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诸葛亮给李严的回信内容看，诸葛亮不仅没有做皇帝的意思，而且还表现出了强烈的“忠君”思想。诸葛亮原信内容如下：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李严传》引《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信中虽有“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的内容，但并没有“九锡”、“十锡”之类字眼。“九锡”原是“九种受命”的意思。只不过由于王莽利用“九锡”之封篡位后，人们便很容易将“九锡”与做皇帝联系起来，实际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诸葛亮之所以说“况于九邪”，而不说“况于九锡邪”，就是为了强调自己认同的是“九种受命”，以避免让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想利用“九锡”而篡夺皇帝之位。再看看另外半句“虽十命可受”，里面更是清楚地讲明了“十种受命”的意思，与“锡”字一点也不搭界。
将诸葛亮给李严的信翻译过来，便是：我和你相知已久，原本不想再给你解释这些了。足下你教我要以光复国家为念，告诫我不要受规则约束。看来你我之间还不够默契呀。我本是东方平民，被先帝厚爱，目前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如今讨贼未成，先帝的知己之恩也还未报答，却要模仿齐、晋，坐自贵大，这实在是不义之念。假若能消灭曹魏，斩杀曹叡，让皇帝迁还故居，我和大家就可以共同晋升。到那个时候，不要说是九命了，就是十命也可以接受。
在这封信里，我们只看到了效忠和建功立业的内容，哪有什么“想当皇帝”的含义在里面啊？。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如诸葛亮把做皇帝的意图写进了书信中，他又怎敢把自己的书信流传下来呢？难道他就不怕对他自己的后代不利吗？
第三，“孤”并不是皇帝的自称，“称孤”更不是要以皇帝自居。
皇帝的自称不是“孤”，而是“朕”。“孤”是一方领主的自称，一个州牧就可以称“孤”。袁绍在任冀州牧时曾给公孙瓒写信道：“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
刘备在任豫州牧时对诸葛亮说：“孤不度德量力……”，对关羽、张飞说：“孤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
第二十八篇 谁在将诸葛亮“妖魔化”化？（2）
幽州牧刘虞忠于汉献帝，拒绝了袁绍清他做皇帝的请求。他说“孤受国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胡觉照教授所谓的“诸葛亮想做皇帝”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二）诸葛亮不可能借刀杀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关羽率荆州主力进攻樊城，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被困城中。曹操派于禁、庞德前去援助曹仁，却由于连日暴雨洪水之灾而“七军皆没”。关羽借地利及高船之优势扫荡曹军残余，并且取得了擒于禁，斩庞德的骄人战绩。但之后不久，孙权暗中和曹操勾结。孙权派兵悄悄偷袭荆州，而曹操则连续增兵援助樊城。于是关羽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被曹军大将徐晃击退，而且还被吴将吕蒙袭取了荆州。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关羽在穷极之下被吴兵擒杀。
从樊城之战打响，到关羽被擒杀，大约历时半年之久。在此期间，孙权、曹操各派主力去夹攻关羽。但刘备方面却未派一兵一卒去援助关羽。这似乎让人太难以想象。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猜测，可能是诸葛亮想借吴人之手，以除掉关羽这个目中无人的将领。但后来他否定掉这个猜测，转而做了一个较为平和的推论：荆州败局应归结于刘备的“疏慢”。
被章先生否定掉的猜测，后来被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先生一把抓了过去。朱子彦先生认为，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罪魁祸首是诸葛亮，是诸葛亮借曹、孙之手杀了关羽。
朱子彦教授在论及诸葛亮借刀杀人之“行为”时指出：曹操、孙权暗中联手，以绝对优势兵力夹攻关羽。作为刘备“军师”的诸葛亮，没有随时将荆州“险情”提醒给刘备，致使刘备方面没有派兵援助关羽。所以，诸葛亮是故意要送关羽上断头台。
按照朱教授的逻辑，诸葛亮不将荆州“险情”提醒给刘备，没有尽到一个“军师”应尽的职责。既然如此，刘备应该谴责诸葛亮的“失职”行为才是。但我们根据史书记载得知，刘备不仅没有谴责诸葛亮的“不作为”，而且还升了诸葛亮的官，让诸葛亮坐到了丞相的位置。难道是诸葛亮的“小动作”太隐蔽，所以蒙蔽了刘备？可为什么时隔1700多年以后，朱子彦教授却发现了诸葛亮的“险恶用心”呢？难道是刘备太傻而朱教授太聪明的缘故？可在关羽之死这件事上，不光刘备没有怪罪诸葛亮，而且刘备集团没有任何一个人指责诸葛亮呀。这么说来，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如朱教授这个读书人聪明喽？
笔者以为，即使朱教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聪明”，他也应该尊重史料和证据才行。但我们却发现，朱教授所言内容均是些主观臆测的东西。朱教授之所以自以为聪明，是因为他低估了刘备的智商。
根据史料记载，诸葛亮虽然曾任“军师将军”，但这只是一个牌号而已。刘备深知，诸葛亮的特长在于政治管理，所以他并没有让这个“军师”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
自从诸葛亮出山后，总共仅为刘备出个一条军事计策，而且还被刘备否决了。那是在建安十三年，刘琮投降曹操，刘备过襄阳时，诸葛亮曾建议攻打襄阳，拿下荆州。当这条计策被刘备否决后，诸葛亮就没再为刘备出过一条军事计策。虽然后来诸葛亮还请缨赴江东谈判，但那主要是鲁肃的建议；尽管后来诸葛亮还劝刘备不要去找孙权借地，但这也算不上是军事计策，而且也被刘备否决了。总而言之，诸葛亮很早就在军事领域“失语”了。这当然不是诸葛亮的意愿，而是刘备的安排。
刘备不让诸葛亮行“军师”之实，一方面是因为内政工作需要诸葛亮去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刘备已经有了合适的谋士。
刘备一生中重用过两个谋士，一个是庞统，一个是法正。刘备拿下益州之战，多亏了庞统的妙计安排；刘备夺得汉中，则主要是法正的功劳。法正并没有“军师”的头衔，但刘备却将他作为了“谋主”。可见，刘备并不是严格按照“头衔”来安排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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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篇 谁在将诸葛亮“妖魔化”化？（3）
诸葛亮虽然名为“军师将军”，但他实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纳赋税、征兵运粮、维持治安、掌管刑律、惩治“不忠”、肃清“内敌”等等。总之，诸葛亮的工作是属于内政管理，军事谋划并不在诸葛亮的工作范畴之内。
《三国志。先主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朱子彦教授说：既然诸葛亮是股肱，那么他就是刘备集团的第一谋士，应该为关羽之死负责。在这里，朱教授显然是没搞明白“股肱”的含义，误以为“股肱”就是第一谋士的意思。其实，“股肱”就是“胳膊大腿”，是“集团顶梁柱”的意思，并没有特指“军事顶梁柱”的意思。而“谋主”才是“第一谋士”的意思。
当然，尽管诸葛亮的工作职责不包括军事谋划，但他原本也是有机会发现荆州“险情”的。毕竟他在荆州生活工作过很多年，而且还和孙权打过交道，应该对孙权的手段有所了解。只可惜由于他的内政工作过于繁忙，再加上孙权采用了一系列的障眼法，使得他放弃了对东吴的警惕性，从而失去了提醒刘备防患于未然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对关羽之死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但绝不是主要责任。
其实，早在建安二十二年春，孙权就秘密投降了曹操，正如《三国志。孙权传》所说：“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但是孙权对投降曹操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直到他偷袭荆州前夕都未被刘备发现。
为了保守这个机密，孙权特别善待了刘备派来的使者马良，用《三国志。马良传》的话说，孙权对于马良是“敬待之”。除此之外，孙权还批准了诸葛瑾将其次子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的请求。这下子更让刘备集团以为，孙权是真心“修好”孙刘联盟呢。
正是由于刘备集团低估了孙权投降的可能性，所以刘备才放心大胆地自封什么“汉中王”，搞得一班属下围着他忙活了起来，从而忽视了荆州方面的“险情”。
自封“汉中王”是刘备自己的主意，诸葛亮和法正都是其忠实的拥戴者。所以要论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责任，应该首推刘备自己。同时，法正和诸葛亮也都负有较次要的责任。但刘备连自己的主要责任都不承认，当然更不会指责诸葛亮的次要责任。
对于荆州之败，刘备集团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孙权背信弃义的结果。从后来刘备兴兵伐吴来看，刘备并不想从自身去找荆州之败的原因。因为刘备认为，自己是受害人，而孙权则违背了双方订好的游戏规则。
总体来讲，诸葛亮虽然对关羽之死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但他却不可能借刀杀关羽。因为诸葛亮根本预料不到孙权要投降曹操。连刘备派去东吴的使者马良都被孙权欺骗了，更何况诸葛亮这个正专心于内政的人呢？
朱子彦教授还指出：刘备、诸葛亮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去救援关羽。他的依据如下：关羽被擒杀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而“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则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樊友定将荆州失守的消息汇报给了刘备、诸葛亮。
朱教授的依据其实未必能够成立。十一月到十二月，难道就一定是相距一个月吗？假如是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其间相距也就几天而已。所以朱教授的推论是不严谨的。
朱子彦教授在论及诸葛亮借刀杀人之“动机”时指出：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引起了关羽嫉妒；由于诸葛亮顾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诸葛亮对关羽采用“虚与委蛇，巧为周旋”的策略，这的确不假，但若说关羽嫉妒诸葛亮，那就纯属无稽之谈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并没有立下“奇功”，而且战后他所得到的封赏也要远远低于关羽。所以，关羽根本没有必要嫉妒诸葛亮。关羽之所以写信问诸葛亮：马超这个人水平怎么样？这说明在关羽眼里，诸葛亮是非常公正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关羽不仅不会嫉妒诸葛亮，而且还比较尊重诸葛亮。
第二十八篇 谁在将诸葛亮“妖魔化”化？（4）
总之，关羽作为一个镇守一方的武将，暂时并不会对诸葛亮的升迁造成阻碍作用。诸葛亮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关羽，而是法正。法正是刘备的“谋主”，也曾经对诸葛亮的“严刑峻法”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即便如此，诸葛亮也从没有想过“除掉”法正，相反他却曾一度纵容法正的“滥杀无辜”。
关羽和法正都是刘备的心腹，即使他们身犯严重错误，刘备也不会对他们怎样。诸葛亮深知这一点，所以从不跟他们进行正面冲突。这也说明诸葛亮天性谨慎，从不做危险的事情。那么，他又怎敢做出“借刀杀关羽”这样危险的事情呢？
诸葛亮对关羽并无“陷害”之罪，但却有“放纵”之过。由于诸葛亮从不指出关羽的缺点，致使关羽骄横自大，结果上了吴人的当而丢掉了性命。从某种程度上讲，诸葛亮“捧杀”了关羽，但这种“捧杀”是无心的，不是故意的。这也是刘备集团上上下下的共同错误。
附录1：易中天读不懂诸葛亮（1）
作者：剑歌
这世上能读懂诸葛亮的人不多，因为诸葛亮是一个被“绑架”过无数次的历史人物。最要命的是，历代史学家都曾“绑架”过诸葛亮。他们留给我们的所谓诸葛亮的历史，实际已经越来越远离历史真相了。
在诸葛亮研究领域，近来活跃着三位教授。他们分别是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先生，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胡觉照先生，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在我看来，这三位教授先生都没有读懂诸葛亮，而且他们还继续“绑架”着诸葛亮，也继续误导着欲求真相的读者们。
对于朱子彦、胡觉照两位先生，我将另外撰文进行批判。这里先简单说一下，对于两位先生勇于突破的精神，我持钦佩态度。但对于他们有失严谨的论证方法，我却感到非常不屑。朱教授说“诸葛亮借刀杀人害死关羽”，胡觉照说“诸葛亮想做皇帝”，那都是乍一听颇有新意，但却是根本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的。
在这里，我要集中来批判一下易中天先生。尽管易先生看了很多历史典籍书，也看了很多学术文章，但他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观点，这是非常遗憾的。易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像前面两位那样做大胆突破，他基本上是把别人的观点拿来，然后用评书化的语言说出来。所以，前人所犯的错误，基本上被易中天先生继承下来了。
（一）易中天读不懂《隆中对》
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有说《草庐对》的），刘备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善！”。这个“善”字可以解释成“不错”，也可以解释成“很好。”但易中天先生却对这个“善”字做了文学性的夸张诠释，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的一番话“说得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豁然开朗。”这显然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实际上，刘备之所以对诸葛亮说“善”，不是因为诸葛亮“一语点醒梦中人”，而是《隆中对》的某些内容正合刘备之意。而且，那些“正合刘备”之意的话，也只占《隆中对》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隆中对》中的亮点并不多，其更多的内容是纸上谈兵。
易中天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从此他有了一个能够让他从一无所有到三分天下的总设计师。”遗憾的是，刘备从没有把诸葛亮当作“总设计师”。看看后来刘备分配给诸葛亮的任务吧：不是赋税征收、征召新兵、后勤运输，就是起草文书、执行刑律或肃清“内敌”。这与“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根本无一点关系。
易中天说：“事实证明，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完全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因此史家评论说，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三分’，甚至有人认为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事实上，后来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易中天说得那样“完全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倒可以说是完全出乎了诸葛亮的意料之外。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有两项最重要的军事主张，一项是“东和孙权”，一项是“横跨荆、益”。但诸葛亮没有想到，孙权也想占有荆州。如果刘备非要攻占荆州，未来肯定会和孙权发生冲突。也就是说“横跨荆益”是和“结好孙权”相矛盾的。多年以后，刘备、孙权因荆州问题而明争暗斗，关羽为此还丢了性命。这一点更是诸葛亮始料未及的。
当然，孙权对荆州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