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十二旅、第十七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七个纵队：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二十旅），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辖第四、第六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二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而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方面的强弱，而且取决于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战争双方指导者的主观因素。
在1948年底、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这与人民解放军拥有一大批卓越的军事指挥将才是分不开的。刘伯承就是他们之中最为突出者之一。
日本人阿布秀山就曾说过：“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帅，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美国人杰米·卡洛奇认为：“二十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传奇的一个。”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在研究历史事件或是研究历史人物时，为了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当、具体的评价，往往喜欢采取比较的方法。
不论是中国的军事吏学者或是西方的军事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军事人物时，最喜欢把刘伯承、林彪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
林彪晚年有野心，阴谋不成乘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让世人唾弃，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所应具有的突出地位。林彪与刘伯承一样，历经百战，战绩不菲，曾获有“常胜将军”之称。在红军时期，24岁成为红军的军团长。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他则率一一五师。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声名传扬中外。解放战争中，他主掌东北野战军帅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指挥打了一个半多。血战四千街，举世瞩目，全歼廖耀湘，战史称绝。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这些当年他在黄埔的学兄，国民党内有名的战将，被他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林彪打仗，大处如掌风云，起伏跌宕，气势磅■；小处如刺锦绣，穿针引线，丝丝人扣。林彪指挥的许多战斗，成为了我军军史上的作战范例。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林彪都是一个罕见的奇才。
刘伯承与林彪，谁更胜一筹呢？
刘伯承，出身于贫寒之家，崛起于乱世之中。少年时投笔从戎，立志报国。早在讨袁战争中，就以勇谋双备、用兵神奇声名隆于川军诸将。北伐时，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之重任，雄视一方。南昌起义，他与周恩来、朱德等共谋义举。红军时期，他执掌红军军校校长之职，为共产党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将官，并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途中，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渡大渡河，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抗战中，率一二九师，兵新孙武，七亘村重叠设伏，神头岩歼敌，奇招叠出，屡战屡胜，声震敌胆。解放战争中，上党、邯郸、陇海、定陶之战，令国民党军队胆寒。率20万之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孤军深入敌人腹地、重围之中，游刃有余，更显出大将风范。淮海大决战，千军万马，风云变幻，刘伯承置全局于掌心，察萍风于独目，大开大合，阵地战、伏击战、攻坚战、运动战，运兵如指，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纵观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的全过程来看，刘伯承更有自己的许多不同之处。
一位日本军事史的研究专家因此写道：
刘伯承、林彪无疑都是战争奇才，两人都有将帅的大气与雄才，然而，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看，还是从战术史上的价值看，刘伯承都胜过林彪。林彪的杰出，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9年短短几年中，而刘伯承却一直占据着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引人注目的位置。研究1946年以前的中国战争，除偶尔需涉及林彪外，大多可以不提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却不可以忽略刘伯承。更重要的是，林彪的胜利，常常有优厚的外部条件，起码，他的部队所拥有的条件比刘伯承部队的条件好一些。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也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取胜的。他在东北一展宏才，也有三个刘伯承孤军挺进中原时没有优势。一是装备，日本人和苏联人都留给他不少先进的现代武器，使他的部队装备上明显优于同时的其他野战军。二是地利，他一进东北，便有现成的地盘和久战于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支持，而且始终有北满作为后方。三是东北偏于边关，蒋介石军队装备的补充，兵力的支援都比较困难。而刘伯承一生之战中，一直处于劣势逆境，打苦战、打险战，常靠智谋和细致才能取胜。他率兵深入中原，外是国民党重兵重围，内无粮草弹药的补给，无后方，无后援、无友军配合，而且北方士兵不惯于南方山地，军队数量装备明显劣于敌军，他却进退不乱方寸，攻守均有条理，很快打开中原局面，改变了全国战场的格局。刘伯承指挥的很多战役，都是战术史上价值非凡的典范战例。因此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刘伯承比林彪才能更全面、而且更富于创造性。
刘伯承回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之后，立即着手进行部队的整编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接着又主持召开了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任命了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成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共九个军。第三兵团，以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为副司令员，阎红彦为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为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十军军长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范朝利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参谋长，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军长由曾绍山担任，鲍先志任政治委员，郑国仲任副军长，钟汉华任副政治委员，杨国宇任参谋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萧永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
第四兵团，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为政治部副主任，赵炳润为后勤部部长，杨世荣为后勤部政委。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三军军长由周希汉担任，刘有光任政治委员，陈唐任副军长，廖冠贤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军军长由李成芳担任，政治委员雷荣天，王启明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朱佩■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五军军长由秦基伟担任，谷景生任政治委员，余洪远任政治部主任。
第五兵团，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张霖芝为副政治委员，甘渭汉为政治部主任，潘焱为参谋长，石新安为政治部副主任，吴机章为后勤部长。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第十六军军长由尹先炳担任，王辉球任政治委员，戴润生任副政治委员，杨俊生任参谋长，吴实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七军军长由王秉璋担任，赵健民任政治委员，萧元礼任副政治委员，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军军长由张国华担任，谭冠三任政治委员，昌炳桂任副军长，王幼平任副政治委员，陈明义任参谋长，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一个榴弹炮团，一个战车队，一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孔从洲任副司令员，徐立行任参谋长。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28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1500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旌旗指江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准备接管天，刘伯承，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瑶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曾创下让斯大林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发出进军令，邓小平受命再度领衔。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是更加残酷的激烈战斗。刘伯承认为，在部队渡江之前，必须作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尽快完成部队的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原有部队组织名称的改编，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二，做好兵员的补充工作。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原来野战军“兵源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建设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部队不深入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
其二，必须大力加强部队的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尤其是在不久即将举行的渡江作战中，部队的后勤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现在起，部队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通，部队物资拥挤和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线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的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此后不久，刘伯承将第二野战军的整编情况和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看了刘伯承的报告之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说道：“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
在刘伯承主持第二野战军整编和精心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为了配合渡江作战的军事行动，以及准备接管南中国华东地区蒋家政权，按照中央的部署，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也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迎接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二中全会到中央委员34人（原中央委员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会议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11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为20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这次中央全会，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怎样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二是研究准备接管天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全会指出，党着重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的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把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打仗靠良将，治国靠能臣。刘伯承是统帅于军、所向披靡的杰出将才，邓小平则是治军治国的奇才。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接近和新中国曙光的到来，后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共和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重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成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刘伯承因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区方面，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还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各中央局的人事作了重新安排。
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责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对华东局人事提出安排意见，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话。在谈话时，邓小平谦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漱石同志是华东局书记，我看还是他来做这件事更好！”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邓小平的话，而是微微一笑说道：“就让你来搞。”邓小平当时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由他挂帅准备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无疑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论各大区人事安排的方案并最后作出决定。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代表中央提出了华东区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
以邓、饶、陈、伯承、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