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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著名的口号，在1984年经邓小平首肯后，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口号，也是当年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
这一口号的提出者，是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的袁庚。
其实早在1982年，这句口号就已经见诸报端。1982年12月22日的《深圳特区报》头版，一篇题为《从南山到大鹏湾》这样写到：
1982年深秋，全国各省市外贸代表团来深圳参观，在蛇口工业区，袁庚谈了这么一件小事：一个财会人员收到一张支票往抽屉里一锁就下班回家去了，而在香港，人家则是赶忙往银行跑，连夜存入自己的账户。须知一夜的利息就是成百上千，可见时间就是金钱，在蛇口工业区入口处有一块高大的标语牌，北京市的一位代表大声念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管。”许多人掏出小本本把这几句话记下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这就是蛇口精神，也是特区建设的写照，令人耳目一新。
这句口号真正流行，是在1984年之后。
袁庚回忆说，1978年10月，他到香港为招商局办理一栋大楼的购买手续，“和香港老板约在周五下午2时在一律师楼交付买楼的2000万港币定金，招商局的人带着支票到了律师楼，卖楼方亦来了，楼下有几辆汽车停在那里，汽车的发动机都没有熄，一上楼，大家马上办手续，交钱、签字，对方拿着支票就走了，原来他们为了赶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把支票存进银行，2000万元的支票按当时浮动利息14厘计算，3天就是几万元的利息收入。否则拖至下周一再存进银行，就会损失几万元”。“时间就是金钱，这是我在香港上的第一课”，袁庚说。
谈到“效率就是生命”，袁庚说，“这个更厉害。我们有两个修船厂，别人同样的修船厂，船一来，需要多少钢铁马上计算好，什么东西好像两下子就搞好，一拍手好像就能收到钱。而我们的修船厂敲敲打打，什么时候修好根本不清楚。这种效率怎么和人家比？当时国企职工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效率观念。”
其实这句口号还有后两句，袁庚称当时很胆怯未敢说出来，但口头传达了下去，就是“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
口号提出来后，袁庚感受到了外部强大的压力，他开始就这个问题求教一些领导和专家，希望得到正面支持。1983年下半年，袁庚在与谷牧副总理谈起这个口号时说：“我是准备带‘帽子’的，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谷牧笑而不答。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在“海上世界”游船上，袁庚斗胆向邓小平提起这个敏感的话题。邓小平随之作了肯定的答复：“对”。袁庚总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利，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和赞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此传遍中华大地，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2008年3月3日《深圳特区报》）
1984年国庆，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深圳有两辆彩车参加了游行，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天安门广场响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人民务实创新搞改革，争分夺秒图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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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伤透国人心，教练收到刀片、气枪和子弹（1）
1985年，我们的生活终于“与国际接轨”——中国第一次球迷闹事。
5月19日的那场比赛，刺痛的不仅是球迷。它击碎的，是国人的信心。
曾雪麟执教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的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队员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级球星。李华筠更是与荷兰新星范·巴斯藤等一道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界“六大希望之星”，球迷更喜欢叫他的外号——“海豹”。
5月1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天气晴朗，气温26摄氏度。
这天晚上，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将迎战香港队，只要平局，就能出线。京城各大报纸纷纷开始预测比分，《足球》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名为《竹密难堵流水过》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队应该赢香港队两球以上”。人们也热衷于猜测这场比赛的比分。大家预测这场球都是2∶0，3∶0，香港根本进不了球，买票就是来这儿度一个很快乐的晚上就完了，都是这种心态。
许多球迷想的是，这个球踢完了，上哪儿去游行，最后上哪儿去喝酒，最后上哪儿去庆祝。
因为中国球迷等得太苦了。
三年前的1982年，刚刚重返国际足联的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冲击世界杯。因为沙特队0∶5输给新西兰，一只脚已经跨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队又被拉了回来，同新西兰的加赛，中国队1∶2落败，失去出线机会，与世界杯擦肩而过。
这一次稳操胜券，不能再错过了。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你现场直播第十六届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第四小组，中国队主场迎战香港队。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中国队。”这是当天的央视直播开场白。
上半场开场仅仅13分钟，香港队先入一球。
18分钟以后，中国队队员李辉在门前抓住一次补射的机会，将比分掰平。
央视的解说很有激情：“中国队射门！再射！球进了！1比1平。”
上半场结束后，入夏的第一场雨在这个时候悄悄降临。后来许多人回忆说，谁知道这雨是个暗示，不祥之兆，就像球迷的眼泪一样。
下半场开场以来，中国队一直压着香港队打。直到第18分钟，香港队才迎来了一次进攻的机会。
央视的解说是这样的：“香港队拿球，突然起脚远射！球被挡出来，再射！球进了！香港队2∶1领先。”
最后央视的解说是：“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香港队2∶1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事隔多年后的2007年8月，当事人作客央视回忆当时的场景，还是让人感慨万千。
李华筠（前国家队队员）：哨声一响的时候，我们就很沮丧地往休息室走，突然整个（体育）场观众席上，鸦雀无声。
戚务生（前国家队主教练 时任国家队主教练助手）：球迷的热情高，突然到这么静，你可想而知，将蕴藏着些什么东西。。 最好的txt下载网
5·19伤透国人心，教练收到刀片、气枪和子弹（2）
李华筠：这时候就听见外面有砸玻璃声，球迷开始砸玻璃了你知道吧，就开始骂街，开始骂了。我们可能在休息室大约呆了一个多小时，出不去，当正门出不去，我们后边怎么办，这时候想办法把车开到对面那个门，我们就偷偷摸摸，悄悄地从球场过去以后，从另外一个门走了。
于大卫（记者）：除了球迷以外，看见外国人就扔小石子，吐唾沫，这情况就难以控制了，还有球迷在车外头拿石子划那个车，要点燃那个车。
比赛结束后发生的骚乱，很快出现在国际通讯社的报道中。路透社记者安东尼在电文中写道：“事件发展成一场针对外国人的骚乱”。
《新闻联播》：这次违法事件是首都建国以来，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起最恶劣的事件，性质是严重的，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国家声誉。
在国家队驻地，一夜未眠的队员和教练不得不封闭起来，等待中国足协的处理意见。
李华筠：我们回去以后饭也吃不下去，球迷每天在龙潭路这儿，那个地方就一条道可以出来，每天都有上百球迷围观。
戚务生：老曾（曾雪麟）在那儿一个星期就没洗过澡，全在屋里坐着。每天的信，大包的，上千封的信，都寄过来。
李华筠：你比如说有的球迷把臭鞋垫子寄过来，臭，还有苍蝇，把11个苍蝇寄在信封里面。
戚务生：给曾雪麟寄两个刀片，那意思你该割喉咙。
李华筠：把气枪子弹口径枪子弹都寄过来了，好像是说教练打死你怎么着。
5月29日，中国足协批准了曾雪麟的辞职请求，任命高丰文为国家队主教练。
1989年7月，在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队连续在最后３分钟失球，以1∶2的相同比分输给阿联酋和卡塔尔，失去出线资格。1990年亚运会上，国家队在主场意外输给泰国队。不久，高丰文辞职。
1994年4月17日，成都。主哨陆俊一声，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始。
从这一天起中国足球正式走入职业化道路。
绿色国安对手是广东队，当时在比赛打到第61分钟时，由杨晨打入了国安队步入职业联赛的首个进球。在此之后又由国安队的谢峰在比赛进行到71分钟的时候，打入第二球，结果国安凭借着这两个进球，客场2∶0战胜了广东队，帮助球队取得了步入第一届职业联赛的首场胜利。
大连万达队荣获该年度甲级A组联赛冠军。
“5·19”事件过去14年后，一位名叫米卢·蒂诺维奇的南斯拉夫人，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2001年10月7日，他带领中国男足实现了几代人冲击世界杯的梦想。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中国队一球未进一分未拿一场未赢，赛前制定的三个目标均未实现。国家队在平静中度过了赛后的日子，球迷依然在支持国家队，只是他们更清楚，那仅仅只是几场足球比赛。
尽管时光如梭，人们可以忘记许多东西，但对于所有中国球迷来说，“5·19”作为一种耻辱，被牢牢地记住。
巧合的是，就在1985年5月11日，在欧洲冠军杯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海塞尔惨案。一共有39名球迷在此次惨案中丧生，欧足联对英格兰足球俱乐部作出五年不得踏足欧洲赛场的处罚。
与此相比，8天后在中国发生的这起球迷闹事事件就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聂卫平让国人扬眉吐气
与“5·19”的耻辱相比，聂卫平，让中国人在1985年扬眉吐气。
1985年11月20日，聂卫平作为中方擂主出战，接连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最后决战又胜日本终身名誉“棋圣”藤泽秀行，获得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后胜利。
这次NEC中日围棋擂台赛，可谓棋逢对手，出现了双方打擂者全部登台，最后主将决战的最佳局面。历时一年多的搏斗，吸引了两国和世界围棋爱好者的关注。
聂卫平获胜，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起源于我国而沉寂一百多年的这项中华绝艺开始了振兴。
在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又两次获胜。
1988年3月26日，聂卫平被授予“棋圣”称号。
据聂卫平后来回忆，邓小平曾劝自己不要当棋圣：
那天是第四届中日擂台赛俞斌首战对依田纪基。下午我陪邓老打牌，之前邓老听说我当“棋圣”了，让我把证书给他看看，我就特意带了过去。那天万里也在，看完证书，万里跟邓小平说，一百年之后，都没人知道我们是谁，可人家都知道聂卫平，因为他是圣人嘛，要供在庙里接受香火呢。邓小平看完证书后，只跟我说了一句，这个圣人可不好当啊，你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好。这些年，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邓小平说圣人不好当，我都想找机会把这个“棋圣”辞了，我也总有犯错误的时候，不敢当圣人。（2006年6月14日《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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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人体模特儿被逼疯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这项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20名女性和10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17至30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40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1985年，一位年仅19岁的农村姑娘陈素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女友介绍去南京艺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儿。
从心里说，她觉得这工作没什么不好。但是，她又讲不出这工作好在什么地方。赤身裸体给人画像，这在当地人眼里简直是邪恶。所以，她与学院签合同时，没敢向家长说明。父母问她去南京干什么工作时，她只含含糊糊地说：“给学生们画画头像，也冲冲水扫扫地什么的。”
1986年，她又回到乡村。白天和小姐妹们在村里转转，比比城里带来的漂亮衣裳。晚上，便到邻居家看电视。那几天，电视里正播放反映刘海粟年轻时画画的故事，大惊小怪的乡亲们一下子发现，原来美术学院画模特儿是脱光了衣服的，便问陈素华：“你在南艺，也是这样光着身子么？”
老实的陈素华，惊惶地点点头。这下坏了，人们电视也不看了，全来看她。一个平时非常喜爱她的老奶奶说：“素华，再穷再苦，哪怕去要饭，也不要卖身呐！”
陈素华哭着跑回家。父母亲终于明白了女儿干的“丑事”，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去“丢人现眼”。乡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走到哪里，都有人戳着脊梁骨骂她。她终于被逼疯了，脱光了衣服往屋外跑。
93岁的刘海粟大师，知道陈素华被逼疯的消息后，特意寄了1000元港币来。他还痛心地说：关于模特儿的斗争，70年前就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70年后的今天，模特儿的处境仍是这么艰难，说明反封建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型家庭》，1988年10期《家庭》）
其他模特，显然比陈素华幸运。《法国费加罗报》1985年7月27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5月，这8位姑娘同其他25名男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万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1985－1986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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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本”《金 瓶 梅》只供处以上干部
1985年，删去了19610字的“洁本”《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只印了10000套。
北京的作家忙着购买，在文艺部门任职的干部，须处级以上才能购得《金瓶梅》。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买书也要按干部级别。不过，1985年《金瓶梅》的购买权级别下降到处级，已经是很大的进步；1959年，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出版了少量《金瓶梅》，是供部长级以上干部作“批判”用的。据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