的大人物。
移宫案发生后，李选侍倒台。魏忠贤“跳帮”跳到客氏的船上，咸鱼翻生。王体乾也身手敏捷，“跳帮”跳到客、魏的船上。实际上，那时王体乾在资历和位置上要比魏忠贤高得多，所以魏也乐得拉拢。王体乾了解魏忠贤参与盗宝的内幕，知道他已经将罪责推给了另外那个李进忠，于是建议魏，干脆将李进忠杀了灭口算了（杀没杀无考，但主意够毒的，翻脸就不认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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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2）
到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夏季，三人密谋杀王安，客、魏送给了王体乾一顶内廷最高的官帽（因魏忠贤不识字，所以不便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在新船上终于站稳了，王体乾从此“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明史》）。
魏忠贤找到的这个帮手，相当称职。古代操纵政权，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不然奏疏都读不下来。在“阉党”中，给魏忠贤拿主意的，就是王体乾和李永贞。碰上需要皇帝亲笔改动内阁票拟的时候，就由王体乾一个人面奏，告诉皇上怎么改为好。
王体乾对魏忠贤始终忠心不二，在司礼监的文件上，年月之下，是他和魏忠贤的名字并列第一排，第二排才是其他人。
他实际上是“阉党”的重要谋主，在皇帝前面口述文件内容时，指名道姓，滴水不漏。魏忠贤完全是通过他来左右皇帝的意愿。人有多阴险，主意就有多阴险。在震动朝野的杨涟事件、万燝事件中，这家伙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而且还建议天启帝恢复廷杖，说他万恶不赦一点儿都不冤枉。
第二员大将，是李永贞。他是通州（今北京通县）富河庄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史载他“性贪好胜”“贪愎猜险”。5岁时自行阉割，估计是老爹早就想让他当宦官。可是到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