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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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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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桂东,分三路入湘。第一路取道柳州、桂林,出全州,直向永州、衡阳前进。第二路出平乐,经永明、道州,亦向永州、衡阳集中。第三路则布置于迁江一带,掩护各军集中,俟各军入湘,才随后跟进。广西后方则酌留保安团队,维持治安。
  二
  大军北进,所至如入无人之境,湘军何键等部都望风披靡。5月27日湘军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率部向我输诚。我军旋即占领衡阳,继续北进,于6月3日占领长沙。敌军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等部仓促退入湖北。何键部则遁入湘西。6月8日,我第一、二两路军乃占领岳州,前锋已入湖北境内。我本人也进驻岳州,指挥北进军事。黄绍竑的后续部队和辎重等则正向衡阳跟进。预计15日可以攻占武汉,与友军冯、阎等部会师。
  孰知6月10日我后方交通重心的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我军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因我军5月底放弃广西根据地全师北进时,粤军陈济棠、陈铭枢等误以为我军绕道北江入粤,乃仓率全师自西江流域东撤,向北江增防。会我军北上向长沙推进,陈铭枢部乃随我军之后,乘虚占领衡阳。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扩大会议与北上护党(2)
我军既被中分为二,当前的决策只有二途可循。第一,不顾一切,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直取武汉;第二,回师会攻衡阳,克复衡阳后再继续北进。最后,我们决定采取第二项,回师攻衡阳。因我军辎重给养都滞留于湘桂边界,无给养则我军便势难久持。
  6月18日,我军全线自长沙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不意是年湖南大旱,赤地数百里,购粮无处。我军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以缺乏重武器,屯兵于坚壁之下,无能为力。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6月底,敌我复在湘南展开激战。我方官兵至此已疲惫不堪,我虽亲赴前线督战,终以全军缺粮,无法维持。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值此极端困窘之时,适阎锡山接济我四十万元,才得渡过难关。
  阎氏送我四十万元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当1930年8月上旬“扩大会议”正在北平进行时,余妻郭德洁适闲住于香港。她的一位好友——舒之锐女士忽自北平来信,约她往故都一游。德洁以我在军中,一人住在香港也感觉无聊,遂答应舒女士之请,往北平观光。此行原是私人游历性质,事前我且不知其事。孰知此时正当北平冠盖云集,“扩大会议”最高潮时期,内子忽然北来,汪、阎诸公不知其详,都误以为我专派内子为私人特别代表前来与会。因此,当她在天津登岸时,军政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的不下数百人。抵北平时,欢迎的场面更为热烈,党中*如邹鲁、谢持、张知本,及陈璧君、陈公博等,纷来拜访恳谈。内子因事先无此心理上的准备,最初颇觉尴尬,幸而她尚有应变捷才,乃索性假戏真做,与各方代表酬酢一番。
  后来因张学良袒蒋,率兵入关,北平局面紧张,“扩大会议”决定移往太原,内子遂也乘机往太原拜访阎氏。此时冯、阎的败征已见,岌岌不可终日,“扩大会议”事实上已经解体。阎氏感我率军入湘遥为呼应的往事,乃自库存中拨款四十万给我。阎的本意,以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故特地分给我个人一笔巨款,以作日后生活费用。孰知此款转到之日,正是我军粮饷两缺之时,骤得巨款,颇足稍纾燃眉之急。
  此次我们第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失败的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先是,当蒋、冯、阎三军在中原剑拔弩张之时,三方面都派人向张学良游说。阎、冯方面仅给予张氏以“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虚衔,劝其袖手旁观,而蒋先生方面,据说除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外,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地盘,及现金六百万元的实际利益。张接受了,遂率兵入关勤王。
  蒋和阎、冯本来势均力敌,张学良入关,自然举足轻重。东北军既占领平津,阎、冯两军斗志顿失,遂一败涂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蒋先生之所以能独霸天下,张学良实居首功。孰知因此便伏下“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
  

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1)
一
  1930年夏,北方阎、冯势力瓦解,“扩大会议”无疾而终,蒋先生的声势至此可说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彻底解决本军的心也愈坚。
  自我军退回桂林后,湘粤之敌在蒋先生命令之下,不断侵入桂境,企图消灭我军。云南方面的龙云也受中央唆使,令卢汉率三师之众,将南宁包围。共产党也于此时利用李明瑞、张云逸等,屡陷百色、恩隆等地,组织苏维埃政府。广西全省弄得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我军处此危殆的境地,实在疲惫已极,军心难免涣散。纵是高级人员如张发奎、黄绍竑等,也心灰意冷,表示出极端的消极。
  张发奎军自荆沙南下时原有万余人,士气尚旺。无奈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三败于湖南的衡阳,三战三北,张氏愤慨已极。自湖南撤入广西时,全军仅剩千余人。
  张氏回到桂林后曾向我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于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愤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开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绝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枝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张氏甚至屡请撤销该军番号,俾息仔肩。为慰勉张氏,我总以乐观的态度说,胜负为兵家常事,劝他不必消极。张说,他现在毫无凭借,难以重整旗鼓。我为维持第四军于不坠,遂将本军许宗武、梁重熙两师番号取消,将该两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官兵约六千人,拨交张发奎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其战斗力量。我们苦心孤诣维护第四军,可说是仁至义尽了。
  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啧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掌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枝。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崇禧苦劝无效,终于8月通电息兵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愿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愤,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2)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略):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9月底发动,由白崇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旭初军长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10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踞右江一带的*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退,终于1931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撤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汇合。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源于粤籍*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1931年2月28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锴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1918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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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1)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5月下旬在广州召开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5月28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1931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问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消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12月15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1927年8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1949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所主持。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1月25日孙科辞行政院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最好的txt下载网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2)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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