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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1966 5（5）
他们在晚上五点回到了家。警车一路开到了淮海电影院的门口的时候，妈妈从昏睡中醒来，看了看窗外，就说：“我们还是走回家吧。”
走到弄堂口，妈妈将自己的头发用手捋了一下，问瑞平：“我的头发乱不乱？”瑞平忙说一点不乱。妈妈就说瑞平你搀住我一点，我怕我走进弄堂时要跌倒。瑞平说知道了。妈妈就和瑞平一起往弄堂里走。自有人像探报一样，报告陈家人回来的消息。妈妈和瑞平就在一条弄堂夹道关注之中一步一步走着。
对面亭子间嫂嫂很关心地问：“陈先生怎样了？”
“出了车祸。已经住在医院里了。”
“有没有危险？”这是那个新娘子问的。
“还好，就是断了腿骨。”妈妈将自己的右腿抬起来，用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比划着。瑞平感到了妈妈的手像钳子一样夹着自己的胳膊，身体几乎全部的分量全都吃在自己的身上。
“要不要帮忙啊？”绍兴老太说，“我儿子的一个朋友是买得到肉骨头的。吃啥补啥。”
妈妈惨然一笑：“谢谢，一点肉骨头还是弄得到的。”
他们见到一个就解释一个，短短三数十米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妈妈进了后门才面色苍白瘫倒了。她因为出汗很多已经非常虚弱，几乎没有上楼的力气了，这时没有外人，泪水就像泉涌一样，弄得胸口全是。妈妈又说，我今天是不要吃饭了，你去吃一碗面吧。
这一天的晚上，妈妈昏沉沉地只有吃了两个馄饨。她在大房间睡去之后。瑞平就洗了一把澡，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里，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实际上是不知道自己能想什么。不过他是应该想一些什么，它的眼前是一潭水，然后在水里幻化出爸爸模模糊糊的脸。水塘把这张脸隐去了，模模糊糊地，又幻化出一张脸。等到这样的脸化出了十多个之后，他忽然醒过来了。
妈妈后来一直在床上睡了两天，不吃不喝。将眼睛看着天花板，妈妈的眼睛本来是有一点漂亮的，在眉和眼之间有一点凹陷，使眼睛很有一点含蓄。现在她躺在床上，眼睛往上看着，瑞平就感到妈妈的眼睛渐渐变成了两个泉眼，不住往外面冒水。过了一会，上眼睑慢慢的轮一下，看得瑞平心跳。
石库门不是乡下的村子，南方村子的聚散循着家族或者亲情的规律，他们的地挨着地，一条河的水流过全村的水田。人们就通过河上的桥你来我往。城市人聚集在一起是因为谋生，他们每人有自己的算盘，彼此的关照仅仅是居住的必要联络。瑞平出门的时候，经常被人拉住，问一声：“你爸爸的脚怎样了？”“你妈妈怎么没有见到出来？”人们不过在打听着什么，在猜想着什么，在观察着什么，瑞平进出弄堂不时遭遇着那些关注的眼睛，或许是他们希望在男孩少不更事的回答中知道更多一些。而他们知道了就等于取得了知情权，有人问的时候就可以添油加醋地学说。妈妈长卧床上不起，一定知道本弄很少有人可以真正听她的倾诉。
生逢1966 5（6）
妈妈的眼睛在天花板上寻找着爸爸的影子。那个萧山城厢的青年是偶然认识她的。她从江边的乡下来到萧山城厢镇，参加一场招收高小生的蚕桑专科学校考试。她的家里很穷，在江边只有草舍两间，建在潮水冲来的细细沙土上。如果没有这个考试，家里就准备她嫁人了。蚕桑专科学校其实还是为贫困农民服务的，蚕桑指导员就是农民的技术员。这个学校不收学费，伙食免费。对一个十五岁的贫困女孩来说，已经是天堂了。她考得很好，名字在前面几个。她从江边走了十多里路来到城里看放榜，那是个初秋的下午。殊不知一个姓陈的青年也在看榜。他看到在“邵玉清”的名字下面，还有两个小字“萧山江边”。他二十二岁，正是需要订婚的年龄。奶奶那时对爸爸说，家里已经破落，门当户对找一个小姐是做梦了，你只能从贫困的女孩子中间去找。爸爸当年想要一个识字的女子，奶奶机警，便让爸爸去看榜。奶奶是在江边出生的，知道钱塘江边的风情，那里的沙地上出产花生棉花西瓜，那里的女子的腰肢柔软，能干又机灵。那里的女子总是贫困的多。儿子回来，奶奶就花几个小钱请学校的人将那张登记表拿出来，抄下“邵玉清”的家庭住址出生年月。奶奶请了一个会拆字的教书先生，八字暗合。她就央人提亲去了。
邵玉清遭遇了陈宝栋，小户人家的女儿遭遇了破落户的子弟也算是一段佳话。他们在杭州渡过相亲的一天，在魁元馆一人吃了一碗虾爆鳝。女子到嘉兴上学之后，他们便经常通信。爸爸的信里，为了表示有一点学问，有一点子曰诗云之类。妈妈的情书，内中有许多“家春秋”的语言。
万水千山日月光阴一下子飞渡。妈妈的眼前就出现了那个躺在水泥地上的躯体。那个躯体本来是直直躺着的，好像是一个惊叹号。妈妈总以为是一个弯曲的问号。
妈妈起床是因为对过的好婆和蓓蓓一起过来了。妈妈听到对过喊瑞平，又听到楼下的脚步响，妈妈看见天已经大亮，就起来了。她让瑞平泡两杯茶，自己就坐在床沿上等着。汪家好婆是何等精明的脚色，真相终有一天会在弄堂中尽人皆知。妈妈瞒不过她。
瑞平有一点心思，他对妈妈说，我今天出去一次。妈妈就说可以。瑞平说，我今天从早上出去，一直要到晚上回来。妈妈头也不回就说可以。
瑞平说，我是要想知道……
妈妈说，我也想知道。
瑞平说，今天我把你托给汪家好婆。
妈妈说，我已经起来了，你当我是没有用的人吗？
瑞平在房门口遇到了对面的两位邻居。汪家好婆一脸的关切，汪蓓蓓看了一眼瑞平，便把眼睛看着地上。
生逢1966 5（7）
汪家好婆就大笑起来：“同学呀，你到新疆去了一转不是还是同学吗？有什么难为情的？”
生逢1966 第二部分
生逢1966 6（1）
瑞平是晚上九点才回到家里的。
那时妈妈已经坐在一张方凳上，妈妈在吃一碗面。面上有着一片黄色的鸡块，有很多的葱花。桌子的边上是一只小小的篮子，90号和对过不到三米，好婆可以用一支竹竿，挑着篮头过来，这样的“摆渡”，是妈妈和好婆之间的拿手好戏。
妈妈指了指边上，那里还有一碗鸡汤面，上面也有葱花也有鸡片。“你的。”妈妈说，“蓓蓓的小娘舅来过了。”蓓蓓的外婆家在嘉定黄渡，这是上海乡下的家养鸡。
方桌的另一边上还有一双筷子。没有面，在筷子前面放了一只干净的空碗。这是明明白白留给一个已经不在场的人的。屋里已经很清爽，妈妈和瑞平的衣服也已经全部洗干净了，在窗前的晒衣杆上随风飘荡。妈妈就说：“还是养一个女孩好，你看蓓蓓一个下午就把家里弄得清清爽爽。”
妈妈不吃面了，看着瑞平吃。瑞平知道，妈妈是希望他说些什么。这也是瑞平奔波一天要想追寻的。
“我今天先到学校。”瑞平说，“自行车是向汤老师借的。”
瑞平顺着淮海路，到重庆路转弯，卢湾区委和区政府就在那里。瑞平想，爸爸开始一定是到区委去了。
拐过大院，瑞平看到了很多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有很多的打ＸＸ名字，这个年月，夏副区长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夏立行”了。看样子被批斗的次数已经大于等于二，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上一次批斗会上”如何如何的狡辩，以及在“本次批斗会上”他如何的用谎言编造事实。
在大字报栏的最后，瑞平见到了一份“我的认罪书”，署名正是“夏立行”。
我完全彻底的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此，我认罪，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我口服心服。
我本来出身于贫农家庭，年幼时就参加革命工作，身上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国民党的炮弹留下的伤痕。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但是，渐渐地，我放松了思想改造。对于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我学得不够，贯彻得不力。在反右的斗争中，我偏袒了工商界的右派。特别是伪装积极的资产阶级分子陈宝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而我被他积极肯干的外表蒙蔽，信任他，推荐他成为区政协委员，委任他成为恒大厂的副厂长。近年来，我接受了陈宝栋的许多礼物，计有金笔一支，月饼三盒，啤酒四瓶，香烟票五份，我还在他的家中吃过两顿饭。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区委的会议上，替资本家说话，说什么“公方厂长主要是把政治关，生产上还是要依靠资方的技术”，还说恒大的生产上去，陈宝栋有很大的功劳……
生逢1966 6（2）
瑞平看了看日子，原来是家里被抄之前贴上去的，那么爸爸一定看到了这张认罪书。公开场合的夏副区长，一直是很和蔼的，很亲切的。夏副区长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却一直是很严肃的。有时侯他们争吵几句，夏副区长便很严厉，一口胶东话说的爸爸连连点头。不是夏副区长被爸爸欺骗，而是爸爸完全被夏副区长征服。
妈妈就说了：“你爸爸给夏副区长什么礼物，夏副区长一定是要还的。爸爸给了夏副区长一支金笔，夏副区长就还了爸爸一本精装的日记本。夏副区长到家里吃饭，吃倒在其次，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话。一次是抗美援朝，我们家把所有的金子全部捐献出去了。另外一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爸爸和夏副区长一碰杯，两个人喝了一瓶花雕，爸爸的那间小厂马上就公私合营了。”
“那么，夏副区长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妈妈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瑞平说：“爸爸看到了两个夏副区长，一个是以前的夏副区长，在爸爸的脑子里；一个是现在的夏副区长，在大字报上里。”
妈妈就说：“两个夏副区长其实是一个，他就是那个夏副区长。”
瑞平说：“那么我就说厂里吧。”妈妈很费劲地把眼神从遥远的地方收回来，点了点头。
瑞平骑车到工厂的时候，正是中午。在工厂门口，他见到了爷叔。爷叔正在指挥几个戴红袖标的工人张贴横幅标语：“反动资本家陈宝栋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瑞平的眼睛瞪得老大，他以为爸爸至多只是一个懦夫，爸爸绝对没有胆子和运动对抗。
爷叔见到瑞平，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话对你说。”
瑞平就跟着他进了厂，厂里正在准备着一个批判大会。爷叔走进技术科办公室的时候说：“你都看到了。公安局已经来人说，你爸爸是自杀，不是他杀。他们在他的胃里发现很多的红色的颗粒，基本判断不是食物，所以肯定是自杀。既然在抄家之后自杀，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
爷叔从自己皮带上挂着的一大串钥匙中找出一个，启开了背后的一个技术档案柜，拿出一本很大的卷宗。里面是以前工厂里的技术记录。
嚯，那里有成千个徽章和标牌！
爸爸是一个细心的人，爸爸设计过的徽章和标牌，全部留着底份。爷叔早在需要关注的那些页面上，夹着一根根长长的纸条。每翻开一页，就是一条罪证。国民党的党徽、帽徽，有着汪伪标志的国民党党徽，三青团训练班纪念章，上海特别市的标志，运动会上有着国民党徽记的证章，还有一个古怪的三角型特训队的纪念章，爷叔说，那是汪精卫七十六号魔窟进门的标志。又有一个联谊会的标志，爷叔说，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联络的暗号。
生逢1966 6（3）
说到这里，妈妈“啊”了一声，眼睛一闭。泪水就从眼角像止不住的鲜血一样泻出来了。妈妈把眼睛张开来了，眼眶里全是泪水，眼白红红的：“那些当然全是真的，你爸爸画的样子，爷叔开的模子，我和工人一起点的漆。那个时候，做这些只能赚一些小钞票。可是不做这些，连小钞票也没有赚到，工厂要倒闭的啊！”
倒闭了工厂，陈宝栋就没有了资本家的头衔，妈妈就没有了资本家太太的称号，瑞平就用不着为自己的出身苦恼。为什么工厂不能倒闭呢？
妈妈只要盯着瑞平看一会儿，就把瑞平的五脏六腑全部看清楚。她说：“人啊，总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总要吃饭穿衣的是不是？”
妈妈就没有问瑞平又到了什么地方去了。瑞平也知道，妈妈已经不能忍受自己再说看到了什么。或许妈妈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需要他再说了。
妈妈将装过鸡汤面的两只碗洗干净，然后在自己的橱里抽屉里到处翻寻。东西全在楼下的房间里封着，拿得到的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陈家和汪家这些年做下的规矩，是不能将空的篮子递到对过去的，况且还有空碗。妈妈将橱门开得乒乓作响，抽屉拉进拉出，最后还是喊的瑞平：“你把绿豆和白糖拿上来。”瑞平下了楼又上了楼，妈妈就用竹竿将篮子和碗，以及一包那天拣得干干净净的绿豆和一包白糖晃晃悠悠“渡”到了对窗。
然后，妈妈就在床沿上，挑出一件天蓝色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瑞平看得害怕，妈妈就说：“我明天要去上班。”
“明天工厂要开批判大会。还是后天去吧。”
“你今天到厂里已经去过了，等于是做了个广播。谁都知道我晓得明天要开会。如果明天开会我不去，我能躲得过去吗？人家可能说我是逃避。”看瑞平站着不走，妈妈就说：“不要以为我会站在资产阶级的一面，我们可以和他划清界限。我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人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人家批判我也会批判。我总不过为这些徽章点漆罢了。厂里点过漆的工人阿秉、根发、秀娟、玉琴全在，他们总不是反动吧。”
瑞平看看妈妈铁一样的冷静，反而显得自己有了一点慌张。他便放了心，一声不响的退了出来。
现在躺在床上睡不着的人就是瑞平了。今天，瑞平是一个例外，他藏了很多的话没有对妈妈说。这些话不能和妈妈分享，需要独自一个人反复的想。
那天他又去了漕溪公园。
他在想，公园在晚上六点已经关门，爸爸是在九点打的电话。那时只有公用电话，全是在弄堂口或者是在新村大门前的，有电话的地方离开这里还很远。爸爸走到这里一定是在晚上十点了。那么，爸爸一定是越过篱笆进入公园的，这不是他惯常的行为，一定是他下了决心才这样做的。瑞平在绿荫下走着，设想着自己似乎是那天晚上十点以后的爸爸，爸爸走在路灯很少，绿叶掩映的小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话能和别人说，他只能一个人在这条小路上想着。他可能开始并不想一死了之，要不然他就不会向自己家里打电话。
生逢1966 6（4）
爸爸可能是在池沿坐下过。这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四围阴森森的，爸爸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他坐在这里想了些什么呢？警察说，爸爸是死在凌晨五点前后的。他是在惧怕初升的太阳从背后的凌乱的树丛上面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