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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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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1）
播音员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新华社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民意被“四人帮”扼杀了。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一位伟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周总理的治丧活动中，“四人帮”竭力压制和降低治丧报道规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周恩来总理治丧活动的报道经历了艰难曲折，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顶着种种压力走过来的。这是中央电台历史的重要一页。以下所记述的是我所经历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的本来面貌。
噩耗传来 全台悲恸
1976年1月8日晚，我在广播剧场看电影。大约在7点10分左右，中央电台政治处的高聚成气喘吁吁地找到我，低声而急促地说：“有急事，要你马上回办公室！”
我急忙起身往外走，从他紧张的神态中，我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刚走到剧场前厅，我急不可耐地问：“什么事，这么急？”
“周总理去世了！”
我的心猛地紧缩。谁也没有再说话，赶紧向办公室走，不，简直是跑。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三位台领导，我是分管宣传的副台长。我到了中央电台台长办公室，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都先期来了。他们满含眼泪，低声问：“你知道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是沉默，沉默。还是杨祚铭先说了话：“光知道总理好久没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是那么消瘦，可没想到……”
这时，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了许多许多。周总理为国内外大事日夜辛劳，光是为人民广播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操碎了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是当时的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建起来的。那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把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建起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军民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1940年，党中央成立了广播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周副主席，他领导了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克服重重困难，1940年12月30日办起了中国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使用的第一台广播发射机，就是周副主席从国外带回来的。
我们知道周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从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后再没有公开出面，可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来得这么快。当他病重时，“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了总理；当他病危时，“四人帮”又以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批判、打倒邓小平。周总理正是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怀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心情而去的啊！
当天夜里，广播局局长邓岗到治丧委员会开会去了，他打回电话来说，当晚有可能播出讣告。我们赶紧派人（那时家中都没有电话）把刚回家的中央电台各部门的负责人找回来，宣布了这一极其悲痛的消息，大家泣不成声；有的放声大哭。我提出了几项安排和要求，要大家迅速做好准备，保证安全播音。随后，各部门的同志闻讯赶来了，各自坚守岗位，广播大楼的灯光彻夜未熄。
根据以往治丧报道的情况，首先播出讣告，要认真领会讣告的内容、重点，研究和把握播音的基调、情绪和速度，要准备好录音、复制和播出安排；另外，准备播出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有时与讣告一起播出，有时分别播出；第三，准备播出哀乐，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1分30秒的、2分25秒的和3分35秒的，这次用3分35秒的哀乐；第四，组织记者报道吊唁活动，播出纪念文章，报道各地和各方面的反应，播出外国领导人唁电；笫五，随时准备撤换其他节目，有些播出节目要重新录音和制作，以求内容、气氛上的协调一致；第六，停播一切文艺节目；第七，准备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2）
宣传安排 令人不解
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是有一定规格的，依其职位和贡献大小而有所区别。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如何呢？我们急切想知道中央的宣传安排。8日夜，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开会回来说，根据中央的精神，整个治丧活动的宣传规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讣告可以比他们的“多播一些”。接着，是一连串的“不”：所有活动的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发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开追悼会那天停止播出文艺节目；不采访、不组织、不播出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一概不许设灵堂、开追悼会，不许佩戴黑纱、白花，不许上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等等。一位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国总理的治丧报道，仅此而已。
听了这种安排，大家迷惑不解，为什么规格如此低？禁令如此多？中央电台当时提出，这样做节目不好安排，全天播音不协调，与悼念气氛不协调，群众也不能接受，要求停播文艺节目，要求派记者采访并播出群众的吊唁和纪念活动，要求转播追悼大会实况。种种要求，均未被采纳。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做出这样的安排？为什么这样对待人民爱戴的总理？为什么偏要与人民唱反调、对着干呢？后来，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1976年###的经过》一文中回忆说：“‘四人帮’凭借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
播出讣告 震惊中外
1月8日夜10时，中央电台接到了正式定稿的“讣告”，便立即组织录音，由播音员方明播音。9日凌晨2点局领导审听后，又重新录音，原因是基调低沉、悲痛，未能体现中央“化悲痛为力量”的精神，要提高播音基调。后来，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
从周总理8日上午逝世一直到深夜，讣告的播出时间还没有定下来，直到夜12点邓岗开会回来后，才确定为9日凌晨5点30分播出，中央电台考虑时间太晚，建议提前播出，最后定在9日第一套节目4点开始播音后播出。当时考虑到开始播音时播出《东方红》乐曲，紧接着播出讣告气氛不协调，中间插播了当天的节目预告，作为间隔过渡，在预告之后播出讣告。熟悉广播的人都知道，不管如何安排，深夜和凌晨都是广播最差的播出时间，人们在熟睡之中，收听的人很少，大大减弱了首播收听的效果。后来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安排在这样的时间播出？”
9日晨4点12分，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首次播出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播出了哀乐和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播出后，有些听众打来电话，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是不是错觉？但连续播出后，这一极其沉痛的消息如同惊雷，把许多人从睡梦中惊醒，很快传开来，中央电台接连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全国人民痛哭失去了衷心爱戴的总理。外电纷纷报道，几大通讯社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们驻北京和一些大国的分社，立即搜集、采访、发出对周总理逝世的反应和反响。
群情激愤 质疑中央电台
讣告播出之后，按照治丧规定，讣告的播出次数不能多安排，中间只好安排了专题节目，有的节目中又误播了中间的间奏乐，这立即遭到来自各方面听众的强烈反对和义正词严的谴责。首先打来电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我把电话所言记录于下：
我们是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你们为什么不连续播讣告？！别的节目我们不愿听，不要听！为什么还要放音乐！我们是流着眼泪听的，你们是什么感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3）
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也打来同样内容的电话。许多听众纷纷来电话质问：“你们对总理是什么态度，什么感情，什么立场！”“我们提出强烈抗议！查一查电台有没有‘五一六’分子！”中央电台驻广东记者站的同志还代表广东人民来电话严厉质问自己的电台。电台内部的工作人员也强烈不满。这种种反应在台内引起了强烈共鸣！
在广大听众和全国人民的谴责和督促下，中央电台下了决心：多播出讣告、哀乐，全部停播文艺节目。这样讣告、哀乐的播出大大突破了“多播一些”的规定（董老逝世时播出讣告共15次），中央电台两套节目一天中共播出了38次，其中有一次是供各地抄收的记录新闻。
“文革”中的广播宣传出现过许多怪现象。比如，经“四人帮”授意或审定的“两报一刊”社论、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的文章等，姚文元经常下令让连续广播一个星期甚至十几天；1972年元旦社论，连续播出20天，播出129次，在一次《联播》中播出了两遍；《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可任意延长，有时候一次节目中只播一篇文章。但是，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却只允许播一轮（也就是一天），我们再三提出要求重播，一概不予考虑。这样就出现了在播完讣告之后再无治丧消息可播的“怪现象”。不让播吊唁活动，不让播纪念文章，除了摘播外国领导人的唁电以外，国内党政军、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一概不允许报道，直到两天之后的1月12日凌晨1点才播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消息。
另外是文艺广播。如上所述，按照有关规定，治丧期间“文艺节目减少，不是没有”，只通知在1月15日举行追悼会这一天才“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是说，治丧期间文艺节目不能停。这是在摧残全国人民的感情，听众实在接受不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中央电台经多次提出停播文艺节目无效之后，自行决定在9日、10日、11日不安排文艺节目播出，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来自上面的压力。到11日下午，上级领导在“四人帮”的压力下直接出马选定和审定文艺节目，并从下午开始编排播出了三组歌曲：第一套节目14点20分；第二套节目18点25分和22点20分。其中两组各20分钟，一组15分钟。这种偏与群众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