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施令频发、严言警示未必能有所为，反之，则未必有所不为。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为，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
像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这就是黄老的治国之术——无为而治。
文子由此而言：“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所做的叫做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永远不变，而事就像琴瑟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因此虽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却不是'道’的本体。”
例如：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运用黄老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十分安定繁荣。当他要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特别嘱咐接任他的人说：“我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付给你，希望你谨慎行事，切勿频繁地使用刑法。”接任的人反问说：“难道这些比治理国家的事还大吗？”曹参说：“不。刑律、监狱是涉及到社会所有事情的工作。如果频繁使用，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就无法安置了，所以我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知，由于秦法过于严酷，所以天下反叛。由于汉武帝刑法森严，所以冤案众多。法治的弊端也即如此。《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愿地走正道。”曹参就是这样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把其他举措放在次要地位。太史公赞美他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他能给百姓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人民大众都称赞他的美德。”
综上所述，真正的为君之道就是黄老之术。黄老的治国风范，是君者应该细品善用的。
（五）孔子的“七教”和“三至”
孔子乃贤哲之人，崇尚仁义道德，倡导王道治国。
孔子对曾参说；“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能御敌于千里之外；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凯旋而归。”
所谓七教，孔子如是说：“做君王的敬重老人，臣民就更加孝顺；做君王的尊敬年长的人，臣民才会重视长辈；做君王的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充满爱心；做君王的亲贤爱才，人民才会择善而交；做君王的讲究德行，臣民就光明磊落；做君王的不贪得无厌，民众才不会争名夺利；做君王的谦逊礼让，臣民才会节操高尚。”七教是治民之本。君王作为臣民的表率，率先明确了教化的原则和意义，臣民就会跟着实行，从而从根本上匡正民风。这就是表率的作用。
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时，一定先将部分土地划分给诸侯，让他们分别治理归属的土地。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选出有才能的人，剔除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贤德之人就高兴，无能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孝顺父母、敬重兄长；选拔人才——做好这七项事情，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戴臣民如同手足之于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像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暑一样精准。君王的德性高，才能视远着近。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无边，不施利害就使人愿意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明君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的原因。
所以，君王能善待子民才能成就大业。臣民是君王称雄称霸的根本。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而赋税太重，人都怕死而刑法过于严酷，人怕疲劳而上面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人民安心了才会辅助你成就霸业。”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7）
对于“三至”，孔子说：“最高的礼不谦让，则天下大治；最高的赏什么都不花费，则士人喜悦；最高的乐没有声息，则天下和谐。”理由是，以前英明的君王对全国的名士了如指掌，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俸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好的社会风气因此而得以弘扬，所以“至乐无声而天下和”。由此得出，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凝聚天下人心的人；天下最伟大的智者，能用天下人的合力；天下最聪明的人就是能够起用最有德才的人。所以，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用人。有德之君如果能完全做到爱人、知贤和善于用人，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命令，听从调遣，人人奋勇向前，也就能御敌于千里之外。明君之所以进行东征西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将其铲除，改革其政令和统治，但却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财产，使其管辖之地的民众不因征讨而遭殃。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如同及时雨，降落在哪里都能受到欢迎。这就是正义之师，这就叫凯旋而归。因而扬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未乱就加以治理，军队未动就已经胜利。”
这就是孔子的“七教三至”治国之术，追求以德治国，推崇以仁待民。这也是王道的本质，是明君治理天下的根本。
六、取长补短治国家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对治国安邦进行过理论研究，都有一套颇有成效的治国方略，但诸子百家又各不相同，各有短长，君王在具体应用时应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各家各流派的治理手段和政治智慧。
（一）用教化进行统治
在很早以前的古代设立帝王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天下人总是以强欺弱，以诈欺愚，因此才设立天子来平衡他们。但是无论多么英明能干，也不能普照四海，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治理其不能顾及的地方。又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不能切实感受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诲他们。
总之，通过教化，利用人品来治理天下事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以德治国有时确实能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状态，是因为有道德。”
有德才会有得，在治理国家时适当的采用德治可以帮助君王实现自己的愿望。
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得到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宽容与严厉都要做到。所以守业可以依靠宽容但不可靠严厉，严厉不能像宽容那样使国家稳固；宽容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不如像宽容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令，能做到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义待人，就是文诛。以上三种方法作为国策在实践在执行，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所以《尸子》认为：“德，就是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义，是天地万物各有所宜；礼，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宜，井然有序，就是最大的仁。”
君王如果能做到德、义、礼、仁，国家就一定能井然有序。
文子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百姓就会追随；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但只要危害一个人，百姓就会反叛。所以任何举措的出台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又说：“人无廉耻就无法治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约束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所以明君在上，应将爱憎明白地显示给天下，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远避他。不随便动用刑罚，同时要修礼义，任贤能。”
（二）靠农业安定国家
作为君王，要使自己国家稳定得坚不可摧，必须重视各方面的治理，尤其是对农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没有良好的农业就不会有好的政治。国库里连粮食都没有，国家怎么能稳固呢？所以，农业的发展是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
要想使国库内的粮食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农业，充分利用土地。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过去少，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和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还有余力，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百姓可以升官，有罪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财源富足。不过三年，入库的粮食就会多起来。”
只有当百姓丰衣足食才会少生事端，只有储备的足够的粮食，国家才能抵御饥荒和灾害，只有当君王真正重视农业的发展，才能使国民真正认识到农业的作用。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8）
汉景帝下诏说：“崇尚奢侈，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会伤害民陶纺织。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纺织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百姓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天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衣物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发展农业的根本就是扩大土地的耕种范围，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因此，必须限制其他侵占土地的行为，只有如此，国库才会永不枯竭。
晁错在《盐铁论》说：“国家有丰饶的土地而人民却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业繁荣了，而田野却荒芜了；山林江海物产丰富而人民却资财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实用的物品，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所致。”
重视农业的英明君王汉景帝曾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使百姓丰衣足食。官吏有征发、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其获取的多少按盗窃论处。知道二千石以上的粮食被偷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只有人民的生活稳定了，国家才会安定。《申鉴》说：“不怕死的人是不能用治罪来恐吓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行善来勉励他。所以，为君者要先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三）以制度管人
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限制民众的行为就会出现纷乱。但制度的制定必须针对根源，才能顺应民心。如果制度不适应民情民意，比没有制度导致的纷乱还严重。所以为君者制定和颁布一项制度时一定要谨慎。
法令的颁布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假如在法令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尹文子》还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要照办，有的却不必。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会照办；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做不到。由此可知，作为君者，对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用制度治理国家，不仅要有一定的宽泛性，还要有一定的限制性，宽严得当才是最好的治理。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政治与教化有其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准则。”
君王在选择治理百姓的官员是必须选择不争权夺利的人做官，同时要使人民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使制度得以推行。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君子不如农民；流通货源，辨别贵贱，君子不如商人；使用工具，准备器材，君子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抓住要害，这却是君子的特长。”
文子也说：“力量可以胜任的，举起来也不沉重；能力够了，做起来也不难。”
只有制定一些能发挥人民特长的弹性制度，人民才能“心甘情愿”地执行。
为了严明法纪，为君者应该明确告知臣民做什么样的事情要被处死。但这种严厉的惩罚必须符合道义。
孔子告诫为君者说：“当君王的丧失道义去杀部下，是不符合礼教的。”因此三军大败，将领不可斩；法治不彰，刑罚不能动用。因为颁布制度的人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诫民众，却责备百姓的是虐政。政策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道德先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不行，就树立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撤掉无能的官吏。如果这样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严刑峻法了。”
由此可见，严刑的动用是有限制的。
其实，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德治和法制并施，仁义和法令并行，两种方法兼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统治。
东汉袁安说：“仁义和礼制，是法治的根本，法令和刑罚是治国的末节。没有根本，国家就无从建立，没有末节，根本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必须先以仁义教育人，再示之以礼让，使人迁恶向善，不知不觉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有法治为依托，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这是治国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他们不知道以仁义为根本；法令才能执行。如果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就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而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完成，双管齐下，二者并重，才会天下大治。”
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的宽恕是仁，法律的决断是义。仁义乃刑罚的根本。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9）
仲长子说：“从前秦国用商鞅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万众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因为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因此，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美的，只有将不同制度中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发挥作用，才是相对完善合理的制度。做到仁治不难，利用法治也不难，难的是将两种制度很好地揉搓到一起，而这恰是为君者最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