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但是古书的记载十分零碎，有很多只是只言片语，看不出诗的模样，像学说话的孩子说的话。是的，这些零碎的记载确实是史诗。我们祖先的时代也确实是孩子的时代。史诗，是说始族时代始族人讲述的始族起源的故事，始族创业的故事。这些故事经由古汉语氏族时代流传下来。
（古书“诗经”收集有关于商周祖先创业的诗篇，这些诗篇是文字创作，与本书的史诗不是一回事。）
中华史诗经过了以下的流传过程：
初始阶段
每一部史诗都是从始族起源讲起，有一个产生史诗的母始族，这是史诗的初始阶段。经过了长期的流传，母始族已经无法找到。母始族或者在以后的迁徙中消失了，或者汇合进了别的氏族中，组成了别个氏族群。母始族一定有，史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流传地区
流传地区大多能够找到。这个流传地区也就是起源地区。我们寻找一部史诗的起源，就是指它初始的流传地区。某一部史诗在初始阶段被所在地区的始族群接受，流传起来，叫做史诗的起源。这使得我们能够知道某一部史诗演变的早期情况。
演变
史诗经过了演变，在内容上增添了，丰富了，故事完整了。在地区上，流传的范围扩大了，转移了。在语言上，可能从一种方言传播到另一种方言，甚至史诗的母语方言消失了，不能为今天知道。这其中，大量的史诗没有流传下来，消失了。保留到今天的记载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保存
中华史诗的一部分以帝崇拜的方式保存下来。古中华有一个长达千年的帝崇拜阶段。流传到今天的史诗经过了几千年时间的保存阶段。成千上万部的史诗中，只有那些被当做帝崇拜资料的部分，或者被当做帝故事的部分才能保存下来。大量的史诗丢失了。古汉语的史诗还好一点，一部分能够被古汉语流传下来。但是，使用古汉语的地区并不大，大地区的非古汉语的史诗几乎全部的丢失了。这使得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历史无法从语言知道。在今天对非古汉语地区的历史从中华史诗的“外来语”中寻找，（例如，木兰辞的可汗祖先已经汇合进了古汉语氏族无法再找到）。
巫祠的宣讲
史诗是语言文化，口头流传，从宣讲到传唱，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史诗流传的主要形式是巫祠的宣讲。早在始族时代在村落里已经有专业的宣讲和祭祀主持人。专业的主持人叫作巫，巫是古中华时代的文化组织和文化人。从始族时代的巫到氏族时代的巫祠，史诗这样流传下来。
文字记录
史诗流传的时期没有文字。史诗经过了几千年的口头流传才被文字记录下来。文字记录下来的，没有丢失的部分是今天能够知道的部分。中华史诗由古汉语流传下来，非古汉语的史诗（历史记录）在今天也不能知道。
语言的社会性
史诗使用语言作工具，史诗的起源和流传与语言工具密不可分。
在今天，对古社会的认识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考古的途径和语言的途径。对中华史诗的探索就是通过语言的途径对古中华的认识：语言的讲述，语言的传说，语言的流传，古书的记载，等等，古社会以史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本文对语言（和文字）作一些讨论是必要的。
广义的讲，用声音传递的信息都可以叫作语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阿猫有阿猫的语言，阿狗有阿狗的语言。这样看，语言无所谓“社会性”。但是，如果我们用“社会的高度”来衡量一下，就知道，任何的动物的语言都达不到社会的高度，进入不了社会。这就是语言的社会性（社会的属性）。就是说，任何动物都没有（社会）语言的能力。
关于兽孩的报道很多。被动物哺育过的兽孩无一例外的丧失了语言能力。兽孩像动物一样的被隔离在社会之外。兽孩与人一样，具有语言的生理构造。这一点无需怀疑。那么，是什么妨碍了兽孩的语言能力？
语言由词汇构成。词汇表达了固定的社会内容（意义的，概念的，抽象的）。问题就在这里：兽孩（的声音）不表达社会内容。孩子（在没有对社会的认识以前）只有长期生活在人中间才能获得社会的内容。就是说，语言要有一个学习社会，认识社会和符号社会的前提，这样才谈得上对社会内容的交流，即对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兽孩不肯学习语言，是因为他不需要语言。语言的产生是因为需要。没有社会这个需要语言的条件，语言也就产生不出来。可见语言对社会的依赖（属性）关系。我们考察一下聋哑人的语言现象。哑人因聋而哑，因为聋失去了声音语言的能力，妨碍了对语言的学习。但是，聋哑人能够用手语，通过学习能够用文字来使用语言，而兽孩却不能。这些也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社会的内容固然需要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反过来，没有社会内容的语言也不存在。这便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用“语言的社会性”来考察史诗就发现，远古的史诗，被当作神话传说的中华史诗实际上是对远古社会的记录，是我们探索远古社会的原始资料。这就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语言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史诗是否记录社会产生争议，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语言的社会性这把尺子。读者，你不这样认为吗？这样认为吧。
语言的社会性，这是一个极常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语言现象，因为普通，反而不为我们注意。这就象我们每天几次的上下楼梯却少有人知道楼梯的步数一样。
承认了语言的社会性，就可以探讨语言的起源。社会开始于距今万年，语言也开始于万年前。人与动物（包括动物人）的最后分界也在这个时间。语言的产生为思维准备了条件，思维发育。离开了语言的社会性去谈思维，去谈动物语言毫无意义。
中华社会开始于距今万年，动物人进入社会时已经有了动物语言的能力。随着社会关系的产生，“动物语”开始丰富，开始了向社会内容的转变。这便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于社会。
语言产生于社会？可能有读者觉得不舒服：这可能吗？在百万年的进化时间里，语言的能力就没有进化？提出这样问题的读者还是没有想明白语言对于社会的依赖关系。今天的哺乳动物何止千百万年的进化时间，何止百万年的发声能力？哪一种动物，包括灵长类，产生了语言？与人类亲缘分支的当属“野人”。从语言的角度看，野人是没有进入社会的古人类。哪一位“野人”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语言，能够在一起说长道短唠家常？没有。因为野人没有建立起社会的关系。
说到这里，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因为人类的语言与动物的语言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致无法想象怎样发生从动物语到社会语的转变。一定有读者相信人类的语言是天生固有的。其实，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人类从动物进化出来，因此，人类的语言也是从动物的语言进化出来。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为了将事情说得直观些，这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驴叫是动物语。驴的叫声由O和A组成。驴叫难听死了。驴为什么叫？原来，驴的祖先是野驴，驴叫是呼唤同类的语言。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洪亮的声音在传达信息：我在这里！野驴的语言一定是很丰富的。从野驴到驯养驴，驴不再需要呼唤。于是驴的语言也就退化，只留下O和A两个音符。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来考察一下猫的语言：喵，这是在打招呼：喂？晤……，这是在发出警告：不要来抢我的食物。求偶时的哀号，这是在要求男友：我好难受，快来*。猫类的关系就是这样，猫的语言也就这么多。我们人类从动物人到社会人，社会关系需要语言来表达。人类的语言这样丰富起来。当我们探索“神话传说”的时候，我们已经投身在远古社会的大背景中。我们探索中华史诗，古社会的画面就折射出来。
社会的生产能力，社会的积累能力，社会的生产状态（包括采集生产）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础。简单的生产状态只能出现简单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早期的语言。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相对应：有怎样发展高度的社会就有怎样发展高度的语言，有怎样复杂发达的社会关系就有怎样复杂发达的语言。社会已经历时万年，表现出来社会的历史性。因为语言的社会性，因此，语言也具有历史性。就是说，流传到今天的史诗无不表达历史的内容，打上历史的烙印。举一个例子：
“老大帝国”，这是近代人说的话。“皇帝万岁”，这是皇帝时代人说的话。“皇帝（制定历法）”，就一定是5千年以前的古人说的话。
运用语言的历史性来读中华史诗：从春秋时代流传下来一批古书，古书中保留了“对祖先的声音语言的文字记录”。从这个角度讲，中华史诗是辉煌古中华的一座文化宝库。
语言一经产生就具有了工具的性质。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有使用工具的“人”。语言从“巫文化”发育出来，由“巫”这一部分人使用。（这就象今天的规范语言普通话以现代作家的经典作品为标准一样。）早期的语言是始族巫用于宣讲的工具。因为巫的宣讲，语言丰富和发育起来。在采集时代，集合采集，分配食物，安排住地，完成婚配这些行为没有语言条件也能进行。这些行为在动物群中也能发生。像制作陶器，建穴这些劳动行为也不一定必须声音语言。就是到了种植时期的田间劳作也不需要语言。可是，早在采集时代，巫宣讲和主持祭祀就开始了对语言工具的需要。巫文化离不开语言工具。巫文化越发达，语言也1定越发展。
公元前6千年出现村落，语言的发展从这个时间开始。主持祭祀的巫能够清楚的讲述，而始族人不能和不会使用语言，能够听懂，不会说。语言不亚于今天的高科技。在始族人眼里，始族巫崇高而神奇。古人对周围世界几乎无知，对始族自身也几乎无知。始族人的要求由始族巫来满足。始族巫要讲述始族的起源，要解释周围的世界，讲人与动物的关系。到了始族时代的晚期，动物神建立起来，生育神建立起来。始族巫完成了向巫祠的转变，完成了从以生育母亲作纽带到以崇拜作纽带的转变。从始族关系进入氏族关系的转变过程不少于千年的时间。这个转变的过程语言的作用巨大。史诗时代是语言的发展时期，经过了这个时期，古汉语成熟了起来。中华人的语言，就是这样起源的。古汉语就是这样发育的。
汉字起源
汉语的最早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的出土是古文字的一大奇迹。甲骨文很成熟，很实用，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如果将一片刻字的甲骨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一片甲骨就是一封书信。
对于甲骨文的起源，在当前还没有（直接的）资料。但是，这并不妨碍对文字起源的描绘。初始的文字不过是一些帮助记忆的符号。这些符号只有刻划的人自己懂得。从刻划符号到甲骨文，达到别人也能看懂的程度，这个过程没有千年的时间不能实现。
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殷）人”使用的文字，不晚于公元前2千年已经出现，这个时间是大商政权的盛期。这样算起来，古汉语文字初创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千年，正是在“5千年文明”的初始时期。我们认识了语言的社会性，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文字必定作记录史诗的工具。但是，甲骨文远没有成熟到记录史诗的能力，今天从古书中看到的中华史诗只是只言片语。中华史诗与甲骨文同时代，但是，这只言片语的史诗记录却不是从甲骨文流传下来。今天出土的甲骨文是对“占卜”的记录而不是对史诗的记录。（说到这里，读者1定感到别扭：著名的文字没有记录著名的史诗。为什么？史诗的记录在成千上万个巫祠进行，而占卜记录却是大商中央的政府行为。而且占卜记录只在殷墟保存。）
继续探索汉字起源。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当然也是工具。距今5千年，通常称作神话传说时代，又叫作巫祠时代。初始的文字是用于巫祠宣讲的工具。文字的出现，文字的普及（在巫祠普及）用浪潮两个字形容不过分。20世纪的后半，先是电视发明出来，后是电脑出现。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电脑便普及到千家万户。巫祠时代文字的出现也是这样的情况。
文字的初创，文字的起源，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叫作“结绳”。语出春秋。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文字开始于结绳。本文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曾经认为文字由（商）政权制定，出于对社会管理的需要。实际上，文字的出现早于商政权。上面两种设想春秋人都曾想过。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也是春秋人流传下来。
文字怎样起源呢？文字起源于绘画。我们的汉字起源于绘画。在文字以前，有一个长时间的绘画阶段。早期的绘画是画在“岩壁”上，叫作岩画。早期的岩画出现在距今万年。距今万年的古人已经有了绘画的能力。本文说的绘画没有那么古远，是画在巫祠墙壁上的画。这种绘画大量用于对“神”的拜祭和宣讲。在巫祠里，用绘画和塑像来讲述“神迹”。如果说在文字时代用甲骨和竹简来书写，文化人在书房里读书，那么，在绘画时代是将书“画”在巫祠里，远古人到巫祠去“读书”。巫祠里绘画的书比文字的书更直观，更形象。汉字是象形文字，起源于图画。汉字可能是今天唯一通用的象形文字。汉字保留了巫文化的造字法。
早期的生产（氏族生产）不需要文字。生产的管理（政权和政权的萌芽）也不需要文字。社会从人工生产直到氏族政权的产生，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无文字”的系统。许多政权如：辽（契丹），金，元等甚至在公元千年以后创制文字。商周的政权也不用文字记录自己。最早的政权记录见于春秋时的“鲁”。鲁国设置“史官”。史官对政权的记录由后人整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古书“春秋”。
社会的文化（巫文化）组成了又一个系统，巫祠系统。文字产生于巫祠系统而不是生产系统。中华人的古汉语氏族就是这样走过来。中华社会历史悠久，在人工生产的早期就有了巫祠使用的（包括绘画的）文字。中华地域广大。在广阔的土地上，早期发达的语言传播着巫文化。巫文化的文字是在极低的生产力条件下浇灌出来的文化之花。
在文字前的“绘画语言”的阶段，巫祠的祭祀除了泥塑的神象而外，在墙壁上画着画。巫祠的殿堂很大，在甘肃的秦安和渤海岸红山文化都出土了殿堂的遗址。墙壁上的画逐渐的抽象化，逐渐的需要讲解才能看懂。从形象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经过了不止千年的时间。祠的主持巫很愿意作这件事：创造出图画符号，显示出神和帝的威严。到了文字的早期，满墙壁的图画符号代替了绘画，或者与绘画搭配，就像配字的连环画一样。
中华人的众多的氏族中，只有少数氏族创造了文字。世界上相当多的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甚至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汉字的起源极早，经过了极长的复杂的摸索过程。在今天是极普遍，极普通的文字在巫祠时代是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