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初，白崇禧、黄绍竑曾和中央交涉两广军民两政统一问题，未得圆满结果。此次我到广州策动北伐，又向中央重提结束此地方半独立状态的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因将来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由中央统一办理，然中央仍旧不愿接受。
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6）
我为奔走两广统一事宜，数度和宋子文详谈。宋氏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全省税收由他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他统筹核发。所以我就要求宋氏对广西照例办理。宋部长坦白地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
我说：“宋部长，这是国家百年大计啊！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央也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不应畏首畏尾。何况第七军是我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出师北伐要由地方单独筹饷，一切和其他各军有轩轾之分，也不成个体制。再者，湖南是个富庶省份，将来万一唐军长引第七军和广西为例而不让中央统一湖南，中央将何辞以对呢？”宋氏闻言为之语塞，但是他不愿接管广西财政的决心，并未因之稍改。我们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宋子文当时也确有其困难，他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本是竭泽而渔。为着替政府和各军筹经费，他简直是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我在谈话之中，也批评他那种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事实上，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到6月初旬，北伐出师大计已定，民众情绪极为热烈。蒋总司令这时正在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日，他特地来问我关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我说，钮永建（惕生）先生应该最适当了。按资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惕老在护国、护法诸役中俱膺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革命领袖都有极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之间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当我军师次长江时，他的声望可能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我说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实以惕老最为相宜。
蒋先生听了，沉默片刻，然后说：“钮先生我另有借重。”
我说：“你心目中认为何人适当呢？”
蒋说：“我正为此事来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我说：“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
蒋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蒋去后，我仔细分析他提议白崇禧当参谋长的用意，大约不外以下三点。第一，白崇禧确实干练精明，可以肩负此重任，此为蒋氏所深知。第二，以白崇禧与我和黄绍竑的公谊私交，蒋如能得白氏为辅佐，在他看来，他对我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毫不费力。第三，革命军的中坚将校多半是白的保定军校同学，蒋可利用白以联系一般保定出身的军官，出力效命疆场。因此，白氏出任参谋长，对于统御和指挥，自可事半而功倍。白氏既和各方都有深切的关系，蒋氏又可用以作“告朔之饩羊”，如对各军有所举动，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时，并可使白氏代他受过。所以逾格擢白崇禧为参谋长，正是蒋先生厉害的地方。
后来蒋先生正式邀请白氏担任此项要职，白氏乃问我意见如何。我坦白地告诉他说：“我怕你干不了。”接着，我便分析蒋先生的为人，和他请白的原意所在。白氏听后，大有所悟，说：“我看这责任我确实负不了，我还是不干吧！”于是，白氏真的把蒋先生第一次的邀请辞谢了。
我到穗后不久，蒋介石校长曾告诉我说，苏联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枝，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彼自动表示将拨一部枪械接济第七军。我当即代表全军，面致谢意。旋各军均已领取了一部分苏械，独第七军犹付阙如。我数次着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向军委会洽领，都以未奉蒋总司令条谕为辞，不允发给。我觉得很诧异，何以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话仍不算数呢？乃借赴黄埔辞行之便，再一提枪械的事。蒋氏闻言，故作惊讶，含糊其辞。我就忍不住说：“总司令，我领了这些武器，是去打敌人啊！”蒋才说，他去查查有关部门，何以尚未拨给。照我推测，可能有人向蒋氏进言，认为第七军缴获陆、沈、唐等军队的械弹甚多，似不必再给予苏械。可是，蒋先生忘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古训，他不该自食其言啊！后来，总算由驻粤办事处领到了苏制七七口径步枪一千枝，重机枪四挺，无线电收发报机二座，乃火速运往湖南前线。孰知当我们把木箱打开检验时，始发现并不如想像的满意。原来这批苏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旧武器，和本军所用的德制七九双筒步枪（亦属第一次大战后，协约国将德军解除武装，由商人私运至中国出售的）不相上下。然总算中央政府体念我第七军频年征战，不无微劳，而作首次最大的赏赐，于士气上不无鼓励的作用罢了。
这时已是6月中旬，湘中战事正捷报频传，我第七军北上部队正有待我的亲自指挥，所以我便于6月18日辞别中央各首长，离粤回桂，转赴前线指挥。广东方面闻我将去，各界曾举行盛大欢送会。中央各政要及蒋总司令率各机关团体代表，亲自送我至石围塘而别。
壮士长歌出汉关，历史上有名的北伐战役现在便正式揭幕了。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1）
一
我于1926年6月18日离粤返桂。此次赴穗策动北伐，在广东住了将近五十天，虽辛劳备尝，然终将北伐发动起来，归途中颇感兴奋。6月19日下午，我由三水河口所乘的专轮遂抵达梧州。梧州各界闻我策动北伐归来，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江边码头来欢迎的各机关代表暨民众团体简直是人山人海，这时梧州驻军为伍廷飏（展空）旅，伍氏在随我自码头回其司令部途中，便问我说：“德公，我们真要北伐了吗？”
“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们的部队不是已经开到湖南去了吗？”
伍说：“德公，你觉得北伐有把握吗？”
我说：“我觉得占领武汉没有大问题。”
伍说：“要是败回来就糟了……唐继尧还在伺机蠢动呢！”
我说：“我保证不会败回来。再者这次北伐，我们只预备出去一半部队，留半数在广西对付云南也足够了。”伍展空虽不再说什么，但是他心中仍觉得没有把握似的。这时我的直属部下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广东那批首脑们的疑虑和踌躇了。
我在梧州住了两天，参加了各界欢送出师北伐大会。6月21日遂自梧州乘电船到阳朔，再登岸步行。于6月24日抵桂林。在桂林，不用说，又是连续不断地举行欢送北伐出师大会。更有各机关学校纷请训话讲演，应接不暇。这时家母仍住在桂林乡下两江墟头村故宅。我们母子已久未见面，她老人家听说我返抵桂林，派人来叫我返乡小住。但此时正值北伐出师之时，军书旁午，目不暇给，实在没有工夫回家省亲。不得已，只好派人接慈母进城承欢数日，稍尽人子之情。
我到桂林不久，忽然接到广州的电报，说白崇禧已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了。此一电讯很使我惊诧。
白崇禧原是我第七军参谋长，今番升迁，使我顿失臂助，我乃电商于黄绍竑。绍竑自南宁复电，推荐其同窗旧友王应榆氏接充七军参谋长。王为广东东莞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其后似曾在李济深处做幕僚。当李、黄在梧州合作时期，王氏转到黄绍竑的“讨贼军”中任职。王氏虽出身军校，然对治军作战并无太大兴趣，却将全副精神用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生产事业。为人淡泊，向不介入党争。黄绍竑因渠长于企业管理，乃请他整理贺县八步一带的锡矿。渠任矿务局长年余，对兴利除弊成绩颇有可观。此时第七军参谋长出缺，绍竑乃推荐其担任。王因事出仓促，赶办移交，我军到武昌后，他才自贺县赶来就职。王未到职前，由胡宗铎兼代。
当时各军中除党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设立。北伐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党，第七军政治部初成立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但是这时广东，上自党政军各级机构，下至农、工、学生运动，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麦为留法学生，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谊，为人忠实坦白。但是我推荐上去后，总政治部却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后因我态度坚定，麦氏才得就职。这件事在当时虽引起了小风波，然在1927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2）
此次北伐，我第七军的动员计划是抽调十二个团，由我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八个团则留守后方，由党代表黄绍竑指挥。如我前线兵力不够，则随时可抽调开往增援。谁知出师后，所向披靡，后方留守部队并未动用，我们已打到南京，此是后话。
兹将我军参加北伐部队番号及编制列如次：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党代表黄绍竑
参谋长王应榆
政治部主任麦焕章
第一路军指挥官夏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李明瑞
第一团团长陶钧第二团团长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夏威（兼）
第三团团长俞作豫第四团团长李朝芳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兼）
第九团团长陆受祺第十四团团长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第十六团团长周祖晃
独立第一营营长李少杰
炮兵营（辖三连）营长罗传英
工兵营（辖三连）营长马典符
兵站分监曾其新
通讯大队（辖三连）大队长覃连芳
我第七军中编制的第一路、第二路，实即其他各军中的师长。所不同的，师长仅能指挥其本师官兵，我们的两路指挥官则视环境的需要，指挥或多或少的部队，不受建制的约束。
综计北伐初期，我军参加战斗的官兵约二万余人。七生的五德国克鲁伯厂制管退炮四门，七生的五日制架退炮两门。此种山炮尚系清末张鸣岐任两广总督时所购，原有二十四门。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带十二门到南京，两广尚存十二门。1916年讨龙之役，林虎夺得数门，嗣后辗转为我军所有，也已历尽沧桑了。
我军每团有一机枪连，每连有德制水凉重机枪四至六挺，故八个机枪连共有重机枪四十余挺。通讯大队共有三连人。一连随军部，两路指挥部各有一连。军中各单位间的通讯全凭电话。这时被覆线极为有限，一般通讯全凭舶来品的铁丝线，军和军间的通讯却利用无线电。总司令部发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旧品，笨重不堪，随军移动时，需十六人分两班抬运。机件故障时常发生，实不堪使用，然又弃之可惜，成为行军时的一大累赘。
我第七军除战士之外，尚有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时余妻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拋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
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
二
我在桂林，为着部署本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中，我军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我本人乃于7月6日离桂林，取道黄沙河下衡阳。这时前线我军已捷报频传，正向长沙挺进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3）
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5月中旬已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唐调尹团赴醴陵协防。不久，唐自衡山退守衡阳，钟祖培旅长乃亲率周祖晃团，于5月28日开抵衡阳增援。尹承纲团也返抵衡阳，归还建制。
当此之时，吴佩孚在南口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甚急。北军精锐尚在京汉线北段，湖南攻唐之师系赵恒惕部的湘军。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指挥对唐战事。另调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节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并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陵，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另以湘军刘铏、贺耀组两师进逼唐生智的左翼。大军三路而下，气势极旺，衡阳岌岌可危。唐生智见情势阽危，乃一面派员向叶开鑫诡提和议，以缓敌待援；一面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祁阳、永州移动，拟于必要时退入广西。另一面则预备且战且走，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布防于萱州、樟木至店门之线；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布防于洪罗庙、金兰寺之线。5月29日，敌军贺耀组部猛攻何师，情势危急。唐生智乃调我军钟旅向洪罗庙增援，钟旅于6月1日到达洪罗庙，当晚趁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军闻风丧胆，急退涟水北岸据守，唐军左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这时唐军中路在敌人猛攻之下也已动摇，溃败在即，忽闻左翼大捷，军心一振。敌人误以为两广援军大至，乃不敢再攻，战况胶着。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适在此时赶到攸县，将右翼稳定。唐生智见事有可为，乃于6月2日我军大捷之后，正式宣布就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之职。又三日后，中央才正式公布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宣言出师北伐。换句话说，便是我们自动入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然蒋氏于6月5日发表为总司令后，又迟至7月9日才正式就职，其中曲折迂缓的原委，此地也不烦赘了。
6月中旬，吴佩孚确知两广派兵援湘，遂重行部署。6月18日吴下令以北军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