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学业的王晓川、唐明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回国。但祖国的山河始终是游子魂牵梦系之地，影响着他们每一次的人生选择。
王晓川在找工作时曾拒绝了一家大公司的邀请，只因圣地亚哥的另一家公司提供的职位
有可能到亚太地区发展。
唐明也是如此。芝加哥大学的宇宙化学的专业地位全世界首屈一指。读博士期间，唐明在陨石里发现了太阳系形成以前的物质，这在当时的宇宙化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在权威杂志《自然》上三次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全球主要报纸和电台都作了报道，其中《纽约时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然而，声名鹊起的科学“新星”宣布转学MBA。几乎所有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都极力劝他放弃这一“愚蠢至极”的决定，警告他大陆的学生学了MBA在美国没有优势，工作都找不到。
唐明另一个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是，进入福特中国总裁培养计划的他毅然辞职。“过几年你就可以做到我的位置了。”当时的福特中国总裁惊讶地挽留。“我下过乡。下过乡，你懂吗？”对福特在中国的策略深感失望的唐明知道总裁永远不会理解，“赚钱多少、职位高低对我们现在真的不重要。我就是想做点对中国有价值的事情”。
很难想象，落后的农村和贫苦的农民给唐明的震撼有多么巨大，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个1975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在人生道路上的取舍。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宇宙化学家的名望，选择攻读MBA，投身经济和管理；他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福特中国总裁的高职，选择创业，渴求人生价值和理想。唐明淡淡的一句心声，也许是最好的诠释——“如果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我觉得这辈子挺值的。”
实录4
复旦张江：理想主义者的胜利
企业：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者：王海波
这无疑是一群理想主义者。1996年创业伊始，他们就立志自主研发新药。虽然，那时只有六七个人，区区三百余万资金。在以“烧钱”著称的生物医药行业，他们可以说是赤膊上阵。十年风雨，大浪淘沙。包括美国在内，生物医药概念从喧嚣而复低潮，起起落落。企业一批批应运而生，又一批批难以为继，最终倒闭。无论外界如何甚嚣尘上、风雨飘摇，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却矢志不渝，苦心呵护着他们的理想之灯——做自己的药。
“往回说，都是故事，都是编的。”复旦张江的创始人、董事会主席王海波笑谈。然而，透过如烟往事，一群理想主义者的鲜明个性历久弥新。
几乎所有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师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尽管年纪不尽相同，甚至是师生关系，却因为志同道合而成为朋友，经常一起坐而论道、指点江山。王海波、苏勇、李军等复旦张江的创业者亦是如此。他们都是不安于平淡的老师和学生，一直尝试着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经验，乃至创造性的经营管理理念应用到实践中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群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离别时相约，尽管现在各奔东西，有朝一日，大家要重新聚首，做一件真正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青春的梦想。
其实早在1990年，王海波和苏勇就参与了杭州某基因药物公司的筹建，负责部分技术工作，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基因工程产品——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现在仍被广泛应用于癌症患者化疗后的恢复治疗。苏勇后来加盟该公司负责技术，并出任总经理。
1993年，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在洗衣粉用碱性蛋白酶项目上积累一定资金后，计划向农药、兽药行业转型。王海波与李军受邀参与创办，王海波担任公司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实施和研发。当时研发的一些产品，至今仍是这家已是A股上市公司的主要赢利产品。
但王海波最后还是回到了学校。“这6年，基本是国外有什么东西，我帮他们把技术问题解决掉。对企业和社会来讲是有价值的——中国总是要有人做东西给老百姓用么。”王海波却不满足于此，“不确定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诱惑”。做科研出身的王海波毅然离开了这家公司，继续寻找能真正做新药的机会。
＇20＇第20节：企业实录（5）
机会毫无征兆地来临了。当王海波接到浦东新区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的课题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课题。1995年，浦东新区在制订发展规划时，列出了一批软科学研究课题，以利于科学决策。其中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方面的课题委托复旦大学来承担，王海波担任课题负责人。“浦东应该建成产业化高地和技术创新的高地，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势’，吸引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才俊，近悦远来。” 课题完成后，相关建议引起了浦东新区领导的共鸣。浦东新区认为可以实践一下，就力邀王海波亲自挂帅，付诸实施。
“浦东的领导比较有远见，比较有水平。”多次商谈，引为知音，王海波至今仍由衷赞许，“这也许就是支撑我们走过创业最初那段日子的信念源泉”。
“当时确实是想在未来可能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做些尝试。看有没有可能，找出一点别人没碰到过的东西。我一直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事。”如果说创业之初只是模糊的“做新东西”的青春梦想，那么十年创业路使创新成为复旦张江的品格。
如今赫赫有名的“张江药谷”当时还很荒芜。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地铁，甚至没有出租车，只有几辆城郊结合部的破旧中巴车在园区边缘的龙东大道上匆匆经过。整个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开发的面积，也不过3平方公里左右。三四条宽窄不一的水泥马路，马路旁边除了一排小树之外，几乎杂草丛生，间或有附近农民种的各色蔬菜，科技孵化园区内也只有孤零零的几座建筑。在其中一幢楼的六楼，有一间20多平方米、几乎是毛坯房的简陋办公室和一间4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1996年11月11日，复旦张江从这里开始了创业之路。
“以国际前沿技术为着眼点，以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技术为核心，以技术发展为先导，产业化适时跟进；市场定位面向世界。”尽管怀着宏伟的创新梦想，复旦张江首先面临的问题同所有创业公司一样——如何生存？王海波坦言：“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挺冲动的，感觉是可以做成的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很难。”
实录5
普元软件：创业的机会在变化的市场中
企业：普元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创业者：刘亚东
1995年，刘亚东和田溯宁、丁健从美国归来一起创立亚信，后来刘亚东又先后担任亚信的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COO）。1998年，刘亚东从亚信退出。3年后，他重新出山，和此前同为亚信高层，曾担任过副总裁、首席技术官的黄柳青共同创立普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10万美元。
而他瞄准的是构件化。
他认为，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在企业管理已经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时候，写软件，尤其是写企业管理类的软件，其关键是如何能够用计算机技术来解决企业管理中面临的流程自动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是非常现实的，管理相当稳定，计算机的手段却很落后，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需要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创新的过程产生了像甲骨文（Oracle）等一系列类似的公司。而在中国，企业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人解决过的，是反过来的一个问题。管理相当不成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提高一个企业在发展中的管理水平。
如果用一个产品来帮助中国的企业解决它在管理过程中所需的软件问题，那这个软件天天都要变。如何能够用一个软件来解决不断变化的管理体系的问题呢？
例如金融、电信等这些面向海量客户的服务行业，客户为公司带来收益的同时，公司也为每个客户付出了成本。随着竞争的加剧，公司就得为不同的客户设计出不同的产品，并制定不同的价格，计算不同的成本，不同的企业之间通过差异化竞争来取得最大回报。例如对银行来说，就是不同的理财方案；对电信来说则是不同的资费和优惠措施；而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也要设计不同的佣金制度。
＇21＇第21节：企业实录（6）
有没有这样一个产品，它非常成熟可以直接拿给客户用？显然不存在。普元因此致力于将软件做成像积木一样。由普元提供很多的“积木块”，这些“积木块”使得任何一类管理流程自动化都可以用这个“积木块”搭出来。同时，普元提供一个运行的平台，告诉客户每个“积木块”之间怎么去沟通。这样，当管理发生变化时，如业务流程从三步变成了七步，通过“积木块”就可以很快把业务流程重新“搭”出来了。
这样一个好构思，为什么欧美等发达国家没有做呢？其实，国外很早便有公司做类似产品，也就是能够从软件初始开发的时候就用构件技术搭建。但到现在为止，大多公司都失败了。谈及失败的原因，黄柳青表示，其实并不是先行者的技术做不好，而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客户应用不在这个领域。美国大型系统已经发展多年，要重新用一套新的技术和方法构建，其中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开发这样一套系统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很多公司没有等到那一天便支撑不下去了。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系统是有其市场空间的，因为中国的大型系统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如果能够有一套提高开发效率的体系，自然可以吸引用户，同时在国内开发这样的产品，其投入和国外相比还是少了许多。普元抓住后发市场的特征和机遇，实现超越，在这个领域拥有了国际竞争力。
如今，普元EOS构件复用率在60％以上，它有利于信息化用户通过构件化积累企业知识，降低维护成本50％、提高开发效率70％以上，并有利于应用系统的长期维护和发展。
然而，对于中间件和平台类的厂商，销售渠道的建设非常不易。他们需要搭建的是整个技术产业链，其中甚至包括与媒体、学术界和政府的联系。普元高级副总裁杨勇说：“我们普元的营销和其他公司的营销是不同的，我们更关注整个产业的营销，而不仅仅是单个产品的营销。如果不能对构件技术产业进行营销，再好的营销都是有问题的。而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础软件公司，我们会采用更多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和营销手段。”
尽管厂商与渠道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但普元认为只要把握住几点，相互的协作还是不难达成的。首先软件厂商要拿出自己的核心产品、杀手级应用，找到它的用户，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和稳固渠道。这就是说，软件公司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产品做好，品牌做好。要让合作伙伴卖你的产品能够挣到钱。否则他可能会暂时帮你一把，但不可能跟你走。其次，就是双方要建立共赢的关系，利益上的分配要合理。第三就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普元还组织编程比赛活动，并建设面向EOS程序开发的社区，以期使更多的人站到“构件”这杆大旗下。
“业务模型、技术都不是问题，但这里……”刘亚东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想法是最重要的——做一家创业企业就像种树，树要长得高大，必须不断地把多余的枝丫砍掉，这样主干才能茁壮”。
实录6
禹华通信：做中国手机厂商的研发中心
企业：禹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创业者：吴晓钟
禹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吴晓钟做的事情很专业，主要是做通讯产品，所以他在圈子里的影响很大。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他的技术如何精湛，而是年届半百毅然回国创业的勇气令人佩服。1954年出生的吴晓钟在回到国内决定创立一份自己的事业时是在2001年，此时年近50的他做出这样的决定着实需要一些胆魄。
所幸的是，多年的工作经验已经不需要让吴晓钟再盲目地寻找创业的项目，他此时已经在通信行业声名远扬了。
“其实我早就想回国了，像我们这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在国外会有比较复杂的感情，总是希望能回国做点事情。”吴晓钟出生在上海，作为老三届，他到西双版纳插过队，文革结束后就去了美国学习，特殊而复杂的人生经历让他的很多情感和决定总是显得意味深长，又难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所理解。
＇22＇第22节：企业实录（7）
1989年吴晓钟为了回国举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但由于种种原因，回国的事情又被耽搁了12年。
当时吴晓钟的想法很简单，主要是想回来工作，对于是打工还是创建自己的公司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做什么事情也没有明确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很迷茫，但想回来。”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吴晓钟在加州的停留并不是浪费。1995年他通过了EIT和PE考核，获得美国注册工程师资格，分别在HMS、 Applied Material、 PCC等大公司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先后担任工程师、部门主管、项目高级经理、高级副总裁等职，这期间共获得4项美国专利。
1999年，吴晓钟还担任了美国太空总署（NASA）Sample Wheel项目的负责人及主要设计师，该项目服务于2003年美国太空总署登火星计划。与此同时，他回国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在同年他受聘出任中国信息产业部所属中电赛龙通信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CEC Wireless公司的资深副总裁，负责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研发与生产管理。
由于出任中国公司的职务，在2000年到2001年的两年间，吴晓钟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留在中国，这个经历使得他更快地了解了国内的情况。在此期间大多数国产手机厂商他都跑遍了，对中国手机市场和厂商的情况都有了深入的了解，因此他逐渐有了创业办公司的想法。
“当时中国国产手机厂商基本上都是贸易模式，90％是购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手机研发产品，然后加工后贴上自己的牌子卖掉。中国手机厂商那时的研发能力都不高，都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投入也很少。所以我最初的想法是做中国手机厂商的研发中心，去和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手机研发产品竞争。”吴晓钟此时越来越有创业的冲动了，而且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并且有自己优势的产品可以去做。
中国通信行业和手机市场的快速发展更是让吴晓钟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中国有13亿人口，手机的普及率还不足5％，通信产业市场巨大。吴晓钟后来宣称：“我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段旅程开始于禹华成立的那一天！”
实录7
鼎芯：无限信心无线“芯”
企业：鼎芯通讯（上海）有限公司创业者：陈凯
2002年，鼎芯创始人陈凯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创业机会：中国TD标准正式成为国际标准。这一标准下的射频、基带芯片开始成为全球产业界竞逐的对象。于是陈凯邀来许多海外半导体人士，组建起团队，开始鼎力打造中国无线之芯。
作为一家秉持“高科技报国”理念的留学生创业公司，鼎芯半导体凝聚了一支优秀的团队。虽然按照国际射频集成电路公司的标准，这支队伍尚属年轻，但是鼎芯团队的潜力已被国际半导体业界所认可。他们中的半数人员具有电子工程博士和硕士学位，30％的人员曾经在美日IBM、国家半导体、RFMD、 HARRIS／INTERSIL等著名半导体企业工作多年，其余的大多数员工都是Intel、安捷伦、爱立信、DELL以及华为和中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