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说话的女人，彼此眼中射出的那道仇视的剑光。
惑 07（2）
我带点点离开海南的那天，江川驱车送我俩到机场。安检过后，机场总调度室却播报了飞机延误的通告。江川和我们娘俩隔着一幕玻璃墙，彼此却听不到相互在说的话。那一刻，一种喻示划开我拥塞胀满的心，女儿不安地叫着“爸爸”，想要出去，而我觉得自己从这一刻真的是失去了什么，不听话的眼泪竟簌簌地掉落下来……
电话铃响。心思的游移不定，让自己好一会儿不知身在何处。少顷，传来杂志约稿的催促，暂时切割了我紊乱的头绪，思维被画上一个休止符。
赶紧收心，静了约两个时辰，在晚些时候，我开始动笔写。
近些天来，出版改革的探讨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预热阶段，人们胆子突然放大了起来，有点像90年代初经济改革陷入困窘而后豁然开朗一样，这次却是涉及意识形态这个最后的堡垒。如何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变革，说法自然很多，阻力大也可想而知。从身边沉闷的气氛中，我能体会到权与钱分离是对多少要员构成了难割难舍的欲望纠扯。阻滞是避不可免的。署里的一位领导已讲了多次，但推进显然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我无法介入这样敏感的讨论之中，便选了一个有关市场化进程中借资、借力、借智慧以谋求发展的实务问题。晚间用邮件方式传了过去。
今天，早晨起来后，我不想再分心，打定主意要先给那个锁定在谈话圈子的简志峰局长回信。昨晚临睡前，发现他的邮件已候读多时。
坐在电脑前，琢磨着他信中谈到的问题，心里忽然觉得事情有些意思，那个隔着电脑与我面对的人，怎么身上会有一种令人“眼生”的张力呢？话题一下切入到最关注的点上，还每每让人不能懈怠。
我又看了遍他的邮件。简志峰说，近期国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有一个观点，就是提出了“出版改革要向经济改革借鉴什么”的问题。他说，希望听到我的见解。
我觉得，他对此恐怕早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我显然不能因此就草率言之。那么，就不妨借着经济学带给自己的眼界和观察，进行一点有效的交流吧。
一改以往直接打开邮箱随机写些看法的习惯，而是打开了word文档，不准备让邮箱通常设定的时间限制或网路的不稳定来挤压自己思维的正常流动。严格讲，这种从未有过的“灵机一动”，让我竟感到了一点快意。一段时间来，不管是对什么，我都已很少再有这样的兴致了，特别是泛泛扯淡就更觉无益。但是，也许是他触及的话题都在敏感点上吧，干不了事的压抑似乎一下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释放口，下意识觉得，应该把这样一些思想的记录留存下来。
我跟他谈了自己的几方面考虑，诸如，经济改革当初是摸着石头过河，结局有不确定性，而今我们已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努力避免行为的非理性和操作上的简单化；改革的目的是激活经济，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由此，造就奇迹的同时，也要给更大多数人希望和安全感，所谓顾及成本与收益的比率，等等。最后我说，出版改革显然与当初经济改革面临的情况已经不同了。现在人们已无须再争论要不要改革，而是纠缠在怎样改和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无疑，这次会更深的触及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这一痛点，所以在意识层面上，也会因观念和利益识别的差异而发生不同步与不均衡的情况。但是，改革的关键在“体制”这一要点上，这与经济改革没有区别。
与简志峰的交谈，不觉间似有点像熟人间的交流了，这让自己吃惊，也始料不及。话一出口便说得如此大胆、无所顾忌，似也超出了自己近期应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更没芥蒂的是，信的末尾，我还提出了一个纯私人性的请求：“再回mail时台头直接写名字吧，私下里我习惯直呼其名的方式。看着你一遍遍地称我‘林社长’，感觉上有点怪怪的。”
说来也真是奇怪，他明明知道我现在的头衔是“总编辑”，却偏偏称我“社长”。这在某种意味上说，尤其若是在本地圈内，肯定是犯忌的。新班子调整前有过的那段插曲，圈内人无所不晓，班子内一些人对此很介意，班子宣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减”我的“权力”，并把我筹划与组织的项目一件件搞垮或推翻。所以，若是再有人这样称呼我，那肯定是会让某些人觉得我隐藏了一颗觊觎之心，更有骨鲠在喉的异物感。
惑 07（3）
其实，当不当社长我着实不太在意，我只是不太明白，人的事情安排了，事的事情为何也非要改变。事情总有一个道理存在的，但“是与非”莫名地转换成了“权威”概念上人际关系的交换与制衡，岂不怪哉———“事业”何在？
不过，我对简志峰所说的“感觉怪怪的”却不是由于这层因素。在习惯中，我确实是喜欢直呼其名的方式。至于他为何如此称呼我，我没多想，当时看看也就一笑了之。生活中，谁称呼人不是拣顺口的以示尊重呢？即使没有任何厉害关系，也不妨碍人们对生人直意地表达一种“礼貌”，中国人重视这种礼貌的传承。何况，第一次见面时，我谈话的内容、视角以及后来涉及的这些思考，哪一点给人感觉我像一个单纯搞案头业务的总编辑呢？我想，这个错觉是我造成的。
其实也难怪，前些年我虽为副总编，管了编辑业务，但还管了太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事情。那是一种无奈下的产物。有一点让简志峰说着了，就是全国教育社比其他同行在各方面都“势弱”。当初老社长赴任时，他曾好好地培养过几个人，他的书生气与宽厚让他喜欢高学历和看着顺眼的人，也抹不开人情关系，可那之后，却证实了自己走眼。
胡威是谢社长到社后提拔的第一个年轻室主任，小伙子人长得周正，正规大学毕业，学理的，手巧，看着比同龄人稳重，又做了多年编辑。谢社长当着人不止一次地说，这小伙子看着就让人喜欢。
另一个受重视的是刘世荣。这个白面小生，走起路来四平八稳，说话做事也不急不慌，让人摸不着准脾气，总觉得隔着一层，但他的老丈人是谢社长尊为老师的学者，所以像对待自己孩子似的予以关爱和扶助。刘世荣调风华社前，曾做过政协某位领导的秘书，但他自觉意思不大，中间换了几个单位，最后是托老丈人进了风华出版社。不过，这个女婿，心中其实并不太拿老岳父当回事，每每说到时，语气、神情都多有不恭，为此谢社长没少说他。
再一个是同期做财务科长的吴友道，他是当初进中层的几人中心机最重的一个。吴友道原是工厂的普通工人，懂得用心，所以不两年便进了厂财务做出纳。后因父亲与谢社长同在出版系统，一个搞党务，一个做业务，几番拜托之下，谢社长还是把这个同事的儿子调入了出版社。吴友道确是个人物，个儿不高，见人从没笑脸，但脑子好使，点子多主意大，在出版社的最初日子，对谢社长也算是尽心用力。
三个人相比较，胡威该说是最不善来事的一个了。在调整社班子时，群众对提拔刘、吴颇有微词，认为进社时间太短，不懂业务，局里也不太认同。但谢社长还是看长处，使了不少劲儿，这让胡威心生不悦。在胡威看来，谢社长的天平倾斜得过分，自己进班子的问题，谢社长还说了点额外的话，而对那两人却是一味力保，这说明自己在他的心目中，分量远屈居于那二人之下。为此，胡威是心里觉得委屈，不免带有情绪。
至于我，最终以“实干派”的身份成为了谢社长的重要臂膀，说起来那纯属误打误撞。事情不难想象，如此一种班子的构成，干起事来无疑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的顺风顺水。好在最初的一两年，谢社长驾驭这些人并不困难，加之他身边有一个好搭档———书记楚牧天，哥俩总能想到一块去，一张一弛，性格互补，所以工作也算成效显著。因了这层因素，我的心无旁骛，在那几年着着实实地干了些事，那几年也成了我提升自己的舞台。只是，这个歪打正着，让班子里的其他几个人也颇为吃味儿。
在给简志峰写邮件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这些。不过，这些陈年旧事，说到底我并不需要局外人理解成因或是内幕。在我心里，我只是觉着，不管基于什么吧，能交谈的人，互叫名字是令人舒服和自然的，因为里面潜含着一种平等交谈的心态问题。
说了上面的话后，心里清楚，直呼其名这仅是自己的个人习惯。对于他，我还得恭敬地称其为“局长”。
惑 08（1）
远野要从外地来看我了。他是参加一个笔会，专程拐道儿来这儿的。
几年了，我们虽常通电话，严格讲都是他打给我，而且会一如既往像当初那样给我写信，但我只是接受“说”却很少动笔回复。慢慢地，他似也习惯了我的这种“疏懒”，从不予以责求。这样一种状态和关系，若在别人眼里简直没法理解和接受，无异于怪诞。其实就我而言，将心比心，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就像一道无解的数学题，我只能让它悬在那儿。
认识远野其实有点渊源。早先江川的一篇小说是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当时大家都以为江川会走写作这条路，因为他的确有这方面的灵性，第一篇作品就得到了好评。不过，海南开发时，经商似乎对他构成了更大的诱惑，从此他不再涉猎文坛，而是下海。几年后，我在出版社已悟出些门道，一心想弄点除教材教辅以外的书稿，觉得风华社仅仅停留在加工层次上，算不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于是，到江南搞调研、组稿。
那时，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初次接触的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远野是出于道义参加了我们那晚的“鸿门宴”，因为在坐的一群人中几乎不是一个圈子的，而他本就不擅长陌生的交流。他的性情像他的名字一样，有些飘逸而遥远，不过，他的作品却有着很浓的人情味，随笔文章更是深邃而富哲思。准确说来，他是一个散淡的人，由此可想，那晚的餐桌上他该会如何沉默。
南方的人有着一种后发制人的饮酒风格，与我同行的两个同事不久就被劝过了量，而我就成了最后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我不擅酒，平常喝一点点也要凭兴趣与情调，所以便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中。那时节，人们不知怎么搞的，不分南北却都如出一辙的愿以酒作为“业务”的前提，我心里怏怏的，有点厌，觉得不对胃口。
在整个吃饭劝饮的过程中，喧嚣淹没了人的感觉意识，一桌人几乎都忘了远野的存在。我忙着抵御劝酒的热情，也不曾留意身边远野的静默。只记得一开始他就在自斟自饮着一瓶陈年花雕，人们恭维他的同时却也慢慢地忘了他，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们一行人身上了。
在我疲于应对的尴尬之即，幽幽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只见远野站起了身，对着一桌人说：“你们敬她的酒，我来替她喝吧。”那声音不重，却压住了满桌人。
那晚，我没有被灌倒。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一种置身异地而感到特别弥足珍贵的暖意，让我对远野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
后来，我强迫他为我想搞的一套青少年读物充当作者之一，照当时的情形，这几乎叫强人所难，对不上牙口。因为远野从“身价”上讲，无论如何都不该接受这样的“作业”。但他却再一次帮了我。
多少年后想起这段，我都觉得愧对远野。但他就是让人舒服，笑着说：“若没有那次经历，我还不能真正认识你呢。”
因了书稿的机缘，我与他开始书信交往。书出版后，我们已相当熟稔，彼此谈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那阶段，我把他写的书全都读了一遍，聊天的范围从中国的庄子、鲁迅，到外国的亚里士多德、狄德罗以及柏拉图；从“漫步的孤独者”卢梭，到“塔希提岛的主人”高更———他更愿把那儿称为“大溪地”；从中国文学，到外国文学；从古希腊雅典精神，到中国现实的思考……不一而足，让人享受着一种“活在多个世界中”的快感。有意思的是，他把这样的交谈，定名为“心灵小屋的畅游”，并说那是“有壁无际的自由遐想和理性精神的漫步”。
不可思议的交流慢慢延伸出一种情感的默契，日子久了，我们竟没注意到一种语气的变化。越来越无羁而感性的话语好像多少年前我们就是至交知己。他常调侃地叫我“大女孩”，而称女儿为“小女孩”。点点直到长大都念念不忘这个“Uncle”（叔叔，这是女儿对他的一贯称呼），她说她是读着Uncle写的故事长大的。其实，从小到大女儿听过、读过无数的故事和书，但她就是坚持说，她的童年中印象深刻的就只有Uncle“送人玫瑰之手，历久犹有余香”的记忆。这事说起来真是颇为滑稽，因为远野压根就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书都是写给有思想能力的人读的。但是，那时女儿像我一样异想天开，说要看他写的故事，说Uncle写妈妈留的作业，也得写她的。远野真不知哪来的那份爱心与耐性，竟真的为她一个人写了只属于她的童话。这样，远野就成了我和女儿共同的朋友。
惑 08（2）
一切美好慢慢延续着，我的生活却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让我几乎分不得心，甚至分不出更多的时间睡觉。这一时期，远野的信写得越来越有情致了，好像不经意间要分解我精神的压力与负担。我知道，他做这一切，多半是心性使然，不过不能否认，这其中也有比对一般人更多的关心。
曾经有一个阶段，女儿的心理状态出现问题，极度厌学。我为此愁得没法，从心里憎恶当今的学校教育压抑天性，但却无能为力。远野从南方寄来了日本NHK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黑柳澈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当时大陆没有译本，他是请朋友从台湾捎来的。这开始了我与女儿心理沟通、平抑愤怒、宣泄情绪并疗治创痛的管道。我答应女儿，每天不管何时、不管我在做着什么，只要她需要，便可以随时叫我，我会放下一切来陪她；而只要她写完作业，我就会给她读“小豆豆”，若时间早就多读，时间晚就少读。女儿被书中那个与她景况相似的小豆豆牢牢地吸引住了。为了“读书”，她开始注意力集中地写作业，为了多听故事她写作业的速度越来越快。慢慢地她为“心烦”而叫我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厌学的情绪则越来越不被意识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蹲下身子”同幼小的女儿说话，学会了以她的视角看问题，也领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灵抚慰方式。
我明白，远野用心“疏导”的绝不仅是女儿一个人，而是两个。他教会了我许多。
然而，就是这样，我给他写信的频率却越拉越长了。工作、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江川有如“国际自由人”，不遇麻烦已很少能想起“家”所包含的意味。这三者没有一处是我可以省心的，以致一次在电话中，我对江川说：“亏了我心理承受力好，压根儿就认为‘家’是我一个人的。”
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明显的抱怨。平心而论，我一直以为，谁做什么并不重要，一种精神的分离才是人心里真正痛苦的地方。几年商海的喧嚣浸染，江川已少有耐心能听我的想法了，每次说到点点，也多是三言两语地应付着，谈自己就更少。他总是说他很忙，但寄来的照片却越来越显出发福的迹象。我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