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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自述人必须告诉她的读者的一切了，不过，末了，她还要提一下那个让她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几星期前，她去书店参加了一位认真的年轻作家的读书会——杰西卡正激动地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之后在回家途中，在曼哈顿的春天街，帕蒂看到一个高个子中年人沿着人行道朝她走来，并发现这个人是理查德·卡茨。如今，他的头发短而灰白，戴着眼镜，让他看上去古怪地尊贵，尽管他的穿着仍然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曼哈顿下区这个你无法像在布鲁克林一样混迹于人群的地方撞见他，帕蒂觉察到现在的她看起来一定很苍老，像什么人不相干的老妈。如果有任何可能，她会躲起来，为理查德免去看到她的尴尬，为她自己免去作为被他扔掉的性伴侣的尴尬。但她无法躲避，而理查德，带着一种熟悉的勉强出来的礼貌，在别扭地说了几声你好之后，提出请她喝一杯。
他们去酒吧坐下，理查德带着一个忙碌而成功的人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听帕蒂说着她自己的事情。他似乎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他的成功了——他提到，没有觉得难为情或者抱歉，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那些先锋派管弦乐中有一首是他创作的；提到他目前的女友，显然是个了不起的纪录片制作人，为他介绍了很多沃尔特一向喜欢的那种严肃艺术片的年轻导演；还提到他手头正在进行的几项配乐。看到相对自己而言，他似乎非常满足，帕蒂允许自己的心小小刺痛了一下，然后在想到他那个能干的女友时，又小小刺痛了一下，之后，像往常一样，话题转向了沃尔特。
“你和他完全没有联系？”理查德说。
“没有，”她说，“就像个童话故事。从我离开华盛顿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说过话。六年了，一句也没有。我只能从孩子们那里听到他的消息。”
“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我不能，理查德。六年前我错过了属于我的机会，而现在，我想他只想自己待着。他住在湖边那栋房子里，为那里的自然保护协会工作。如果他想要联系，他总是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许他也这么想。”
她摇摇头。“我想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受的苦比我多。我觉得没有人会冷酷到认为应该由他来主动联系我。而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杰西，我想再次见到他。如果她没有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她爸爸，我会大吃一惊的——她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复合。所以很明显，他仍然没有复原，仍然愤怒，仍然恨着我和你。而谁又能真的去责怪他呢？”
“我能，责怪一点儿，”理查德说，“你记得他在大学时是怎样用沉默来对付我的吗？那是狗屎。对他的灵魂没好处。就是他的这一面让我永远无法忍受。”
“那么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不打。”他笑了，“我终于抽出空来为他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如果你留意，两个月后你会看到的。穿越时光隧道的一丝友谊的呼唤。但是我对道歉从来都不感兴趣。可是你——”
“我怎样？”
他已经在向酒吧女侍应招手要账单了。“你知道怎么去讲故事，”他说，“为什么不给他讲个故事呢？”
* * *
＇1＇ 即迈克尔·杜卡基斯（1933… ），美国政治家，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2＇ 达格·哈马舍尔德（1905…1961），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
＇3＇ 亚当·克莱顿·鲍威尔（1908…1972），美国政治家，纽约州第一位入选国会的非洲裔美国人。
＇4＇ 原文为法语。
＇5＇ 沃克·伊文斯（1903…1975），美国摄影师，以拍摄反映经济大萧条的作品著称。
坎特桥小区湖
一只家猫在户外丢掉性命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被丛林狼撕个粉碎，或被汽车压得扁平。但是，六月初的一个傍晚，当霍夫鲍尔家的宠物猫鲍比没能回家，无论怎么呼唤它的名字，怎么在坎特桥小区四周搜寻，沿县公路来回奔走，或是把鲍比的复印照贴在当地的树上，都未能发现它的踪影时，坎特桥街上的住户们纷纷猜测，鲍比已经被沃尔特·伯格伦德杀害了。
坎特桥小区是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由十二栋有着多个洗手间的现代风格的宽敞房子构成，位于一处现已被正式命名为坎特桥小区湖的小水域的西南方。虽然小湖真是和哪里也不沾边，但是国家的金融体系最近几乎在零利息地往外借钱，坎特桥小区的兴建，以及通往小区的道路的拓宽和铺筑，一时刺激了伊塔斯加县萧条的经济。之后，低息也使很多双子城的退休人士和年轻的当地家庭，包括霍夫鲍尔一家，得以购置他们的理想家园。当他们于二○○七年秋天开始入住时，小区的街道看上去仍然非常简陋。他们的前后院凹凸不平，草地稀稀落落，难以对付的冰川砾石和那些侥幸存活的桦树散布其中，整体来看，小区就像一个孩子匆匆赶制的学校手工作业。新住户家的猫当然喜欢在树林中游荡，也不会放过与小区相邻的伯格伦德家地产上的灌木丛，里面有很多鸟。而沃尔特甚至在坎特桥街上的最后一栋房子住进人之前，就已经挨家挨户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请求他的新邻居将他们的猫关在室内。
沃尔特是明尼苏达本地人，还算友好，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他声音中的政治忧虑，他脸上疯狂的灰白短胡茬，让坎特桥街上的住户感到不安。沃尔特独自一人住在一栋低矮、僻静的老度假屋中。小区住户无疑享有更好的视野，因为他们隔湖看到的是沃尔特风景秀丽的地产，而沃尔特看到的却是他们光秃秃的院子。虽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会停下来想一想，当初修建他们的房屋时噪音肯定非常可怕，但是没有人喜欢自觉是他人田园生活的入侵者。毕竟，他们已经付了房款；他们有权住在这里。事实上，他们所有人的财产税都要比沃尔特的高出很多，当中多数人还得面对不断膨胀的分期房款，且靠固定工资生活或者还在为孩子们储蓄教育资金。而沃尔特显然没有这些忧虑，当他走上前来，向他们抱怨他们的猫时，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理解他对鸟儿的担忧，而他却不能理解为鸟儿担忧是一种多么优雅的特权。琳达·霍夫鲍尔是福音派新教徒，也是整条街上最好事的一个人，她尤其觉得被冒犯了。“鲍比猎杀鸟，”她对沃尔特说，“可那又怎么样？”
“这个，问题是，”沃尔特说，“小猫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美动物，所以我们的鸣禽始终未能进化出对抗它们的手段。这完全不是一场公平的战争。”
“猫猎杀鸟，”琳达说，“这就是它们会干的事，这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的，但猫是旧大陆的物种，”沃尔特说，“它们不是我们的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我们把它们带过来，它们不会出现在这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老实跟你说，”琳达说，“我唯一关心的是让我的孩子们学会照料宠物，学会对它负责任。你是在告诉我他们不能这样做吗？”
“不是，当然不是，”沃尔特说，“但是冬天，你不是把鲍比关在家里吗？我只不过是请求你在夏天也这么做，为了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住在一处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北美很多数量正日益减少的鸟类都在这里繁殖。而这些鸟也有孩子。当鲍比在六月或者七月杀死了一只鸟，它同时也留下了一窝没法存活的幼鸟。”
“那么这些鸟需要换个地方筑巢。鲍比喜欢在户外自由活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把它关在家里是不公平的。”
“对，好的，我知道你爱你的猫。如果它可以只是待在你的院子里，那样也行。但是这片土地在属于我们之前，其实是属于这些鸟类的。而且我们似乎也没法告诉它们，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它们筑巢。所以它们还是不断地飞来，然后不断地被杀死。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它们整体上都快要找不到栖息地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开发。因此，既然我们接管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就应该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管理人。”
“哦，对不起，”琳达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孩子比什么鸟的孩子更加重要。我觉得和你相比，我的态度算不上极端。上帝把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人类，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我也有孩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沃尔特说，“可是我们只是在说把鲍比关在室内。除非你和鲍比聊过天，否则我看不出你怎么知道它不喜欢被关在室内。”
“我的猫是一只动物。地球上的动物没有被赋予语言能力。只有人类才会说话。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子被创造的，这就是依据之一。”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怎么知道它喜欢四处跑呢？”
“猫喜欢户外。谁都喜欢户外。当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鲍比就站在门边，想要出去玩。不必和它聊天我就能理解这点。”
“可是如果鲍比不过是一只动物，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它对户外的小小偏好就该践踏鸣禽们养育幼鸟的权利呢？”
“因为鲍比是我们家的一分子。我的孩子们爱它，我们想给它最好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只宠物鸟，我们也会想给它最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宠物鸟，我们有的是一只猫。”
“好吧，谢谢你听我说这些，”沃尔特说，“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或许你会改变看法。”
这番对话惹恼了琳达。沃尔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邻居，他不属于业主协会，而且他开着一辆日产的混合动力车，最近还在车的保险杠上贴了写有奥巴马三个字的贴纸，在琳达看来，这说明他不敬上帝，而且对辛勤工作的家庭的困境缺乏同情心，比如她家，就正在吃力地做到收支平衡，吃力地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把孩子培养成有爱心的好公民。琳达在坎特桥街并不怎么受欢迎，但是如果你违反业主公约，把你的船停在你家的车道上过夜，或者如果她的某个孩子看到你的某个孩子在学校后面点燃了一支香烟，又或者如果她发现她家的房子在建造上有一处小毛病，而她想知道你家的房子是不是有同样的毛病，那么她就是那个你害怕会来敲你家门的人。拜访过她之后，在她没完没了的讲述中，沃尔特成了个问她是否和她的猫聊天的动物疯子。
那年夏天有两个周末，坎特桥小区的居民注意到湖对面的沃尔特家来了客人，一对漂亮的年轻人，开着崭新的黑色沃尔沃。年轻男子一头金发，体形健美，他的妻子或者女友有着那种没生过孩子的大城市女人的苗条身材。琳达·霍夫鲍尔宣称那对男女看上去“目中无人”，但是看到这两个有身价的访客，社区里的多数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沃尔特虽然彬彬有礼，但他之前一直都像个有变态倾向的隐居者。清晨喜欢远距离散步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坎特桥居民，现在会大着胆子和路上碰到的沃尔特聊上几句。他们了解到那对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在圣保罗做什么生意，做得很成功；他还有个在纽约发展的未婚女儿。他们问了他一些有关他本人婚姻状况的诱导性问题，希望打探出他是离了婚，还是只不过死了老婆，当发现他很会躲开这些问题后，他们当中较有科技常识的一位去网上搜索了一番，最后发现琳达·霍夫鲍尔关于沃尔特是个疯子或者危险人物的怀疑，原来没错。看起来他创立过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在共同创办人去世之后，该组织也随之解散，而那位共同创办人是个有着古怪姓名的年轻女人，显然不是他孩子们的母亲。一旦这则有趣的新闻在小区居民中传开，那些清晨散步的人就又不理会沃尔特了——或许，主要还不是因为沃尔特的极端言行让他们不安，而是因为他这种隐士般的生活状态现在散发出浓烈的悲伤味道，那种可怕的、避之大吉的悲伤——就像疯狂的所有表现形式一样，那种绵绵不绝的悲伤让人觉得害怕，甚至或许还会传染。
那年冬末，当积雪开始融化，沃尔特再次出现在坎特桥街，这次他抱着一纸箱色彩鲜艳的氯丁橡胶猫围嘴。他解释说戴上这种围嘴的猫，除了不能有效袭击鸟儿，可以在户外做任何它喜欢做的快活事，无论是爬树还是拍蛾子。他说在猫的颈圈上挂铃铛已经被证明无法起到警示小鸟的作用。他补充说，在美国，每天被猫杀害的鸣禽最少也有一百万只，也就是说，一年有多达三亿六千五百万只（而这个，他强调，只是保守估计，还没有把那些因失去妈妈而饿死的幼鸟计算在内）。尽管沃尔特似乎并不理解，每次猫出去玩都给它系上围嘴是多么麻烦，而一只戴着亮蓝色或红色围嘴的猫看起来又是多么的傻，年龄较大的猫主人还是礼貌地接受了围嘴，答应会试一试，以便沃尔特不再继续烦他们，而他们可以把围嘴扔掉。只有琳达·霍夫鲍尔干脆地拒绝接受围嘴。在她看来，沃尔特就像那些想在学校发放避孕套、想收走人们的枪支、想强迫每个人上街都带着身份证件的自大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官员。她灵机一动，问沃尔特他家灌木丛中的鸟是否属于他，如果不属于，那么鲍比喜欢猎杀它们又关他什么事呢。沃尔特用《北美候鸟条约法案》中的一些官方套话答复她，根据该法案，禁止伤害任何从加拿大或墨西哥边境飞来的非猎鸟。这让琳达不快地联想起这个国家简直想将国家主权交给联合国的新任总统，于是她尽可能礼貌地告诉沃尔特，她为抚养她的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他不再来敲她的门，她会表示感谢。
从策略上看，沃尔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机来发放他的围嘴。这个国家已陷入了深度经济萧条，股票市场一落千丈，而他到这个时候还沉迷于鸣禽，这似乎几近可憎。就连坎特桥街上的退休夫妇都受到了影响——投资的缩水迫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取消了每年去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过冬的计划——同时，街上的两个年轻家庭，邓特家和多尔伯格家，已经付不出（恰恰在这个错误的当口激增的）分期房款，很可能失去他们的家园。蒂甘·多尔伯格等待着那些似乎每星期都在更换地址和电话的联合融资贷款公司的回复，以及收费低廉的联邦债务顾问——事实证明，他们既不低廉也不是联邦的——的意见，与此同时，她的维萨、万事达信用卡账户的未清账款每个月都要增加三四千美金，而购买了她十次修甲套餐卡的朋友和邻居继续光临她在地下室开设的修甲馆，却不能带来任何新收入。就连丈夫的手上有和伊塔斯加县签好的道路维修合同的琳达·霍夫鲍尔，也开始调低恒温器的温度，让孩子搭乘校园巴士，而不再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接送他们。焦虑像一群拟蚊蠓一样盘旋在坎特桥街上空；它们通过电视新闻、电台访谈和互联网袭击着每家每户。推特网上满是令人心焦的信息，而沃尔特请求人们去关心和保护的那个啾声一片、自由飞翔的世界，是个多余的焦虑之源。
九月份才再次有了沃尔特的消息，他趁着夜色的掩护，给小区的每户人家发了一份传单。邓特和多尔伯格家现在已人去房空，他们的窗户黑了下去，就像紧急热线的拨打者终于悄悄地挂断了电话，等待接通的信号灯不再闪烁一样。但是那天早晨，坎特桥小区的其他住户醒来之后，都在他们的门口发现了一封措辞文明的以“亲爱的邻居们”开头的来信，信中重申了沃尔特已经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